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恒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退休意味著老年，意味著功成身退。但在Z世代的詞典里，“退休”正在被重新書寫。它不再是終點，而是一種逃離，是一場提前上演的人生脫軌實驗。

有人27歲存夠15萬，在朋友圈宣布“再也不打工”搬去大理賣咖啡、剪輯視頻、擺攤賣手作；也有人在凌晨刷著賬單，開始懷疑這是不是一場自我感動式的流浪。那些曾高舉“反內卷”大旗的年輕人，如今正低頭重新拾起工牌、投出簡歷，回到原本想要逃離的職場。

他們曾經想要自由，現在明白了自由的代價；他們以為不工作就是人生的答案，現在開始理解工作也是一種秩序。他們不是失敗者，只是更早嘗試了“人生中場”的那部分真相。

這是一些年輕人“提前退休”又“默默歸隊”的故事。他們在遠離中發現現實，在回歸中尋找平衡。也許這不是一場告別，而是一次循環——自由，不是躺平不動，而是擁有走走停停的勇氣。

01·興奮的退場（夢開始的地方）

2023年初，李響關掉了工位上的電腦，和同事一起喝完散伙的奶茶，打包了他的水杯和綠植，拎著一只雙肩包從寫字樓走出來的時候，陽光正好，天很藍。他在朋友圈發了一張自拍，配文是：“我，提前退休啦。”

那年他27歲，入行第5年，在一家游戲公司做運營，年薪不低，但工作強度極高。辭職前的幾個月，他每天12小時連軸轉，連下樓吃飯都覺得浪費時間。“我那時候就覺得，再上兩年班人都廢了。”他說。

他存了15萬，有兩門技能：剪輯和文案寫作。他在小紅書上看到無數“提前退休”的帖子，有人在云南開民宿，有人在東南亞邊遠程工作邊沖浪，還有人靠寫作賺稿費、在B站接品牌合作，過得不比打工差。他想：“我為什么不可以？”

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意思是經濟獨立和提前退休運動）這個詞他第一次聽說，是在一個視頻博主口中。那是一位“財務自由90后”，在上海買了房，靠理財與副業年入百萬，提前從大廠“逃出生天”。“我不需要有幾千萬，我只想擁有選擇自由的權利。”

李響認同這種理念。“年輕人不是不想工作，是不想被工作綁定。”他說，“我不想再接受上班打卡、開會折磨、績效壓力的那種生活。”對他來說，“工作”不是謀生手段，而是一種有選擇的生活方式。他要從“工具人”轉變為“生活的主理人”。

在辭職的第一個月，他的生活進入蜜月期：每天睡到自然醒，上午讀書，中午吃外賣，下午剪個短視頻或寫點東西發在公眾號上，晚上看電影。他做起了自己的小紅書博主，記錄“提前退休生活的一百種打開方式”。

那段時間，他搬去了成都，在太古里周邊租了一間LOFT，偶爾也和朋友一起去云南、大理住半個月。沒了工作的束縛，李響感覺自己真正擁有了時間：“我終于能感受到呼吸是我的，陽光是我的，人生是我的。”

在小紅書搜索“提前退休”，有超過萬條筆記；在豆瓣，各式各樣的“FIRE”小組匯聚了超過40萬小組成員；在抖音，“不上班的第365天”視頻下點贊破萬；在B站上，許多關于提前退休的視頻瀏覽量超百萬。

越來越多年輕人，主動選擇離開職場，在一個別人看來“才剛開始”的年紀，選擇結束職場生活。“不是因為懶，而是覺得有點無望。”有網友這樣評論。

這群人有一個共性：普遍在大城市工作多年，有一定存款，有技能變現能力，不再相信“升職加薪”的敘事，而是更關注“生活的意義”。他們不買房，不結婚，不拼車，不貸款，甚至刻意降低生活成本，追求一種更純粹的自由。

