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魯漪文 劉一鳴

一部重約 200 克的蘋果手機，背后卻是一個跨越全球、調動數百家供應商、涉及十幾個國家的龐大產業網絡。它的芯片來自臺積電，屏幕來自韓國，鏡頭來自日本，最后在大陸或東南亞組裝，再搭乘飛機飛往你所在的城市。

但這種依賴自由貿易和全球協作的供應鏈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2025年5月12日，中美兩國政府發布聯合聲明，宣布將于2025年5月14日前互相暫停部分加征關稅。自4月2日特朗普宣布的“對等關稅”起至發稿日，在這場歷時一個多月的關稅風波中，蘋果的股價也如同過山車一般劇烈波動。

在地緣政治風險仍未完全解除的當下，我們不妨借此機會回顧蘋果的過去，并思考其未來走向。本篇文章我們就來深入聊聊被稱為“供應鏈大師”的蘋果到底是怎么建立起一整套全球供應鏈生態體系的。

我們將回顧蘋果在上一次關稅襲來時的應對策略，梳理蘋果是如何借助“果鏈”的轉移完成全球布局的，探討為何印度和越南短期內難以取代中國的核心地位。

新一輪關稅戰，會不會徹底改變蘋果的全球制造模式？蘋果，又是否準備好應對這場風暴？

（本文為視頻稿件改寫，歡迎大家收看以下視頻）

01

關稅襲來：蘋果的應對之策

Chapter 1.1 “美國制造”的iPhone：有可能嗎？

早在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與硅谷科技公司的一次晚餐上，就向喬布斯提出了一個問題：“把iPhone放在美國制造，有可能嗎？”

那一年，蘋果售出了近7000萬部iPhone、3000萬臺iPad和5900萬件其他蘋果產品，而這些產品幾乎都產自美國以外。當時，喬布斯的回應是：“不能。”

2012年時，庫克也做過類似嘗試：他宣布要在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生產一款零售價3000美元的Mac電腦，并且這臺電腦會被打上“美國組裝”的標簽。但后來這項計劃嚴重滯后，據紐約時報報道，原因竟然是蘋果找不到足夠多的螺絲釘。

當時在德州，蘋果只能依賴一家僅有20名員工的車間，每天最多只能生產1000顆螺絲釘。螺絲釘的短缺導致這款電腦的銷售推遲了好幾個月，最終蘋果不得不從中國訂購。

經歷了這場慘痛的教訓，也讓庫克在日后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論斷：“在美國，你可以把模具工程師召集起來開個會，但我不敢保證能把這個房間坐滿。而在中國，參加這種會的人可以填滿好幾個足球場。”

因此，蘋果一直沒有把寶押在美國生產上，而是半強制性地要求中國供應鏈廠商出海。直到今天，蘋果也謹慎地沒有提過將手機生產線全部移到美國國內。科技媒體404 Media甚至斷言，“美國制造的iPhone幾乎是癡人說夢。”

Chapter 1.2 蘋果的策略：庫克與政府的周旋

2018年，在特朗普的第一次任期期間，中美貿易開始產生摩擦。此時，高度依賴于中國供應鏈的蘋果立刻感到了危機。從最終的結果看，蘋果在第一次貿易戰期間受到的影響并不大，因為庫克在當時做了兩件事：一是轉移供應鏈，二是白宮游說。

早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美國總統前后，大部分的科技公司CEO都選擇回避與政府對話，包括時任Uber CEO Travis Kalanick和現在在美國政壇十分活躍的Elon Musk。但是庫克卻不同：哪怕在移民、種族和科技監管等議題上立場分歧明顯，他依然頻繁出現在白宮。

庫克的策略并不復雜，他選擇的方式就是像和另一位企業家交流一樣與特朗普對話。他告訴特朗普：“我們都是在經營一家成功的美國公司，請幫我維持這個成果。”

除了前文提到的奧斯汀工廠以外，蘋果也是下了血本，承諾對美國制造業的投資，并創造就業機會。蘋果保證，2018年在美國國內供應商上的支出將會達到550億美元，并在五年內創造超過2萬份工作。

