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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4日，蔣介石召見赫爾利進行五小時會談，在場官員只有宋子文一人。當然由他擔任翻譯。

這個與1943年10月15~16日同樣的場景，必定讓蔣宋二人心中都有微妙的感觸。此時，赫爾利抵達中國已有兩個星期。他終于有機會首度聽到蔣介石全心傾述自己對羅斯福和史迪威的感覺，以及對指揮權問題的看法。

1、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

由于蔣介石事先已經有幾天時間組織思路，準備可謂相當充分。他因為心中已經決定不再做美國人“傀儡”，所以想把話說得清楚透徹，無所遺漏。他認定美國人已經作出推翻他的打算，也決定盡一切力量予以反擊，反正心中已經沒有忌諱。對赫爾利而言，這次會談真是大開眼界。

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蔣介石要說什么，突然在那幾個鐘頭之內，腦子要塞進大量不熟悉的訊息，而且還要針對許多議題作出即席反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對赫爾利的智力和外交技能，實在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因為他的許多臨場響應將來都會產生長遠后果。

這次會議的中國官方記錄顯示，蔣介石有足夠時間平復情緒。

在會議中，他既不憤怒叫囂，也不無端指控，只是平心靜氣說出立場。他直說史迪威的缺點，但也稱贊史迪威的優點。宋子文在場，無疑提高蔣介石表達意見的效率，而宋本人也再度得到影響會談內容和過程的機會。宋子文為了這次會談，事前準備了六頁大綱，概括會談應該談論的所有重點。這種做法和他慣常的作風大不相符。

因為宋子文歷來自視極高，對自己能說善道和臨場應變機智都充滿信心，從來不會慎重到親自草擬發言大綱。但是這次卻是例外，足見他格外的慎重。

相對而言，赫爾利進入會談之前，根本不知道蔣介石已經下決心解除史迪威職務。因此會談一開始，他還以為會和蔣介石繼續探討史迪威指揮權的實質問題。依照赫爾利判斷，蔣介石最苦惱的事情可能是共產黨軍隊。因此他提議首先討論這個題目，并且繼而用了許多時間去讓蔣介石安心。依他的說明，史迪威其實和赫爾利的想法一致，主張共產黨必須先接受中央政府的權威，然后才可以討論如何納入史迪威指揮系統。

但是過不多久，赫爾利就察覺自己完全搞錯了方向，因為蔣介石很快就把主題放在他為什么無法和史迪威共事這個問題上。

蔣介石的批判非常詳盡：史迪威缺乏專業能力，根本無法指揮像中國這么復雜的戰區。

蔣介石還明白表示：身為中國領袖，實在無法把國家命運交給一個不能信賴而且又不服從命令的人手中；他固然由衷感激羅斯福對中國的友情，一定會盡全力配合羅斯福的意愿，但是也表明，如果羅斯福的要求傷害到中國立國精神和原則，則絕對不會向羅斯福的壓力屈服。這些原則包括：中國建國的主義不能變更，中國主權不容損害，國家尊嚴與個人人格必須互相尊重，不容絲毫玷污。

蔣介石檢討中美關系完畢后，正式向赫爾利宣布決定，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并且邀請美國另派一名軍官來華以為替代。當赫爾利探問蔣介石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時，蔣介石提到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名字。就這樣，赫爾利在五個小時內得知蔣介石不滿史迪威的全部原因，以及他毫無商量余地地要求撤換史迪威。赫爾利終于醒悟整個事件需要徹底重新思考了。

2、蔣介石撤換史迪威的決心

會談次日(9月25日)，蔣介石交給赫爾利一份備忘錄。在文件的前一個部分，蔣介石同意任命一位美國將軍作為中國戰區中美軍隊總司令，指揮全部中國陸空軍，并同時任命這一位軍官為中國戰區參謀長。

在后一個部分，蔣介石拒絕將此項任務交付給史迪威，反而要求解除后者在中國戰區的一切職務。蔣介石宣稱，他一度視赫爾利來華為促進他和史迪威合作的最后希望，一旦得到史迪威愿意合作的保證，準備任命他為中國軍隊的總司令官。

“但是當史迪威將軍明白表示他無意與我（蔣介石)合作，并且認為他的任務事實上是指揮我時，以上一切努力均不得不停止。”