李響記得自己辭職時，老板和HR輪番勸他：“你要不要考慮再找份輕松一點的工作？或者先休息一段時間看看？”但他堅定：“我不是來喘口氣，我是真的不想繼續了。”

在“FIRE”這件事上，Z世代比前輩更激進，也更快。他們不再等到45歲以后才想著“退休”，他們要的是在30歲前就掌控自己的時間。而比起70、80后熱衷的“財務自由+退休”，他們更追求“技能變現+數字游民”的生活模型。

“我不需要變得很富有，只要能不斷賺錢養活自己，同時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就是退休。”李響說。

在社交媒體上，“FIRE”變成了“退而不休”的一種宣言——辭職，不是逃避生活，而是重新選擇生活的方式。他們打破常規，用自己的方式重構“工作-生活”的關系。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一場更真實的生活考驗，正在等待他們。

02·自由的代價（從FIRE到焦慮）

李響的“FIRE”生活，走到了第6個月。剛開始，他會每天更新小紅書，分享如何用15塊吃一天，如何在舊衣市場淘到百元以內的中古風穿搭，如何用手機剪片月入2000。但后來，他的內容更新頻率越來越慢，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把所有賬號關了。

“我感覺我有點垮了。”他對我說。

他的存款從15萬，變成了9萬。看上去還夠花一陣子，但他開始做起預算：早餐不超過6塊、飲品每周只能買一次、朋友聚會能不去就不去。“以前覺得自由是瀟灑，現在發現自由也要付賬單。”

李響試過很多方式掙錢——做副業剪輯接單、給公眾號寫稿、還試著在夜市上擺過攤，賣他手工做的手機殼。一條不到一千字的視頻稿或者剪輯一部短視頻雖然費用能有幾百塊，但是太耗時，對方要改五六次，有的時候需要折騰兩三天；寫深度稿更難，投出去的稿子石沉大海，平臺反饋是“不夠商業”；擺攤賺得最少，一晚上刨去攤位費凈虧。

“以前以為技能變現是用愛好賺錢，后來才發現是‘用熱愛去討生活’。”他說這句話時語氣淡淡的，像是在自嘲，也像是在告別某種曾經的信仰。

自由生活變成了一種“用力活著”的狀態。他變得非常焦慮：每天都在想今天能不能找到新的訂單、這個月還能不能撐過房租、自己是不是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他開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會盯著天花板想一個問題：“如果我再也回不到職場，那我算什么？”

李響不是一個人。

另一位姑娘叫周望，95年生，曾在深圳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28歲時存夠40萬后辭職搬到大理，開了一家咖啡小攤，夢想是“做一個面朝洱海的自由靈魂”。

第一周她覺得自己像電影里的角色：每天看海、沖咖啡、發朋友圈配文“再也不想上班了”。可一個月后她發現，現實不浪漫：咖啡豆運費太高、游客淡季太冷清、設備老化出問題，她每天營業額剛夠交房租，自己吃的是泡面、住的是月租民宿，離想象中的生活相去甚遠。

她很少拍視頻了，后來甚至把“自由職業者”改成了“個體攤主”。“我只是一個為了活下去每天早起進貨、對付工商和租金的普通人，根本沒有資格談FIRE。”她說。

她回憶自己辭職時的那份驕傲：“我以為自由是一種狀態，現在才知道，自由更像是一種能力。”沒有穩定現金流的“FIRE”，其實是失業的另一種文藝說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響除了心理的變化錢包也越來越緊了。他開始不敢刷信用卡、不敢買網紅飲品，甚至在和朋友聊天時也逐漸失去了話題。你不知道怎么解釋你不上班、沒賺錢，卻依然聲稱“生活很好”。他說，“哪怕我還沒用完積蓄，但我已經沒了底氣。”

“我不能跟父母說我沒工作，因為我說過我不再打工了。”周望說。她把這段狀態稱為“沉默的FIRE失敗期”。

而這段時間里，他們開始悄悄重新打開招聘App、刷起遠程工作的機會、給前同事發消息問有沒有項目可以跟。“我不是想上班，”他們說，“我只是想找回點確定感。”

