赫魯曉夫晚年的回憶錄中，記載了不少蘇聯高層的趣事，比如本文要講的“斯大林偷書”的故事。這件事看似普通，細思之下卻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1950年，胡志明訪問蘇聯。見到斯大林后，他從皮包里掏出一本蘇聯雜志，請斯大林給他簽名。請人簽名是法國人的習慣，胡志明也受到了這個習慣的影響，他說可以把這個簽名拿回越南給同志們看。斯大林聽后，當場在雜志上簽了自己的名字，胡志明很是高興。

胡志明離開后，斯大林越想越覺得不對勁。隨后，他就派人到胡志明那里，把雜志偷回來了。為什么呢？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是擔心胡志明會利用自己的簽名做一些事情。

此事令人細思極恐之處有二：一是斯大林的多疑陰鷙，簽名本來只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但這位沙皇式的人物卻以懷疑臣子的心理懷疑胡志明，將自己的權力視作珍寶禁臠，不許任何可能的風險發生，到了一種幾乎病態的程度。

二是斯大林拿回這本雜志的方式，他不是光明正大的要回，而是派人潛入胡志明那里，把雜志偷了回來。這種契卡式的處理方式被肆無忌憚地運用到了另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的身上，特務人員可以沒有阻礙地在胡志明的身邊行動，執行斯大林的一切命令，這怎能不令人感覺恐怖？

斯大林對待國際上的同志都是如此，對待國內更不必說，而其對待對手和敵人，手段更是干脆利索。

1943年，斯大林曾責令內務部領導人貝利亞，要他不惜一切代價對美國駐蘇大使威廉·哈里曼的辦公室進行竊聽。為此，貝利亞特命技術部門開發能夠通過美國使館檢測的竊聽器，蘇聯科學家里昂·特雷門最終研發了“金唇”竊聽器，并將安放竊聽器的行動命名為“金唇行動”。

1945年，蘇聯少先隊向美國大使館贈送了一個巨大而精美的木制美國國徽，“金唇”竊聽器就被藏在其中，美國人果然沒有發現，還把這個國徽掛在了他們的大使辦公室長達7年，直到喬治·凱南擔任駐蘇大使時他們才發現。1960年，聯合國安理會上，美國代表向世人展示了這枚竊聽器，之后，“金唇”被送往美國國家密碼博物館收藏和展示。

斯大林越是到了晚年，越是懷疑所有人，竊聽所有人，據貼身秘書里斯·巴然諾夫在回憶錄中說，斯大林曾下令在克里姆林宮裝了一臺60-80門的自動交換機，這臺交換機通過秘密輸出線連接到了克里姆林宮的每一個辦公室，而負責安裝交換機的捷克專家則在安裝完成后被秘密處死。另外，1993年，人們對克里姆林宮重新裝修時，還意外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地板下發現了一條密道。

赫魯曉夫曾回憶過去斯大林這種病態的多疑：有一天，他和米高揚一起散步，斯大林出來站在門口，他似乎沒有看到赫魯曉夫和米高揚，自言自語地說道：“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赫魯曉夫稱之為“驚人的自白”。

又有一天，斯大林吃飯時突然環視四周，生氣地問貝利亞：“為什么我周圍都是格魯吉亞人？”他要求貝利亞把所有人都換走，包括后廚烤肉的師傅。

赫魯曉夫認為，晚年的斯大林最害怕的人就是貝利亞，因為他身邊的契卡成員都是貝利亞安排的，他們聽命于貝利亞。貝利亞的權力太大了！赫魯曉夫信誓旦旦地說，他可以完全肯定，斯大林晚年有除掉貝利亞的計劃，不過由于他年老病重，這個計劃沒有來得及執行。

多疑是脆弱的體現，它常常表現為某種被迫害妄想癥，覺得身邊的人全都不懷好意，只要抓住機會就會一擁而上致自己于死地。斯大林晚年的多疑，正是如此。

斯大林的執政風格，塑造了蘇聯政治陰郁、灰沉、宮廷政治的特點，這個特點在斯大林死后依舊高度存留。前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過一件事：

1970年，李光耀收到了蘇聯總理柯西金的邀請，李光耀應邀出訪。來到莫斯科后，蘇聯人殷勤招待，但李光耀總是感覺陰森森的。他寫道：“雖然他們友善殷勤，我和芝（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卻老覺得房子里像是裝了竊聽器似的。”

在莫斯科的第一個晚上，晚餐過后，柯玉芝對李光耀說：很奇怪，蘇聯人這么注意我，一定以為我很能影響你。對我們的外長，他們卻不怎么注意。第二天，蘇聯人立刻就把注意力從柯玉芝那里轉移到了新加坡外長身上。

李光耀感覺匪夷所思，因為蘇聯人的行動如此明顯，他懷疑蘇聯人根本就是想讓他知道，他們就是在竊聽他。“往后幾天，我就連在廁所里也老覺得思想受人監視。”李光耀說道。

李光耀還記錄了另一件事，就是他們駐蘇聯使館的密碼翻譯員被一個蘇聯女子勾引，泄露了機密。李光耀說自己根本搞不懂，蘇聯人到底想從新加坡身上得到什么，他很困惑，但面對這個大國，他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去招惹他們。

赫魯曉夫被趕下臺后，也曾被勃列日涅夫嚴密監視，赫魯曉夫為此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連我家的廁所都有竊聽器！你們花費人民納的稅金，就是為了竊聽我的屁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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