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5 年4月23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商學共創日”第4期在國發院承澤園舉行。全天包括承澤論壇、MBA講壇、E21承美讀書會、DPS博士論壇共六場不同主題的活動，多位知名學者、杰出企業家和校友嘉賓參與分享。本文根據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大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大國大城》《向心城市》作者陸銘在當天上午第35期承澤論壇上的演講整理。

分析中國經濟時，要特別注重一個結合，就是將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升級與空間經濟趨勢結合。原因在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與城市化和人口的聚集總是相伴而行，這一過程本身與產業升級密不可分。

過去很多年，我一直圍繞這個觀點開展學術研究，產出了一些學術成果，既有專業學術著作，也有社會大眾相對所知的《大國大城》及新近出版的《向心城市》等圖書。今天時間所限，我只講一些摘要，詳細內容歡迎大家讀書。

后工業化時代的產業變遷與城市化新特征

首先看看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當前，中國正逐漸步入后工業社會。經濟統計數據顯示，服務業在GDP和就業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上升。這主要基于兩個原因：

首先，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產性服務業越來越多地發揮為制造業賦能的作用。黨的二十大提出建設制造強國的目標，同時強調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以及數字中國的建設。這些領域都與生產性服務業相關。一個國家的制造業越強，其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賦能作用就越強，進而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

其次，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傾向更多地轉向生活服務業，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在消費總額及GDP中占比的逐漸上升。

圖1中橫軸代表人均GDP，縱軸表示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圖中向右上傾斜的這條線代表了經合組織（OECD）發達國家走過的發展軌跡。從圖中可以明顯看出，人均GDP水平越高，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也越高。由數字和紅色箭頭構成的軌跡展示了中國的發展路徑，可以發現中國的服務業占比也是逐漸上升。

將中國的情況置于全球背景中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每個相應的人均GDP發展階段，中國的服務業占比都偏低。換言之，中國未來服務業占比的持續上升不僅是經濟發展的規律，實際上也是當前產業結構減少扭曲的必然結果。

與產業結構相對應，再來看城市化率。圖2以人均GDP為橫軸，城市化率為縱軸，這條向右上方傾斜的直線表明，在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一定伴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圖2中黃色三角形代表中國的城市化路徑。單獨看，中國的城市化率的確在增長，然而在國際比較的視角下我們不難發現，在每個人均GDP水平上，中國的城市化率均低于國際平均水平。

由以上兩張圖可見，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和城市化率這兩者之間顯然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在回答二者的具體關系之前，先將我國城市化率與鄰國日本和韓國進行對比。

圖3中橫軸代表人均GDP，縱軸則代表城市化率。當我們將三個發展水平各異的國家置于同一人均GDP的可比基準上時，呈現出的現象是，盡管韓國與日本的經濟發展步伐不同，但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下，韓國與日本的城市化率幾乎重合。

我國城市化率的計算涉及兩個指標。圖3中藍色線條代表以城市常住人口（含外來人口）計算得出的城市化率。在每個人均GDP水平之下，相較于日本和韓國的歷史同期數據，我國城市化率都偏低；若將城鎮人口定義為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我國城市化率則更低。目前，我國城市中常住超過五年的外來人口約占外來人口總數的一半，常住超過10年的外來人口僅占外來人口總數的20%。這反映出我國城市化率受到戶籍制度等相關政策的顯著制約，導致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圖4中紅色線條代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眾所周知，二產和三產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發展，目前二產和三產在GDP中的占比已達到93%。然而，即便將未獲得本地戶籍的外來常住人口納入統計，城市化率也僅為67%。二、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雖高，但人口比重卻不夠高，這無疑會導致城鄉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

正因如此，只要地區間存在收入差距，人口流動的方向一定是從收入較低的地區流向收入較高的地區。我在《向心城市》一書中指出，當前我國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向：農村向城市流動，尤其是沿海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以及大城市本身從城市外圍向中心城區流動。這種流動趨勢是人們追求個人收入最大化和就業機會最大化的行為選擇結果。

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日益向服務業傾斜，服務業相較于制造業更依賴于人口集聚。這是因為絕大多數服務業產品需要面對面的交流，人口密度就反映了服務業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交易成本。盡管線上技術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時空限制，但線下空間人與人面對面交流的效率仍然更高，這正是服務業的特點。

鑒于此，我接下來展示幾張反映中國當前經濟人口空間分布的地圖。圖5是我們利用車流大數據繪制的經濟活動空間分布圖。

通過與上海評駕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我們繪制了兩張圖，一張代表貨車，另一張代表客車。圖中的線段表示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車流，車流達到一定等級時，圖上就會出現一條線。因此，線的密度能夠反映經濟活動的密度。可以看出，經濟活動呈現出非常清楚的城市群發展態勢，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地區是我國經濟活動密度最高的區域。

同時，從城市群內部的經濟活動分布來看，經濟活動并非均勻分布，而是呈現出中心城市向外圍輻射帶動的作用。這表明當前中國經濟活動在空間上已經形成了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為帶動的城市發展格局。