自由不貴，但也不便宜。

其實FIRE之后生活的狀態，其實和退休人員的狀態是非常相似的。

當我們將FIRE生活與傳統退休狀態并置觀察時，會發現兩者在心理適應軌跡上存在顯著的共性特征。根據 Horner（2012）的經典研究，退休初期的幸福感峰值往往伴隨著后續心理調適的劇烈波動 —— 這種先揚后抑的情感曲線，同樣出現在提前實現財務自由的“FIRE”群體中。那些滿懷憧憬擁抱“無薪生活”的實踐者，常常在初期的解放感消退后，逐漸暴露與退休人群相似的幾個心理挑戰。

·理想與現實的心理落差：從巔峰到低谷的情感震蕩

新加坡心理咨詢專家林博士曾提出“退休憂郁”的概念，指個體在脫離職業軌道后出現的持續性情緒低落、動力喪失或意義感真空。這一現象在急切追求“FIRE”的群體中尤為顯著：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2013）的追蹤研究顯示，退休人群患抑郁癥的風險較職場期升高40%，而提前退休的“FIRE”實踐者因身份轉換更為突然，這種心理斷層的沖擊往往更為強烈。那些曾將職業成就等同于自我價值的人，在告別“社會角色標簽”后，常陷入“我是誰”的存在主義困惑 —— 正如Osborne（2012）指出的，成年期構建的身份認知中，職業角色往往占據核心位置，其突然抽離會引發深層的自我認同危機。

·生活范式的重構困境：從有序到無序的日常挑戰

習慣了高強度工作節奏的“FIRE”踐行者，常面臨“時間富裕型焦慮”。當固定的職場日程表突然被無限留白，原本被工作填滿的“生存慣性”驟然失效，部分人會陷入過度規劃與完全無序的兩極搖擺。Burton（2019）的研究揭示，那些對“結構性時間”依賴度高、內在動機偏向外部驅動的個體，更容易在脫離職場后體驗到持續的無意義感 —— 這種由“忙碌成癮”到“空窗恐慌”的轉變，本質上是生活意義生產機制的斷裂。

·社會連接的裂變效應：從高頻互動到圈層疏離

“FIRE”生活的可持續性往往伴隨著社交成本的主動切割。當同齡群體仍處于職場上升期，提前退休者可能面臨雙重社交斷層：一方面是職場人脈的自然淡化，另一方面是為控制開支而主動減少的聚餐、旅行等社交活動。這種“自我隔離”雖能降低財務消耗，卻可能加劇孤獨感 —— 畢竟人類的情感維系天然需要共享的生活場景，而單純的線上互動難以替代真實社交帶來的歸屬感。

·風險沖擊下的信念崩塌：當完美計劃遭遇現實變量

理財專家Paco de Leo（2021）曾警示，“FIRE”模型的理想化預設忽視了人生的動態性。醫療支出激增、經濟周期波動、家庭責任變化等未預期變量，都可能打破“4% 法則” 的安全邊界。2020年疫情期間，部分依賴股市收益的“FIRE”群體被動返崗的案例顯示，當精心設計的財務計劃遭遇黑天鵝事件，其心理防線的崩塌往往比經濟損失更具破壞性 —— 這種對“失控感”的恐懼，本質上是對自我掌控力幻覺的顛覆。

社會學家Phyllis Moen的觀察頗具洞見：人們籌備婚禮的細致程度遠超退休規劃。這一現象折射出普遍的認知偏差——我們擅長量化財務目標，卻常常忽視心理適應的復雜工程。金錢確實是實現自由的必要工具，但真正支撐高質量生活的，是對“自由后如何自處”的深度思考。比起被“FIRE”的烏托邦圖景吸引，更重要的是在按下人生暫停鍵前，先回答那個終極命題：當剝離職業標簽與社會時鐘，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以自由的姿態填滿生命的留白？