我們也可以在大量公開資料中看到特朗普對庫克和蘋果的態度轉變。2016年，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曾經指責蘋果將生產和制造都放在中國進行。到了2019年，雖然他仍然堅持蘋果應該把工廠搬回美國，但可以聽出他對庫克本人的態度已經有所緩和。

2019年8月，特朗普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征新一輪關稅時，特意提到了蘋果在短期內，會因此受到來自三星的競爭壓力，因為三星不需要繳納關稅。

庫克的這些努力最終換來了成果。蘋果成功將Apple Watch和藍牙耳機等產品移出了2019年的關稅清單，避免了直接沖擊。雖然白宮堅稱沒有特殊待遇，但蘋果確實比其他科技公司更早獲得了豁免。

同一時間，庫克也沒忽視與中國方面的關系。蘋果在中國的供應鏈雇傭了超過三百萬人，幾乎一半的供應商工廠都設在中國大陸，如果蘋果離開中國，損失的不只是市場，更可能是整個硬件體系。

2019年，歸功于當年58歲的庫克，在中國生產的蘋果手機最終并不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的2500億美元關稅名單中。而七年之后今天，對于這次的關稅戰，庫克依然選擇了使用同樣的策略。

首先是穩住白宮。根據《華盛頓郵報》，庫克與美國商務部長Howard Lutnick進行了通話，討論關稅對iPhone價格的潛在影響。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特朗普政府四月初宣布對智能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暫時免征關稅和庫克的游說有關，但這至少為蘋果爭取到了一定的緩沖期。

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保持微妙平衡、在各方力量中找到灰色緩沖區，是庫克時代蘋果的一大特征。相比起果斷撤出或者強硬對抗，蘋果的方式更像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延續——在大國競爭中繼續活著，繼續出貨。

Chapter 1.3 兩次貿易戰期間，供應鏈布局調整

除了穩住白宮，蘋果也在做兩手準備，積極調整其供應鏈布局。據MacMagazine稱，蘋果已開始在巴西生產iPhone 16e，這是蘋果首次在中國或印度之外的國家啟動新機型的生產。此外，蘋果還從印度空運了約600噸（約150萬部）iPhone到美國，以避免潛在的關稅影響。

庫克也在今年二月宣布將要繼續在美國國內投資5000億美元，并在未來幾年內在德州的休斯頓再建一個工廠，專注于服務器和人工智能項目。

只是當下，美國政府公開表現出的態度好像是：“美國制造”板上釘釘。

Howard Lutnick 現任美國商務部部長： 為了制造iPhone，數百萬的人手工在擰那些極小的螺絲，但這些工作轉移到美國后，將通過自動化實現。技術工人是美國的傳統強項，比如機械師、暖通空調（HVAC）專家、電工等等，他們將會解決這些問題。美國的勞動力核心是受過高中教育的美國人，美國將就此迎來就業復興潮。

4月3日，特朗普第一次宣布“解放日”關稅后，知名蘋果分析師郭明錤（Ming-Chi Kuo）也發文稱，“若蘋果不漲價，則整體毛利率估計顯著減少約8.5-9%。”即使4月11日美國宣布將對中國產的蘋果產品的關稅從145%降至20%，蘋果仍面臨供應鏈重組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從農歷新年后集中補貨的節奏，也能看出蘋果對此前景并不感到輕松。

4月25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稱，蘋果計劃在2026年底之前把大部分賣到美國的iPhone都轉移到印度生產。目前，蘋果每年在美國市場售出6000萬部手機，其中80%都在中國生產。

想預測之后事情的走向，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2018年前后所發生故事：當時，全球電子制造業的供應鏈開始出現所謂的“G2”格局，即各家企業需要準備兩條供應鏈，分別服務于美國和中國。不過在此之前，蘋果就已經未雨綢繆，將中國的生產線向世界其他地區轉移了。

直到iPhone 4為止，所有的蘋果產品都是由富士康制造和組裝的。2011年，庫克接任CEO后，選擇了調整蘋果的制造策略，2012年發布的iPhone 4s是蘋果第一個由富士康及和碩同時生產的機型。

