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程皎旸身上有一種雜糅的氣質:武漢人的直率、北京人的幽默、香港人的干練和拼搏進取。她是香港新一代異軍突起的寫作者,以“新移民”身份,游走在巨幅玻璃幕墻和窄小街巷之間,隨手攫取一個個光怪陸離的香港故事。
今年5月,程皎旸的中篇小說集《打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狂夏夜游》《香港快車》《海濱迷葬》等11篇作品,荒誕而迷醉的傳奇外殼下,包裹著冷峻的現實內核,批評家稱其為“新南方寫作”的有力實踐,“凸顯了新一代香港書寫的廣闊可能”。
程皎旸在武漢出生,北京長大,18歲移居香港,是香港大學的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港,她從事過多份職業,從文化記者、國際4A廣告公司策劃師,到金融集團市場營銷、大學講師……也借由工作之機,深入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去香港之前,我經常在熒屏上或小說里看到香港,我喜歡看TVB的電視劇,張愛玲、李碧華的小說,還有王家衛的電影……但是當我真正進入到香港的時候,我覺得我跟它之間的熒屏被打破了。我從一個觀眾,一個很喜愛它的粉絲,穿越進了這個熒屏里面,好像進入一個沉浸式的大型城市演出。”程皎旸告訴南都記者。
當現實和想象之間呈現落差,正是文學靈感閃現的微妙時刻。程皎旸敏銳地關注社會問題,又寬和地接受香港文化對自身潛移默化的影響。她故事里的主角大多是在香港打拼的年輕人:有實現階層爬坡但因金融風暴破產的投資者,隱姓埋名去游艇會做小職員的藝術家,廣告公司處理公關危機的資深策劃……對這些青年才俊而言,理想耀眼,揾食艱難,在時代和資本的卷裹下,她們看似平坦的前途會在霎那間波詭云譎。但“在人生的風暴漩渦中,很多年輕人依然是充滿野心的”,這種野心就像來勢洶洶的臺風,具有摧枯拉朽的更新力量。
香港人把刮臺風稱作“打風”,在程皎旸眼里,時代洪流中、繁荒世相下,年輕人對理想的堅持,正如一句粵語俗語所言,“打風都打唔甩”。
南都專訪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年輕人的野心好像臺風
南都:《打風》這個書名有什么寓意?
程皎旸:《打風》這個集子,其實最早名字是叫《8號風球》。“8號風球”在香港是有很特色的一個詞,臺風是分級的,1號風球、3號風球,大家正常上班上學,但是到了8號就停課,也不用上班了,對于我這種打工人來講就特開心,很竊喜。但是8號風球也很滑稽的,它通常工作日晚上悄悄地出現,等到中午12點之前八成就會改成3號,這樣我們似乎永遠只能放半天假。要么就是節假日的時候風球給你掛8號,到了節假日結束,馬上就變成3號。
另外一層意思是,臺風過后,尤其8號風球過后,香港可能有些樹會倒了,一些廣告牌會掉了,有一些老房子屋頂會被掀翻了。我們怎么面對我們的生活,怎么在這個七零八落的世界里再走出來,再正常去上班上學,這就是一個隱喻。我們的主角遇到人生風暴以后,她要怎么樣去走出這樣的困境,怎么樣繼續生活下去。
我的故事里面很多角色都是在大都會里面打拼的年輕人。比方說《狂夏夜游》里的女主角,她是一個保險行業起家的投資人,后面可能遇到了金融風暴;《海濱迷葬》的女主角其實是藝術行業的,因為一些事情,她隱姓埋名做了一個普通職員;又或者說《紙皮龜宅》里面,主角也是大廣告公司里面一個策劃人,當她要去幫大地產公司做洗白廣告的時候,她該怎樣抉擇?在人生的風暴漩渦之中,很多年輕人依然是充滿野心的,希望在大都會里面通過自己的實力去證明一些什么,獲得一些什么,這個我覺得也很像一種來勢洶洶的風,年輕人的那種野心就好像臺風的感覺。
不過,后來我們成書的時候把書名改成了《打風》。是因為我跟我媽在聊天時,我說到8號風球,說“要打風了”。我在香港說廣東話,“聽日(明天)要打風了”,但廣東話的語言我用普通話的調子講出來,就很有意思,變成你要“打”這個風,但風是看不到的,我為什么要去打它?這個詞就很有意思,具有粵語特色。還有一句粵語俗語是“打風都打唔甩”,它的意思是形容有些東西,連臺風都刮不走。這句話逐漸也演變成一種幽默的形容,例如有次看了一個新聞,香港一個樓市開盤,那天是臺風天,港媒的標題就是“香港人買樓打風都打唔甩”,形容大家就算面臨臺風危險,依然爭先恐后搶樓花,很搞笑。放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說一對情侶的愛情長長久久,“打風都打唔甩”。如此說來,用這句話來形容一個人對夢想的堅持,也很合適。我覺得“打風”這個詞具有多種多樣的意象可講,所以用作了書名。
南都:《打風》里也使用到一些粵語,你怎么看小說寫作中方言的使用?
