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于2025年5月13日至16日開啟的第二任期首次中東之行，以沙特、卡塔爾和阿聯酋為目的地，展現出鮮明的“交易型外交”特征。此次訪問既延續了其“美國優先”的實用主義邏輯，也暴露了美國在中東戰略上的深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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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利益驅動：以“大單”轉移國內壓力

特朗普此行重點聚焦能源、防務、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投資與貿易協議。美國與沙特簽署總額近1420億美元的軍售協議，并計劃推動沙特未來四年對美投資從原計劃的6000億美元提升至1萬億美元。卡塔爾與波音公司商談的百架客機訂單、阿聯酋在半導體和能源領域的潛在合作，均體現了美國試圖通過“大單”提振國內經濟、緩解通脹壓力的意圖。

特朗普政府執政百日支持率跌至歷史低點，民眾對物價上漲和關稅政策不滿。通過高調宣布“數萬億美元交易”，特朗普試圖轉移國內輿論焦點，塑造“經濟振興者”形象。然而，歷史經驗表明，其2017年訪問沙特時達成的3500億美元協議中，許多條款至今未落實，此次協議的實效性存疑。

戰略調整：繞開以色列，強化海灣紐帶

特朗普此行刻意避開以色列，與其此前推動的“中東和平計劃”形成反差。這一選擇既因以色列在加沙問題上的強硬立場與特朗普“清空加沙”政策產生分歧，也因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國家承諾的大規模投資更具吸引力。

美國通過解除對敘利亞制裁、推動沙特與土耳其合作等舉措，試圖以經濟杠桿重塑地區格局。例如，沙特承諾投資美國基建項目，而美國則支持沙特推進核能計劃，甚至可能放寬對其民用核技術的限制。這種“以商促政”策略，反映了美國在中東傳統軍事主導模式的式微。

對伊政策：軟硬兼施的博弈

特朗普一方面推動與伊朗的第四輪間接談判，另一方面威脅若談判破裂將重啟“極限施壓”。其核心矛盾在于：伊朗堅持保留鈾濃縮權利，而美國要求完全終止核活動。海灣國家擔憂美伊沖突升級，成為推動談判的重要外部力量。

美國此次未提出解決巴以沖突或遏制伊朗核計劃的具體方案，反而依賴沙特等盟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這暴露了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缺乏系統性，更多依賴交易性合作而非戰略規劃。

爭議與風險：協議實效性與地緣隱患

歷史經驗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大規模協議常因流程復雜、政治博弈等因素難以兌現。例如，沙特對美投資承諾可能受其“2030愿景”經濟轉型進度制約，而美國國內政治波動也可能影響后續合作。

美國解除敘利亞制裁可能激怒伊朗，而沙特與以色列關系的停滯、胡塞武裝與以色列的持續沖突，均可能因特朗普的“實用主義”操作進一步失控。此外，特朗普將“波斯灣”改稱“阿拉伯灣”的提議，雖迎合阿拉伯國家，但可能加劇與伊朗的緊張關系。

特朗普此次中東之行，本質是以經濟利益為餌，試圖緩解國內執政壓力并重塑美國在中東的“存在感”。然而，其政策缺乏長期戰略支撐，更多依賴短期交易，可能加劇地區權力失衡。對沙特等國而言，與美國的合作需平衡經濟利益與自主性；對伊朗等對手，則需警惕美國“極限施壓”與談判的反復性。總體來看，特朗普的中東策略雖具“別具一格”的交易色彩，但其實際成效或將受制于地緣復雜性和國內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