2017年，蘋果首次選擇將供應鏈擴張到印度，第一個在印度生產的機型是2016款iPhone SE。當時，蘋果并非唯一這么做的公司，包括亞馬遜和微軟在內的科技公司也在這段時間將它們的生產線移至印度和越南。

Viola Zhou Rest of World科技記者： 中國生產流程的每一步都已經打磨好了，并研究出了最優的解決方案。印度只是復制了現有的中國生產流程。

從2018年開始，庫克開始執行他的“3+3”戰略：蘋果的各種產品（無論是iPhone、Apple Watch、還是Macbook、AirPods）都要求在中國和中國境外各有3家供應商。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供應鏈的管控，因為只要沒有一家能真正做到主導，就勢必會產生一定的牽制與競價；另一方面則是規避地緣政治風險。

2019年，富士康首先宣布，其25%的產能位于中國以外，足以滿足美國市場對iPhone的需求。立訊、歌爾、藍思等重要的果鏈企業，也相繼在越南、印度準備產能。

一些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2019年緯創開始在印度生產iPhone老機型；2020年近三成Airpods產能遷入越南；2022年，蘋果將iPhone 14的生產和組裝也交給了印度的工廠，這是蘋果第一次在中國以外生產最新的機型。此后一年不到，蘋果開始在越南生產MacBook。

蘋果原計劃在2019年將新款Mac Pro的組裝遷至中國，但由于加在重要零件上的關稅，這一計劃受阻。盡管特朗普政府隨后宣布對這些零件豁免關稅，蘋果最終還是決定將這臺電腦的最終組裝留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工廠。這一決定不僅避免了關稅，還展示了蘋果“美國制造”的承諾。

雖然蘋果股價一度在特朗普宣布電子產品關稅豁免之后反彈，但當下蘋果面前的路比2019年更復雜。如今的生產網絡，更可能是為美國以外的市場而設，而美國消費者所用的iPhone，可能在經歷一次看不見的“大遷徙”。

這場遷徙最終會落在哪兒？是更貴的產品？更少的選擇？還是更長的等待時間？關稅的博弈，不只是發生在會議室里，也更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錢包里。

Dan Krassenstein Procon Pacific全球供應鏈總監 “Selling to China”作者與編輯： 中美這場貿易戰中的輸家是誰？是兩國中最脆弱的群體。 在中國，是那些與這場戰爭無關、只是在工廠辛勤工作的工人。他們每周工作40到60小時，只為掙點錢寄回老家，養家糊口。

美國情況也一樣。由于貿易戰導致商品成本上升，美國過去二十年一直依賴的中國低價供應鏈受到影響，在沒有同樣低價的替代供應來源到來之前，沃爾瑪、好市多等超市中，原本價格低廉的衣物和生活用品會開始漲價。那些收入有限、無法承擔高價商品的藍領工人不得不在“買嬰兒車”還是“買炒鍋”之間做選擇，因為這兩樣產品的價格可能都漲了一倍，他們也是這場貿易戰的受害者。

貿易戰是如何影響蘋果上下游的一系列的供應商、工廠與工人的？接下來我們將拆解剖析蘋果的供應鏈到底是如何運轉的。

02

“果鏈”長什么樣？

過去，在所有蘋果產品上能看得見的地方，都刻著這樣一句話：加州設計，中國制造。這句話就是全球供應鏈的縮影：在當時，硅谷提供了最尖端的電子產品設計，而這些設計真正的落地，卻是在深圳、鄭州等城市的工廠里，由工人一個個零件手工組裝而成的。

Ker Gibbs 上海美國商會前主席 “Selling to China”作者與編輯： 蘋果在庫比蒂諾設計iPhone，生產制造環節則遍布全球，但蘋果甚至并不擁有自己的供應鏈，以中國為例，蘋果最大的代工廠是富士康，此外還有其他按照蘋果規格進行生產的公司。但除了富士康這樣的大型供應商之外，還有大量的其他供應商，負責提供從低附加值的零件到為蘋果專門定制的零件，包括螺絲、屏幕、外殼，甚至芯片等等。