程皎旸:我書寫的時候,盡量用書面語去陳述情節和描寫畫面,但會夾雜一些粵語常見的詞,比方說“今天我要返工了”,或者說“我要返家了”。為什么我要保留“返”這樣一個動詞?第一它能夠反映出粵語特色;第二就是我本身也很喜歡這樣一個詞,它很有古風的感覺。
還有很多這樣的字眼。例如在粵語里不會說“你吃飯了嗎”,而是說“你食咗未”?用的是食物的食;不是“你食了沒”,而是“你食了未”,“未”就比“沒”聽起來更古典 。當然,我也會盡可能選一些就算大家不太肯定其中含義,但也能猜到八九不離十的字眼,這樣既能保留粵語的古典美,也不破壞閱讀順暢感。
“沉浸式”的香港寫作
南都:你是香港的新移民,在香港念書并留港工作,一方面深深地融入這個城市的肌理,另一方面仍然是外來者和觀察者。你怎么描述自己和香港這座城市的關系?
程皎旸:我前段時間去澳門文學節做分享嘉賓,有一個來自香港的觀眾,現場發言,說看完我的小說,覺得我是完全投入在香港這個城市中,去生活、去思考、去感受,是“沉浸式”書寫香港,而不是旁觀似的寫作。我認同這樣的說法。
我的香港寫作,也隨著我與這個城市的感情而有所成長。最初我關注在香港的異鄉人。我大學畢業第一年,得香港青年文學獎的那篇小說叫《螺絲起子》,主角是一個為區議員做助理的新移民少女。故事里的區議員,主要為一個公屋社區服務,而那個社區,有很多需要幫助的新移民,恰好,女主角本身也是香港和內地跨境婚姻之下的孩子,這份工作喚醒了她遙遠的有關家鄉的回憶,也令她經歷了一場青春風波。寫那篇小說時,我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離開校園,進入職場,一個職場小白,屢屢受挫,我與香港的感情,就好像拍拖到瓶頸期的情侶。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身邊還有一些內地來的同學,甚至還會遇到幾個老鄉。到我真正進入職場,身邊其實全部都是本地人,很多時候整個公司里,就我一個是從內地過去的,我跟本地人一起工作,一起討論,一起聊天,粵語進步飛快,但有時我無法真正理解同事們的笑點,始終覺得隔了一層什么東西,大概因為我們無法共享青春期的回憶,就算年紀差不多,但大家是看著不同的綜藝節目、聽著不同的電臺夜話長大的。
在我去香港之前,我經常在熒屏上或小說里看到香港,我喜歡看TVB的電視劇,張愛玲、李碧華的小說,還有王家衛的電影。我一開始很迷戀呈現在文字或熒屏上的香港,但是當我真正進入到這座城市的時候,我覺得我跟它之間的熒屏被打破了。我從一個觀眾,一個很喜愛它的粉絲,穿越進了這個熒屏里面,好像進入一個沉浸式的大型的城市演出。
我一直覺得香港很像一種大型的舞臺,這個城市跟北京或者跟上海有所不同,它的空間非常小,都是縱向發展,基本上每走幾步就是一個風景,而且它的風景是完全不一樣的。比方說我走在灣仔,這一條街的正面全部是非常靚麗的高樓大廈、玻璃幕墻,但是一個十字路口拐進去,里面就是唐樓、紅燈區,掛那種黑色小簾子的情色酒吧——這就是我所見到的香港,它好像萬花筒,而我就是在萬花筒里面行走的一個人。
程皎旸的香港街拍。受訪者供圖
