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服，超越于品官服飾制度之外。天子用它來別親疏、明等級，用它來控制人心。為此，明朝皇帝甚至大膽運用了一類長得像龍袍的特殊賜服。

破壞規矩的皇帝

大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嘉靖帝春祭山陵。群臣朝見時，嘉靖帝忽然發現，兵部尚書張瓚竟穿著一身“蟒服”。他無論如何也想不起，自己何曾賜過這樣一件衣服，便生氣地對大學士夏言說：“尚書不過二品，怎可擅自穿蟒？！”夏言趕忙解釋：“張尚書穿的是欽賜飛魚服，雖然長得像蟒，但并不是蟒。”

蟒服

有明一代，蟒紋與飛魚紋十分相似，甚至連皇帝都傻傻分不清。不獨蟒紋、飛魚紋，它們與斗牛紋、麒麟紋也極為類似，而繡有這類紋樣的服飾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早在明英宗正統年間，皇帝就下令，不得隨意穿著“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否則“工匠處斬，家口發充邊軍”。

此后，歷代皇帝也屢頒禁令。嘉靖帝最是積極，一登基就發嚴令。幾件衣服就讓皇帝如此疑忌，是否小題大做？也不盡然，因為這些衣服都與龍服相似，因而必須嚴禁。

明朝蟒紋似龍紋，最大區別在于龍為五爪，蟒為四爪。而飛魚又與蟒相似，最顯著的不同在于飛魚尾部為魚尾。斗牛是頭上雙角向下彎曲如牛角狀。麒麟則是龍首蹄狀足，身上有鱗，這組紋樣的共通點是像龍。明朝皇帝還特意為這些“龍兄龍弟”排了個次序：蟒僅次于龍，飛魚又次之，接下來是斗牛、麒麟。

然而，皇帝三令五申的禁令，并未收到多大效果。這類“龍袍兄弟款”在有明一朝日益風靡。因為帶頭無視甚至破壞皇帝命令的，正是皇帝本人。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明孝宗朱祐樘久病大愈，又趕上大祀天地。在如此有儀式感的場合，朱祐樘做了一個決定：賞賜內閣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皇帝一方面對這種類似龍袍的服飾充滿疑忌，一方面所賞賜的袍服規格又越來越高，甚至動用了與龍袍最為相似的“坐蟒”。

“龍袍”作用超乎想象

在君主專制極為發達的明朝，這種類似“龍袍”的服飾，發揮著超乎想象的效用，就連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們，也被這華美的袍服所吸引。

蟒服

對于土司楊應龍來說，萬歷十四年（1586年）是既喜又優的一年。這一年，他向朝廷獻上70棵材質美好的大樹，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都指揮使職銜和一件飛魚服。

不過，當他進一步試探朝廷，希望得到一件蟒袍時，卻遭到了拒絕，這讓心性高傲的土司頗為不甘。其實，若對比祖上最初獲得的封賞，楊應龍應當感到滿足了。

播州楊氏，是西南最大的土司之一。洪武五年（1372年），楊應龍的祖先楊鏗向新生的明王朝稱臣納貢，成為明朝“編制”下的土司，駐地就在今天的貴州遵義市。為了招撫和籠絡土司，明王朝往往不惜厚賜。

土司朝服靠“賜”，這說明盡管他們得到朝廷頒發的印信，但并不表示，他們可以和普通文武百官一樣著裝。只有受到明文賞賜后，才有資格穿上此類官員制服。

正德二年（1507年），當播州土司楊斌為其父楊愛請求賜服時，所提要求變為“請進階及服色”，即為楊愛的服色升級，升為比實際品級更高的官服。這就是賜服中的“借服”。

楊斌的要求遭到了禮部的拒絕，理由是服飾乃等級和權威的標志，不可隨意授人。不過，已被楊家人收買的兵部，卻以楊愛舊有剿賊大功，通過了這個請求。

對于楊斌來說，這只是個開始。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更是被賜予蟒衣玉帶，成為蟒袍加身的一員。而這樣的賞賜，也徹底打開了楊氏土司的胃口。所以，當楊應龍獲賜飛魚服時，他就援引其祖楊斌為例，想進一步獲賜蟒服。