而蘋果對供應鏈本身也傾注了許多心血。當喬布斯掌權蘋果的時候，就以事無巨細的管理模式為人所知，這當然也包括供應鏈。

Ker Gibbs 上海美國商會前主席 “Selling to China”作者與編輯： 喬布斯以想要掌控產品的每一個細節而聞名，他希望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不僅是在軟硬件整合方面，更是在制造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

但蘋果的供應鏈變成如今的結構，大部分還是現任CEO庫克的功勞。庫克于1998年加入蘋果，2007年擔任COO，當時他主導的工作就是蘋果供應鏈的構建。

庫克從2004年開始幫助蘋果轉向海外制造，一個高效的全球供應鏈也成為了蘋果商業帝國的基石。而在“果鏈”中，中國企業是重中之重，蘋果全球200家主要供應商中，超過80%在中國設有生產基地，涵蓋從原材料到組裝的完整產業鏈。iPhone中最關鍵的零部件，大多來自于中國以及周邊國家地區。

比如AirPods全球最大的代工商，也是iPhone重要的供應商立訊精密；蘋果玻璃蓋板的主要供應商藍思科技；生產AirPods麥克風、iPhone揚聲器的歌爾股份；給iPhone攝像頭生產光學器件的水晶光電；iPhone電池的重要供應商欣旺達等等。

為了提升供應鏈的效率，庫克做了三件事：精簡供應商、推行零庫存理念、進行戰略投資。

Apple Insider在2012年報道，庫克剛加入蘋果后，就將供應商數量從100多家減少到24家，導致各家供應商需要為蘋果的業務相互競爭。

為了減少沒有用的庫存，庫克在剛任職的時候就將倉庫的數量減少了一半。他還推行了一套堪稱人類歷史上最精湛的供應鏈模式——Just-In-Time。該模式的邏輯是“在需要的時候，按需要的量，生產需要的產品”，有著一系列精準的流程設計和實時響應機制，能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庫存、最高的周轉率來分工協作，生產出最低成本的產品。

蘋果憑借這樣高效調配生產資源的供應鏈模式，獲得了很高的利潤率。通過這樣的策略，庫克在2012年把庫存周轉天數降至5天，遠低于當時戴爾的10天和三星的21天。

Ker Gibbs 上海美國商會前主席 “Selling to China”作者與編輯： 庫克的領導可以看作是蘋果公司自身發展演變的一部分，他也將公司帶向了不同的方向。如今，蘋果雖然高度依賴不同的第三方制造商，但依然能對這些供應商保持很強的控制力，所有的生產會嚴格按照蘋果的規格和指示進行。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蘋果能決定哪些工廠、哪個國家、哪家公司生產哪些產品，這就意味著主動權都在蘋果手上。因此，蘋果在越南、中國和印度等國家所部署的制造基地都各有分工，每個基地都對特定產品做了優化，不同國家所生產的產品也各不相同。

過去十年，果鏈轉移的全球之旅

早在第一次貿易戰開始之前，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已經呈現出了顯著增長的趨勢，像蘋果一樣的跨國企業也敏銳地意識到了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的不可持續性。

所以從2017年開始，蘋果開始強調“中國+1”策略，將位于中國的生產及供應鏈有意識地轉移到其他國家，以分散風險。蘋果現在的“+1”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國家：

印度：目前已承擔全球超過15%的iPhone生產任務，2024財年出口額超過100億美元。

越南：AirPods和Apple Watch的重要制造基地，已有35家蘋果供應商在此設廠。

墨西哥：接近美國市場，有望成為Mac、iPad組裝的新選項。

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主要承擔零部件組裝與中游制造，在逐步承接中國轉移出的中低端產能。

印度和越南是轉移的主力。富士康、立訊精密、歌爾股份、藍思科技等果鏈核心供應商紛紛在這兩個國家的工業區扎堆建廠，試圖復制中國"果鏈"。

蘋果按照前文提到的“3+3”的布局，必須將供應鏈中一定比例的訂單轉移到海外，其中簡單的策略就是：誰在海外有廠，訂單就給誰。

比如富士康就是轉移比較快的公司：2021年，富士康在越南北江省投資2.7億美元建設工廠，生產iPad和Macbook，并在2023年擴建該工廠。2024年6月，富士康斥資3.8億美元在北寧省建設工廠，專門為蘋果設備生產高精密主板，此后一個月內又在越南北部廣寧投資5.51億建設產線，生產Apple Watch和AirPods組件。