蔣介石提出備忘錄后，又由宋子文以個人名義把另外一封信送交赫爾利。其中說明，蔣介石希望說明，問題癥結在個性不合，而不在原則沖突。有關統一指揮權的問題，蔣介石和美國總統的立場完全一致，但是必須任命合適的人選執行政策。蔣介石同時指示宋子文向羅斯福表達他的問候和信賴。

蔣介石和赫爾利談話和備忘錄的內容，有兩點值得注意之處。

第一，他把當前危機的本質作了最狹窄的解釋，即它是中國國家領袖和一位美國軍官之間的個性沖突。在這種情形下，最合理的解決辦法是把這位美國軍官解職，不需把其他題外事件牽涉進來。

第二，蔣介石試圖把美國軍方和美國總統一分為二。他控制自己，不對羅斯福作任何攻擊，讓羅斯福能夠維護顏面。事后發展證明，這兩點都在赫爾利身上產生了預期效果。當赫爾利把有關文件呈送給羅斯福看時，他附加了一封私人信件，向羅斯福報告，蔣介石和史迪威個性不合乃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而蔣介石要撤除史迪威的決心同樣不可動搖。

值得注意的是，赫爾利并沒有為了回護史迪威而去反駁蔣介石，也沒有鼓勵羅斯福去支持史迪威。恰好相反，他只是簡單告知羅斯福，蔣介石的決定不可改變，而他本人也接受蔣介石的說法，認為他們兩人在個性上水火不容。

赫爾利是第一個身在中國現場，而對史迪威保持中立態度的美國高層領袖，不像馬歇爾總是義無反顧地支持史迪威論調。這個事實迫使羅斯福不得不重新審視當前危機的來源，同時也給了羅斯福本人一個下臺階。

蔣介石作出決定之前完全沒和任何人商量。9月20日，他拒絕赫爾利私下會面的請求。9月21日，蔣介石寫信給妻子宋美齡，略微提到史迪威，卻沒有透露他準備采取何種行動。蔣介石的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當時都和父親同住，也都不知道身邊發生的巨變。蔣介石更沒有讓其他文武官員知道當時情形。連參與史迪威指揮權許多細節討論的何應欽也不例外。孔祥熙和宋美齡是到了9月26日才從蔣介石信中得知他要革除史迪威職務。

3、孔祥熙的電報

蔣介石同時要他們放心，無論美國人采取何種行動，中國都不致崩潰。事實上，美國魯莽滅裂只能幫助中國從外國控制中解放出來，國內情況更能自主，而國際關系也能減少屈辱和痛苦。他同時警告他們，千萬不許為美國人說項，而務必配合中國的決定，催促美國人盡快將史迪威召回。

9月28日，蔣介石再度致電孔祥熙，囑其盡快啟程回國，不要再向美國人請求任何援助，因為那么做只能徒然招致侮辱而已。蔣介石在同一天也告訴熊式輝，他已決定開除史迪威，囑咐其不必擔心美國人反彈。

現有中文資料顯示，蔣介石在9月24日或25日決定，中國將不顧美國可能報復而堅持自己的主張。在他看來，最壞的結果無非是中國孤立無援，回到珍珠港事變前的境況，但是好處是可以把中國從國際強權的桎梏中解脫出來。

美國軍事援助本來是史迪威利益交換政策中的一張王牌，但是現在似乎已經完全失去功效。事實上，蔣介石采取的行動已經讓他自己無路可退。

蔣介石把備忘錄交給赫爾利后，在日記中對自己的解脫心情作了簡短而又傳神的描述：

“此心愁鬱頓消，本年七七以來所負之重軛為之全釋，以生死存亡至此已置于度外矣。故本周亦為本年最快暢之一周。”

事件的發展不免令人產生對歷史的感嘆。從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以來，蔣、史之間的人際關系急速下滑，這本來可以在人事領域內處理干凈，如同蒙巴頓處理史迪威一樣。果真如此，那么人事關系和政策內涵就可以得到明確分離，不致造成不必要的紛擾。

最好的例子是第二次緬甸戰爭前漫長而艱難的交涉。中國政府明明熱心進行緬甸戰爭，但卻擔心史迪威再度成為中國遠征軍的指揮官。前者是政策問題，后者是人事問題。如果蔣介石能夠坦然把這一點向美國政府表達清楚，就可能使中美兩國政府在籌備戰爭時得到更大的進展。

