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的民生，可還安穩？”1952年2月17日傍晚，從徐州開往北京的專列上，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濟南市工作報告》，抬眼望向對面略顯局促的年輕人。這位剛滿38歲的濟南市委書記谷牧，或許沒想到主席會在晚飯前的閑談中，突然拋出這個看似尋常卻暗含深意的問題。

這場發生在列車餐車里的對話，從民生治理談到歷史典故，從地理變遷論及革命路線，持續了整整六個小時。主席手中那支未點燃的香煙在指間轉了幾轉，最終被輕輕擱在桌角。他顯然對這位年輕干部的學識儲備產生了興趣——當話題轉到濟水故道時，谷牧能說出這條消失的河流曾是“四瀆”之一，卻說不清它為何被黃河吞沒。

“你看這濟南城，就像本攤開的史書。”毛澤東夾起一筷子清蒸鱸魚，魚湯順著筷子滴落在桌布上，洇開的水漬倒像幅中原水系圖，“濟水當年能獨流入海，靠的是地下伏流。可黃河改道，硬是奪了它的河道。”說到這里，他忽然話鋒一轉：“就像革命路上，總有人想改我們的道。”谷牧夾菜的手頓了頓，他聽出主席話里有話，這分明是在敲打某些偏離正確路線的人。

餐桌上的鱸魚漸漸涼了，兩人的話題卻愈發火熱。當主席突然問起諸葛亮姓氏的由來，谷牧的額頭沁出了細汗。他雖知孔明祖籍瑯琊，卻答不上“諸葛”二字的淵源。毛澤東用筷子蘸著茶水，在桌面上寫下“葛”字：“湖北葛姓是大族，外來戶要改復姓才能立足。這和咱們搞土改一個道理——不了解地方實情，政策就落不了地。”

窗外夜色漸濃，列車員第三次來添茶時，兩人的爭論已從淡水魚與海魚孰美，延伸到了王明路線的歷史教訓。“你說海水魚種類多，我看未必。”主席夾起塊武昌魚，“就像某些理論聽著花哨，真能解饞的還是家常菜。”谷牧這時才恍然大悟，先前關于魚鮮的爭論，原是在為后面的路線討論做鋪墊。

這場持續到深夜的談話，讓谷牧記了整整三本筆記。最令他震撼的，是主席將歷史掌故與現實工作如此自然地勾連。當談到諸葛亮家族被迫改姓時，毛澤東特意提醒：“濟南城頭掛著'四面荷花三面柳'，可別忘了地底下還埋著條濟水。”這話分明在告誡地方干部，既要看見眼前的建設成績，也要摸清埋藏的歷史脈絡。

有意思的是，關于諸葛姓氏的這段考據，后來成了谷牧開展工作的法寶。他在整頓濟南老城區時，特意組織干部研讀《三國志》，從歷史沿革中尋找城市改造的依據。當遇到拆遷糾紛，他就用“諸葛改姓”的故事打比方：“咱們共產黨人連千年的姓氏之謎都能解開，還怕理不清這些家長里短？”

列車抵達德州站時，東方已泛起魚肚白。毛澤東披著大衣站在月臺上，忽然回頭對谷牧笑道：“小谷啊，下次請你吃正宗的武昌魚。”這話讓在場眾人都笑了，卻不知主席話中有話——兩個月后的武漢會議上，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爭論，恰似那晚關于魚鮮的辯論，只不過換了更大的舞臺。

谷牧晚年回憶這段經歷時，總愛摩挲那本1952年的工作筆記。泛黃的紙頁上，除了工整的會議記錄，還歪歪扭扭畫著條河流，旁邊標注著“濟水故道”。他說主席那晚教會他最重要的，不是某個歷史典故，而是一種思考方法：把現實問題放進歷史的長鏡里照一照，答案往往就藏在時光的褶皺中。

這場發生在列車上的“超長辯論”，看似天馬行空，實則處處緊扣治國理政的要義。從消失的濟水到諸葛姓氏，從魚鮮之爭到路線之辯，毛澤東用他特有的方式，給年輕干部上了堂生動的實踐課。當谷牧終于讀懂主席讓他研讀《諸葛瑾傳》的深意時，已是三十年后主持沿海開放工作之際——歷史總是這般奇妙，某個冬夜的閑談，竟為改革開放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