但是盡管蘋果產業鏈轉移了這么多年，不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方面，還是沒有誰能替代中國工廠對蘋果的貢獻。下文就將逐個分析：這些國家，真的能復制中國模式嗎？

Chapter 3.1 印度接盤：效率、質量與政策三座大山

表面上看，印度吸引“果鏈”公司有清晰的核心邏輯：有14億的人口，且平均年齡在26-28歲，足夠年輕；工人的平均月薪僅1000元人民幣，勞動力成本足夠低；而且莫迪政府還宣布了27億美元的電子制造業補貼：印度制造。

蘋果為此不僅推動富士康和塔塔（Tata Electronics）在當地擴產，還在班加羅爾建立了蘋果在印度的公司總部，新開了直營Apple Store，希望借“在地生產”換取“在地市場”。

然而，現實遠比紙面復雜。印度工廠所面臨的第一道挑戰是蘋果生產線的重中之重：質量把控。

NPI（新品導入流程，New Product Introduction）是蘋果供應鏈中的一個核心部分，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全新設計的產品，從工程樣機打磨、測試驗證，到量產投產之間的“橋梁”。

Viola Zhou Rest of World科技記者： 一個新產品推向市場時，其制造流程的優化往往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的研究過程。過去一直是富士康、立訊等中國代工廠的工程師，在不斷研究、優化iPhone的生產流程。

Viola Zhou作為科技媒體Rest of World的記者，曾經和團隊前往富士康位于印度的工廠現場進行報道。她告訴硅谷101，面對疫情期間中國工廠轉運的影響，以及媒體對代工廠內勞工問題的關注，蘋果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當時，蘋果告訴供應商，需要它們在印度做和中國一樣的事情，盡管產量可能會小一點，但還是要盡可能把新產品研究和相應的NPI流程搬到印度，目標是在未來推出新產品的時候，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可以一起發貨。

這段時間，為了把控印度生產的iPhone質量，富士康派遣大量中國管理人員入駐印度。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工廠的iPhone整機良品率，也還是長期徘徊在85%-88%之間，遠低于中國鄭州富士康98%的“黃金標準”。

看似不大的比例差距，在產能提高后，造成的損失將變得很大。比如每生產1000萬部iPhone，印度工廠就有120萬部不合格，而中國工廠僅有20萬部。

2023年，塔塔集團為蘋果生產的外殼良率僅50%，意味著每兩個組件就有一個不合格。2024年，印度組裝的iPhone 15因大腸桿菌超標和工藝缺陷，在歐洲和中國市場遭遇大規模退貨，迫使蘋果降價20%清倉。

前文提到，蘋果計劃在2026年底之前實現大部分賣到美國市場的iPhone都由印度供應。該計劃也意味著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里，印度的產能需要提高一倍。在我們撰稿時，印度目前遭遇了美國26%的對等關稅，不過獲得了暫時性豁免，雙方正處于關稅談判中。

即使這樣，該計劃能否真正落地還有待商榷。按照富士康的披露，它計劃在2025-26財年，將印度本地產能提升到2500萬-3000萬臺。但作為龍頭企業的富士康，能否和其他廠商們一起完成6000萬臺的目標，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第二點與質量息息相關的是工作效率。印度的制造業發展畢竟為時尚早，工人并不習慣工廠的工作模式。

在印度金奈的富士康工廠，人均工作效率僅為中國的50%-60%。組裝一部iPhone通常需要2-3名印度工人，才能達到1名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此外，印度勞動法也強制規定，工人每天工作最多8小時，上午需安排特定的進餐時間，且上午和下午每兩小時需要休息一次。以及印度頻繁的宗教節日也經常導致停工。并且印度仍然存在高低種姓之分，高種姓和低種姓不能在同一個地方工作，這種制度性隔閡進一步加劇了印度的階級矛盾。