我很喜歡拍照,我會用手機拍一些街拍,抓拍街上的人。比方說我有留意到大街上很多駝背老太太,又矮又瘦,駝背大到令她們抬不起身子,她們多數會推著一個鐵板車,車上堆滿了紙皮,堆得比她們人還高。我好奇怎么香港會有這么多這樣的駝背老太太?我才開始去查資料,發現原來這些老太太都是撿紙皮去賣錢,換取一些生活費,她們很窮,有的甚至沒地方住。有一天晚上我回家,遠遠看見一個駝背老太太趴在地上,整理紙皮,我忽然覺得這個老太太特別像一個巨大的烏龜,因為她的駝背很像龜殼。我做了一些有關的資料搜索,然后寫了《紙皮龜宅》。那篇小說就是講一些撿紙皮的駝背老人,但我設計了很魔幻的情節,他們的駝背原來是可以打開的,里面有一個房子可以讓他們住進去,因為無家可歸,老無所依,寧可把自己變成烏龜,有了龜殼,就有地方住,很殘酷的一個故事。
我對香港的觀察經常就是這樣。我在香港到目前為止也生活了快15年,但大街小巷發生的一些事情,依然持續給我靈感,啟發我的寫作。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這個城市里面的一員,我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一個超級超級高效的城市,好像香港電梯都要比北京的快好多倍,而且它不僅快,電梯里的人還自動站在右邊,讓左邊的人可以流動出來,讓那些更著急的人可以更快地走上去。無形之中我也變成這樣的人,我現在去了別的地方,其他城市,我都會覺得電梯太慢了,不夠快,我感覺是這個城市對我的影響,于是慢慢也就有了香港文化附身的感覺。
程皎旸鏡頭里的香港。受訪者供圖
泳池是鋼鐵森林里的一小片海
南都:你在小說里好幾個地方寫到香港的泳池,這個意象有什么特別的地方?
程皎旸:我發現泳池是香港的一個特色,很多小區都有一個露天泳池。香港房子都很高,從小小的公寓窗戶往下看,你會看到一片藍色的方方的池子。香港陽光是非常強烈的,空氣質量特別好,夏天來得也很早,從高樓俯瞰,我時常會被那塊藍色池子反射出的波光粼粼所吸引——我覺得這小泳池就是鋼鐵森林里面的一小片海。
香港是海濱城市,但香港的海,其實也是明碼實價的。你給的錢越多,你看到的海越漂亮,你從半山上看到的是最美的維港。但如果你買不起,你還是想要海景房,你可以買“一線”海景,就是房子和房子中間隔了一點點海景。如果你買不起任何海景,你就看泳池,泳池也是一個小小的海景。我覺得這有一種黑色幽默的感覺。
南都:說起來,這本書的封面也是一幅海景,是你拍的嗎?在什么情況下拍的?
程皎旸:封面是我拍的,很漂亮的海景。有一段時間,因為我那個時候還要租房子,就到不同小區去看房。當時去了油塘的一小區,在一個新開樓盤的樣板間陽臺上,俯瞰到了一片漂亮的海,海面上停滿大大小小的船。那是一個豪宅,很小,零居室,二三十平,可能都要八九百萬。價值千萬的海景,我趕緊給它拍下來。
這本書的內封也是我拍的。有一天下雨,我在中環的置地廣場,商場有個大落地窗,雨水打在落地窗上面,有雙層巴士開過來,我就拍了這一張。
冷調敘述魔幻現實
南都:你的很多寫作是由現實問題、社會現象啟發的,但風格又比較天馬行空甚至魔幻,你怎么去處理現實和虛構的關系?