除了播州楊氏，隔壁湖廣境內的永順彭氏土司，也獲得了麒麟服、飛魚服、蟒服等各種賞賜。土司們穿起“龍袍”，虛榮心日益膨脹。而對于明廷來說，送出越來越多的飛魚服，其實一點兒也不吃虧，因為皇帝獲得了更為重要的東西。比如正德十三年（1518年），永順土司彭世麟被賜蟒衣三襲，明廷獲得了大楠木470棵。楊應龍的飛魚服，也是用70棵大木換來的。

土司們這么愛送木頭，是因為明朝皇帝真的缺木。據載，正德、嘉靖、萬歷幾朝，紫禁城屢遭火災。為了重修宮殿，需要大量的經費和木材。于是，皇帝苦思冥想，計上心來，開始鼓勵大木良材所在地的土司進貢木材，而皇帝所需要付出的，有時只是幾件蟒袍、飛魚服而已。

只是這樣換來的大木也好，忠誠也罷，多不可靠。在獲得飛魚服十年后，播州土司楊應龍就反叛了。

人們對賜服失去敬畏之心

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新登基的明成祖朱棣向禮部下詔，對遠人要懷柔和撫綏。緊接著，明朝使者帶著成袓登基的消息，分別向朝鮮、安南、暹羅、爪哇、琉球、日本等國進發。遠人來朝，乃天子地位的象征。對于武力奪取皇位的朱棣來說，比誰都更迫切想要得到世人承認。令他欣慰的是，朝鮮等國積極響應，立即向大明遣使表示臣服。

如何對待各國使節？朱棣心里有數。被他趕下臺、生死未卜的侄兒朱允炆，早已為他做出了示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麗建立李氏朝鮮，其五子李芳遠篡位后，朝鮮國王開始接受明朝皇帝的冊封，宗藩關系日益密切。

李芳遠派出使者，向建文帝請賜冕服。無論是文武百官，還是土司酋長，權力再大，也不敢請賜冕服。因為在明朝，冕服只允許皇帝、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等穿用，公侯以下禁用。李芳遠的這個請求，引發了明廷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但是，建文帝還是決定賜予朝鮮國王九章冕服。在大明，這是皇太子和親王才享有的榮耀。果然，朝鮮對明朝感恩戴德，向大明的朝貢和請賜越來越頻繁。當明朝換了個皇帝時，李芳遠立即向新皇帝朱棣請賜冕服和書籍。李芳遠又得到了朱棣所賜的金印和九章冕服。

朝鮮一直是朝貢請賜最積極的“標兵”。有時候，他們甚至直接向明廷提要求。比如，明宣宗時，朝鮮國王李掏認為，朝鮮世子冠服與陪臣相同，無法彰顯身份，在其請求下，宣宗特賜朝鮮世子六梁冠（等同于明廷二品朝臣）。

英宗時期，李掏又請賜遠游冠、絳紗袍。有了賜服的直接示范，朝鮮的衣冠制度開始了對明朝亦步亦趨的模仿，以至甚至發生了日本入侵朝鮮、明朝抗日援朝的事件。當雙方議和后，神宗決定效仿祖上，再次對日本使出封王、賜印、賜服的“殺手锏”。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明朝使者到達日本，送上封王沼書、金印和冠服，豐臣秀吉接受賞賜。此前，皇帝雖對日本偶有賜服，但規格等級一直不高。

賜服的變化，反映著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變化。而賜服這一屢試不爽的手段，也成為大明王朝行之有效的外交工具，維護著與周邊各國的宗藩關系。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靈活多變卻日益走向了混亂。民間也穿起了飛魚服、麒麟服。尤其是婚禮上，新娘著紅色婚服，紋樣多與賜服相同：麒麟、斗牛、飛魚甚至蟒紋等都有。

皇帝隨意賜服，人們對賜服也逐漸失去了敬畏之心。混亂的服飾與混亂的人心一起滋長蔓延，直至明朝滅亡。

來源：新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