03·默默歸隊（不想上班，但還是上了）

2024年12月，李響重新登錄了Boss直聘，頭像依舊是他那張帶著點倦意的側臉照，個簽改成了：“尋短期運營崗位，遠程優先。”

這一條動態他沒發朋友圈，也沒告訴任何人。就像他當初高調辭職一樣，現在的“歸隊”，卻選擇了悄無聲息。

“我不覺得我失敗了，只是這段路走到盡頭了。”李響說。他清楚記得那天夜里，他在收攤回家的電瓶車上，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我是不是可以考慮，回去打工？”

這個念頭并不光榮。它像是對那個意氣風發的“自由靈魂”的一種背叛。他想起自己在大理拍的那條視頻，講的是“再也不回辦公室的十大理由”。那時的他，說得斬釘截鐵：“回去上班就是失敗。”

現在，他用“階段性調整”來形容自己求職這件事。

“我沒有放棄“FIRE”，我只是暫時換個姿勢繼續。”他對我說這句話時像是給自己打氣，但他心里知道：這是退讓，更是重新適應社會節奏的試煉。

他的第一份“重返工作”是接了前同事介紹的一個自由合同項目，每月三千塊，幫一家公司運營他們的短視頻賬號。他的第二份則是做一款AI剪輯工具的內容推廣，入職時對方開出的工資比他辭職前少了三分之一，但他還是簽了。

“我低了一點預期。”他說，“以前找工作是為了升職，現在找工作是為了緩沖。”他不再幻想自己會一夜暴富、靠副業年入百萬，他只希望自己能再一次站穩。

另一個選擇“歸隊”的人是29歲的張然，曾是一名互聯網產品經理，2023年秋天選擇裸辭旅行一年。她當時跟朋友說：“我的人生不該被PPT和OKR定義。”

辭職之后，她打卡了十個城市、兩次出國旅行、還拍了無數Vlog。但到了2024年夏天，她開始懷念寫日報的日子。她說：“沒有deadline的生活太虛了。”

她不是沒想過做旅行博主，但市場太卷，流量見頂，廣告預算縮水。一年下來，她只接了3單合作，還都是送產品不付費。她說：“我終于理解了那句話——離開公司那一刻，你連郵箱都不是。”

今年開年，她悄悄搬回了上海，租了個比之前小一半的合租間，開始一邊找工作，一邊學習Prompt Engineering。“我想再試一次職場，但用新的方式。”

她后來在一家初創公司找到了工作，做AI產品運營，月薪1.3萬，不高，但有五險一金，還有人一起吃飯說話。她說：“我以前以為自由是一種遠離，現在發現，自由其實是有人陪你一起打怪。”

在這些“提前退休又復工”的年輕人里，沒有人把這次歸來當成“徹底失敗”，他們更愿意把它理解為一種新的“職業平衡實踐”：不是被職場綁架，但也不再對職場徹底放棄。

FIRE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過程。你可以離開，但也可以回來。重點是——你知道你可以選擇。

于是他們開始嘗試“半FIRE”生活：白天上一個不那么卷的班，晚上接一些感興趣的自由項目；用主業養活生活，用副業滋養靈魂；不再執念于全職自由，也不再把打工等同于被奴役。

李響也更新了自己“FIRE”的定義：“以前覺得不工作才叫自由，現在覺得，有能力選擇要不要工作才是真自由。”

他說他計劃存到50萬，再重新規劃一次“中斷式人生”。“我還會再辭一次職，但這次，我要準備得更充分。”

“歸隊”并不意味著投降，而是一次更現實的戰略調整。他們曾在烏托邦的盡頭跌倒，現在也試著在職場的邊界重建秩序。

也許某天，他們還會再次出走。但這一次，他們不會把那叫做“提前退休”。他們會說：

“我只是走出去，看看自己還想不想回來。”

（根據要求，上述受訪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