程皎旸: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思考如何虛實結合,虛構與非虛構中間的那一道墻如何打破,這個度應該怎么樣去衡量?我以前和朋友講到過“我看香港”和“真實的香港”之間的關系。伍迪·艾倫有個電影叫《開羅紫玫瑰》,女主角很喜歡去看一個電影,有一天這個電影里的男主角居然從熒幕里走了出來,跟她談戀愛——這種感覺很像我和香港之間的感覺。來到這個城市之前,我很喜歡看跟城市有關的文本、電影,我腦子里對香港的想象,就可能像王家衛影像中或張愛玲小說里寫的香港。到我真正帶著想象走進來,發現真實和我的想象始終是有不同的,而這種不同是一個能夠很好沖擊我心靈的微妙時刻。
當然,這也跟我的寫作手法有關。雖然靈感來自于真實的新聞或者我親眼所見的東西,但是我寫的時候,可能會加入一些很迷幻或者超現實的情節。比方說《狂夏夜游》里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歡,在泳池里面,女主角感覺有人把她往下拉,然后突然變了一個生物出來,是像牛一樣的魚,魚帶著她穿到了另外一個人家里,她再從那個人家里面出來,沿山路慢慢走回到自己家。現實原型是什么?我現在住在西貢,我家對面真的有一座山,一條小路爬上去,就可以爬到非常知名的昂平高原。我鍛煉走的那條山路,其實就是我小說里女主角從朋友家走下來的那條路。而且西貢一直有一個傳說,在香港叫“西貢結界”,很多人到西貢爬山就迷路了,消失了,找不到了。《狂夏夜游》也有一點那個感覺,我把都市傳說也雜糅進去。
最后結尾女主角真的來到海濱避風塘,看到一頭牛,這個也是真實的,西貢真的有牛。西貢有海濱長廊,很多游客來玩,那里的生態環境很好,草坪上時常出現野牛,所以這個是很真實的畫面。女主角看到那頭牛,牛又變成了一條魚,把她帶回到泳池里。
我覺得香港給了我很好的創作基礎,因為香港真的就是一個很魔幻的城市,你時不時能在中環里面碰到野豬,在巴士站碰到猴子,各種各樣的動物出現在如此發達且人來人往的國際大都會里,是不是很神奇?其次我個人也還蠻喜歡看《聊齋》,我前段時間還翻了一下《山海經》,里面也有類似于牛和魚結合的生物,我覺得這種生物蠻適合生活在南方,就把它加在了《狂夏夜游》里。但這篇小說的底色還是現實,女主角是賣保險起家的“New money”,但經歷了一系列人生風暴后,一無所有。其實,在香港很多高才畢業了以后找不到工作,就加入了保險行業。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朋友圈是很浮夸的,什么百萬圓桌會議啊,開很多浮夸的游艇派對啊,好像很賺錢的感覺。有段時間我也在保險公司里面做市場營銷,也知道保險行業的一些事情。你看上去好像很努力地階級爬坡了,但也許背后是貸了很多款,才有了體面的生活,這些都是夢幻泡影,經不起風浪的,一場風波來了,啪一下你就被打回原形。《狂夏夜游》的底色非常現實,香港就是一個金融之都,很多人表面光鮮,但你不知道它這個光鮮到底怎么來的,你也不知道這光鮮它第二天又會怎樣。
香港青年作家程皎旸。
南都:你生在武漢,長在北京,讀大學和工作在香港,這三個城市對你的性格產生了什么影響?
程皎旸:我覺得是性格上的一個雜糅。武漢人比較直爽,而且武漢的女人是很厲害的,武漢話有個詞叫“女將”,就是專門來形容女性。這個詞,一下子就帶出武漢女人那種潑辣、勇敢、心直口快的感覺。我小學時候很喜歡看武漢作家池莉的書,特別喜歡她一個用武漢話書寫的小說,叫《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非常巧妙地用一些方言,甚至是“漢罵”,帶出武漢人彪悍、豪爽但又有點“苦中作樂”的特色。
10歲之后到了北京,我發現北京文化跟武漢不一樣,北京的同學很逗、很貧,很多不同的話題,生活也挺多姿多彩。畢竟北京是更大的一個城市。我在小學時,跟其他北京同學一起,參加了七色光管樂隊的訓練,集體去天安門還有人民大會堂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那么大型的活動。有段時間我的性格也很“北京大妞”,說京片子,對人都很熱情。
但是這種熱情到了香港是行不通的。我一到香港就發現自己過于熱情,可能把同學嚇壞了。逐漸我發現在香港,大家很多時候幾乎沒有表情,跟你說話也很禮貌克制,哪怕內心已經千軍萬馬,但表面風平浪靜。我在香港住久了,慢慢也變成那樣子。可能因為這個城市速度極快,人們沒有太多時間跟你說那么多閑話,而如果要說閑話,也要在特定的場合才說。香港人很有秩序感,例如在公交上不會吃東西,也不會大聲說話,車廂里都蠻安靜的。這導致我在文筆上也會變得會更克制一點,更偏冷調一點,聽上去波瀾不驚,但是里面講的東西是很可怕的,由此產生更大的戲劇張力,我覺得這也是我小說的特色。
采寫:南都記者 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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