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直在打包，明天一早將從哥大搬到羅島（Rosvelt Island)。

只是住了九個多月的小公寓，沒想到東西會這么多。衣柜深處、書桌角落、廚房抽屜，翻著翻著，連帶著那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都浮上來了：《阿諾拉》的電影票、寫到一半的筆記、被咖啡漬染過的杯墊。每一樣都和日常緊緊相連，都是證據。

每打包一件東西，都像是在關上一個小抽屜。

下午，朋友來找我，我們在校園里走了一圈。學期快結束了，到處都是“結束”的信號。草坪上搭起了腳手架，臺階前一排排塑料座椅早已裝好，是為畢業典禮準備的。校園小教堂里有人在排練畢業演講，有畢業生穿著淺藍色學位袍走來走去，拍照的時候大家都笑得特別用力。原來，當然，不只是我一個人要說再見。空氣里確實彌漫著一種氣息，叫“結束”。

我指給朋友看Butler圖書館一個靠窗的角落，我告訴他，去年剛來哥大時，整整兩個月我都在那里修改新小說。經過Kent Hall時，我們談起丁龍，那個捐出畢生積蓄只為在美國高校建立東亞系的“普通中國人”。之后我們沿著哈德遜河走了一段，又轉到附近的街道上喝咖啡。春天的樹木是嶄新的，風吹過來讓人很舒服。

朋友提起張愛玲寫在哥大和胡適的交道，我也讀過那篇文章。張愛玲寫胡適來看她，她送胡適離開的時候，兩人在宿舍門口站著，說話時她看到街角露出一塊灰蒙蒙的江面，霧色彌漫。她看著胡適的背影，她寫：他圍巾裹緊的臉上掛著笑意，脖子縮在舊色的大衣里，身影厚重如一尊雕像。

張愛玲看到那樣的胡適，被震驚了一下，因為眼前這個普通的男人竟是胡適。那種被命運輕輕按住肩膀的時刻，她記住了。她說，那一刻悲愴之風從十萬八千里之外的時代深處吹來，吹得人眼神與心神一陣迷茫。

朋友坐上Uber離開后，我一個人在咖啡店門口的椅子上又坐了很久，直到傍晚的陽光劃過馬路對面紅磚墻的頂部。有那么一刻，回想這一天，我也像張愛玲一樣，突然被擊中了一下。這種“被生活輕輕提醒”的瞬間，不是感傷，也不是失落，是一種“意識到”的時刻。

我意識到，這一切以后不會再發生了。

不是說我不會再來哈德遜河邊、不會再坐在街頭喝咖啡，而是不會再以“現在的我”的身份，一個訪學哥大的寫作者，再經歷這些了。

這些平平常常的時刻，突然帶來一種令人驚訝的震動感。有些生活片段，它并不會提前通知你什么時候要告別，它只是悄悄地，變成了“最后一次”。而你愣住的那一下，就是生活給你下的通知。

我會記得今天。不是因為它特別，而是因為它太普通了，普通到你幾乎以為它可以永遠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