Viola Zhou Rest of World科技記者： 人們或許以為印度工人的效率低下是工人動作緩慢導致的，但實際情況卻更復雜。根據我與當地工人的交流，他們的效率瓶頸并不只是因為個人問題，比如一個工人打螺絲慢了一拍，而是每一個環節都慢了一點點，整個生產流程的銜接遠不如中國工廠這般嚴絲合縫。比如在中國只需要換一次班，而印度則需要換兩次，每次換班都會浪費好幾分鐘。再加上印度工廠普遍會安排上午茶和下午茶時間，員工也還有定期休息的時間，這些都對蘋果iPhone的生產速度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最后一點是，印度政府朝令夕改，導致企業很難形成一個長遠的策略。

過去幾十年里，幾乎每個品牌在印度都遭遇過不公平待遇：三星、小米、谷歌等等公司，在印度都被政策罰款過。盡管莫迪承諾退還25%的設備投資、提供免稅工業用地，但企業很快發現這是幻象：聯邦與各邦層層加征的地方稅、隨時變更的勞工法案、以及針對外企的突擊罰款，都讓外企們如履薄冰。在印度，“政策紅利”往往伴隨著難以預見的合規風險。

此外，由于印度人口眾多、面積龐大，導致每個地區的習慣和風俗都不一樣，有的地方支持建設工廠和國際運輸，但有的地方卻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Dan Krassenstein Procon Pacific全球供應鏈總監 “Selling to China”作者與編輯： 以印度為例，我們在總理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取得了顯著進展。當地的阿達尼集團作為一家大型企業，在該邦投入了大量資金，憑借其專業能力成功開發了蒙德拉港。這是一座高效率的世界級港口，現已成為古吉拉特邦制造業產品出口的主要通道。 不過，由于印度面積遼闊，而且內部包含了眾多不同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盡管聯邦層面有統一的制度安排，但各地區的運作方式卻大不相同，因此并非所有邦都像古吉拉特邦一樣高效。

Chapter 3.2 越南幻象：中國溢出的“影子工廠”

除了印度以外，越南近年來在生產制造能力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越南的工業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中國的經驗，并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

越南現有人口約9000萬，其中年輕人占比較大，工廠用工以女性為主，這些因素使得其在勞動力供應上具備一定的競爭力。雖然印度是蘋果第一個嘗試在中國以外生產iPhone的國家，但現在越南卻成為了果鏈轉移到東南亞的首選。

施展 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中國制造業往越南的轉移并不是轉移，更準確地說法應該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2023年至2024年間，我走訪了越南和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和中東多個地區。在各地的所見所聞都表明，目前供應鏈外遷的都是組裝環節，最多伴隨一小部分的一級供應商。而二級及以下的供應商，大多還是扎根于中國。這種“溢出式的結構”使得企業能繞過關稅壁壘。因此對美國而言，必須設法堵住所有漏洞。

所以在四月初的關稅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特朗普政府根據貿易逆差來計算關稅，美國對越南的關稅高達46%。

但越南要想替代中國大陸還是很困難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越南工程師的技術還較為薄弱。現在越南都是中國的工程師、設備和工廠直接過去，相當于越南就是中國的一個省的“外溢”。干活的都是同一批人，而本地員工還只能做一些執行類和操作類的工作，短期內無法替代技術層面的工作。

2.越南的很多紅利正在消失。2024年越南的各種勞動力價格、房價，都已有很大幅度的上漲。在當前中國僅轉移了一點前臺的情況下，河內與胡志明市周邊工業用地的租金價格已經超過上海和深圳。這樣夸張的漲幅，讓當地的要素價格完全承受不住。

3.文化差異。相比中國工廠常見的高強度、彈性用工模式，越南的勞動力管理方式更加注重個人生活和福利保障。比如，在硬件制造領域，生產有明顯的周期性，高峰期需要迅速擴招，淡季則人員需求下降。在中國，許多工人愿意以短期合同工或臨時工形式工作。而在越南，工人往往享有更好的勞動條件，大多數人每天可以回家而非集中住宿，工廠管理也更少采用軍事化手段。