關于人口流動的情況，我們團隊對比了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從地級市和直轄市的人口增長變動圖中可以看出，在胡煥庸線東側，人口流動有向沿海地區、大城市（都市圈）和中心城區集中的特點。最有代表性的是東北地區，整體人口明顯負增長，但長春、沈陽、大連三個城市的人口卻呈現正增長。在后工業化時期，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客觀規律。這是每個微觀個體在最大化自己的就業機會、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質的情況下“用腳投票”的結果。

我們團隊還繪制了數據更細致的人口分布圖，顯示人口還在向中心城區集中。以哈爾濱為例，在整個城市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心城區人口卻呈現正增長。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集中式收縮”，即整個城市人口收縮，但向中心城區集中。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人們從農村向城市遷移，從小城市向大城市遷移，從城市外圍向城市中心集中。

根據我們的數據，以地級市和直轄市為統計單元，當前中國有60%的城市人口處于正增長，40%的城市人口負增長。在人口負增長的城市中，有一半的城市屬于總體人口負增長，但中心城區人口正增長，如哈爾濱；另一半城市則是總人口和中心城區人口都負增長。而且，這種趨勢不僅沒有放緩，相較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間，人口集中趨勢還在加快，人口負增長的城市數量還在增加。

戶籍制度改革是當務之急

鑒于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即“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機制，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障、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在現實生活中，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仍有大量外來人口未能獲得本地戶籍，未能實現市民化。接下來，需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解決這一問題。

然而，我們在調研中還發現另一種現象：在一些城市如昆明，盡管落戶門檻較低，但仍有許多外來轉移人口沒有落戶。經過詢問發現，主要原因是這些外來的農村居民擔心在城市落戶后會失去自己在農村地區的土地權益等。針對這一問題，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這一表述回應了部分進城務工人員不愿落戶的顧慮。未來，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將消除進城務工人員的后顧之憂。在城市落戶后，他們可以自愿選擇有償退出農村權益，也可以選擇保留農村的相關權益。

從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角度來看，鑒于人口大量向大城市集中，我們需要加快流動人口市民化以及城市間積分累積互認。對于長期穩定就業和居住的外來人口，應確保以實際居住年限和社保繳納年限為主要標準，加快推進市民化進程。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特大城市之間，應率先實現外來人口積分落戶同城化累積互認。舉例說明，在南京、蘇州、杭州是基本處于同一發展水平的大城市，未來的積分落戶累積互認意味著某人在南京居住三年，然后在蘇州居住兩年，最后決定在杭州落戶時，前五年在南京和蘇州的居住和社保繳納年限可累積計算。

盡管在大城市，有一些外來人口可以通過積分制度落戶本地，但仍有大量外來人口在一定時間內難以順利落戶。因此，需要從國家層面推動公共服務資源按照常住人口進行配置。換言之，即便未獲得本地城鎮戶籍，也應盡量在制度上允許城市居民獲得市民化待遇。在市民化待遇中，子女教育尤為重要，公租房、廉租房以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也是重大關切。這項改革的進展速度和覆蓋范圍取決于具體的政策。

自2023年以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有所推進，甚至有所加快。戶籍遷移政策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落戶限制基本取消，300萬以上的城市的落戶條件有序放寬。東部地區除極少數超特大城市外，中西部地區除個別省會（首府）城市外，落戶限制全面放開放寬。同時，部分超特大城市也出臺了政策，暢通普通勞動者落戶渠道。例如，深圳、天津、南京、大連、青島等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寬了落戶限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廣州在2024年取消了落戶積分限制和落戶教育門檻。這意味著所有達到積分落戶條件的人都可以落戶，不受人數名額和學歷水平限制。積分落戶不與教育水平掛鉤，這對于學歷水平不是很高的外來人口非常友好。

同時，有關部門還推動了流動人口在線申領居住證政策，出臺措施探索居住證制度便利化改革。2025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深入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行動。具體而言，要“科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推進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強化隨遷子女義務教育保障，推動將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納入住房保障體系，暢通參加社會保險渠道”。

住房保障方面，在總書記倡導下，一些大城市已經越來越重視對外來人口，尤其是提供城市服務業的群體（如外賣小哥等），提供被稱為“城市建設管理者之家”的公租房。

政府工作報告還進一步提出要“加快補齊縣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即便人口在向大城市集中，中國仍存在數量龐大的縣城，不能忽視縣城的發展，需要在縣城補齊發展的短板。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要“發展現代化都市圈，優化空間格局，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水平，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在城市內部要“持續推進城市更新和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統籌城市低效用地再開發”。特別是閑置的工業和商業用地，接下來可能會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住宅用地，以保障住房供應。同時，要“加快健全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加強燃氣排水、熱力、地下管廊等建設和協同治理，發展數字化、智能化基礎設施，完善無障礙適老化配套設施，提升社區綜合服務功能，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

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將走得更加順暢，城市生活質量也會越來越好。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