Chapter 3.3 巴西制造：關稅洼地下的新希望？

蘋果供應鏈還可能去到的目的地是巴西。因為巴西的關稅稅率比印度更低，只有10%。

早在2011年，富士康就在巴西建廠，用來組裝iPad和iPhone。轉移至巴西的邏輯跟印度類似，都是國家面積大、平均消費能力不錯且人口超過1億。由于巴西的中國進口關稅比較高，為了避免這部分高關稅，富士康干脆在當地建了一個組裝廠，之前主要是供應巴西的國內市場，大概體量是每年能生產500萬臺。

如果能夠在巴西的基礎上擴產，從巴西出口美國，有以下幾點優勢：第一是距離近，第二是巴西的產能提升應該比印度快，第三就是美國對巴西的關稅目前還比較低。

Chapter 3.4 中國制造：仍然無法替代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在短期內難以被取代，我們根據采訪與調研，總結出了以下四點原因：

第一，制造經驗的深度積累。以深圳為代表的制造重鎮，幾十年來一直承接全球電子產品代工任務。許多工廠有著20年、30年甚至40年的專業生產歷史，并形成了極高的分工與專精程度。比如某家工廠只做遙控器，另一家則只做電視機背板。這種深度不是簡單復制一條生產線就能學會的。

第二，完善而本地化的供應鏈體系，上下游公司，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成熟的“果鏈”公司。比如在中國造手機，從鏡頭、芯片、模組到外殼、電池、包裝盒，都可以在同一省份完成。這在世界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反觀東南亞國家，即便有生產線，也必須大量依賴從中國進口元器件。

Dan Krassenstein Procon Pacific全球供應鏈總監 “Selling to China”作者與編輯：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我想把工廠從中國遷出，搬到其他國家。”因為不論搬到哪個國家，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都應該是：原材料從哪里來？是就近獲取，還是仍然要從中國進口？這正是目前許多越南工廠所面臨的常見情況：它們使用越南勞動力，提單上顯示的也不再是中國了，而是越南出口公司。但它們的原材料從哪里來？比如塑料、零部件、IC芯片、引擎或者產品模具，這些原材料往往仍然來自中國。

所以哪怕把生產線從中國搬到了越南，實際上只是把供應鏈拉長了：要先把這些零件從中國出口到越南，再在越南進行組裝，最后再出口到美國。整個流程變得更加復雜，但真正的依賴并沒有消失。

第三，高素質的勞動力結構。在中國的大城市，擁有本科甚至碩士學歷的工人并不罕見，許多人能夠勝任一線管理、工程調試、流程改進等復雜環節。這使得當產品出現突發問題時，現場人員可以及時溝通、解決，大大提升了生產穩定性。

第四，文化與工作意愿的差異。由于印度和越南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制造業大國，所以它們的工人對高強度的工作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各種因素相加，導致生產效率不如以前。

所以時至今日，這場供應鏈的大轉移并沒有能讓蘋果擺脫地緣政治問題。彭博社4月13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道，蘋果目前在印度生產20%的iPhone手機。摩根大通預測，到2025年，越南將承擔全球AirPods組裝量的65%以及iPad組裝量的20%。

04

全球博弈背后，普通人的生活影響

在這場關于iPhone、關稅與供應鏈的博弈中，我們看到的是技術、地緣政治、資本、勞動力之間復雜的牽扯和再平衡。對企業來說，是一場全球配置資源的持久戰；對政府來說，是一場制造“經濟主權”的豪賭；而對你我普通人而言，則是一道道需要重新計算的賬單，也可能是一份即將丟掉的工作。

也許我們沒辦法決定下一部iPhone產自哪里，也不能左右世界貿易的方向。但在這場不斷重構的全球化中，了解供應鏈的脈絡，就是在重新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轉，也是在理解我們手中這部200克的小小設備，為什么會如此輕，卻又如此重。

以上就是硅谷101對于蘋果當下的全球供應鏈布局的梳理，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你對“美國制造”與“全球制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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