但是由于蔣介石的優柔寡斷，無法在人事問題上作一了斷，毅然革除史迪威，反而造成一種景況，讓史迪威有機會把蔣介石對他個人的不滿，解釋成是對美國政策的反對，從而引起美國反彈。指揮權一事的爭論也如出一轍。蔣介石已經接受美國要求轉移指揮權，但是無法接受史迪威個人行使該項權力。在兩次事件中，中美兩國在政策上的共同空間其實相當大，但是都被人事因素所羈絆，引起了本可避免的大沖突。

因此，從處理中美同盟關系的大局著眼，蔣介石和羅斯福都必須承擔“該斷不斷”的責任，使雙方的痛苦無謂地延續了兩年多。

事實上，蔣介石不僅接到孔祥熙來電中的訊息，稍早也接到赫爾利傳遞來的訊息。這些訊息使他對美國決策過程，和羅斯福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更深刻的了解。但是千萬不可忘記的最根本事實是，蔣介石在接到這些訊息之前，已經作出他的決定。

第一個訊息是9月25日來自赫爾利。赫爾利晉見蔣介石時，偶然提到不久前曾發生的一件事，那就是羅斯福自己忙碌時，曾指示史汀生部長就共產黨問題代他寫一封信給蔣介石。事后不久，卻發現史汀生的電報措辭不當，不能適當表達他自己的心意，因之甚感遺憾。因此在赫爾利離開華盛頓之前，羅斯福特別關照赫爾利，處理中國事務必小心謹慎，而且事事應該和蔣介石溝通商量。

赫爾利明白告訴蔣介石，史汀生的電報不能完全代表羅斯福的態度，建議蔣介石根本不需予以理會。當危機仍在發展中時，赫爾利提供的消息一定讓蔣介石大為高興。他終于從總統特使口中得知，有些以羅斯福名義發出的電報，其實并沒有經過羅斯福過目。代羅斯福起草電報的政府高官有時用詞苛嚴無禮，羅斯福本人知道后并不認可。這個消息當然鞏固了蔣介石的信念，羅斯福是一個講道理的人，比其他美國政府官員容易相處。只要他能夠和羅斯福直接打交道，就不需費神去理會其他政府官員了。

孔祥熙9月28日發來的電報，再度證實蔣介石想法的正確性。孔祥熙電報的重要性不是它幫助蔣介石作決定（因為決定已經作出)，而是讓蔣介石相信，羅斯福在利用另一個管道向蔣介石傳遞一些訊息，而其內容大不同于9月18日電報的訊息。

孔祥熙電報所報告的是，他和霍普金斯有過一番談話，內容是羅斯福看到蔣介石9月25日復電后的反應。霍普金斯和孔祥熙的談話方式，給中國人一個明確的印象：蔣介石在重慶利用赫爾利向羅斯福傳遞訊息，羅斯福也同樣地就近利用霍普金斯這條線，向蔣介石傳遞非正式訊息。這就讓蔣介石不得不重視這些訊息了。

霍普金斯接觸孔祥熙的時機，可能也有獨特的重要性。早在9月28日，蔣介石就已經指示孔祥熙盡快離開華盛頓返回中國，不要猶豫。假如白宮知道這個訊息，便可能產生一種緊急感。因為孔祥熙一旦離開美國，美國總統在華盛頓就不會再有一條直通蔣介石的管道了。雖然到目前為止，尚無檔案可以證明這兩件事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是它們都發生在同一天(28日)，可以讓我們推測霍普金斯接近孔祥熙的時機，或許有其特殊的意義。

4、霍普金斯的管道

到底孔祥熙傳給蔣介石什么訊息？

第一，羅斯福聲稱他并不相信所聽到關于蔣介石的負面批評。他尊重中國是一個獨立國家，而蔣介石是這個獨立國家的領袖。這個訊息馬上表達了羅斯福的善意，放松了雙方對峙的緊張局面。

第二，既然蔣介石已經在原則上接受了關于指揮權的建議，所以有關史迪威的問題只是他并非適當人選。雖然羅斯福在給蔣介石正式回復電文之前，仍需要先和馬歇爾商量，但是他個人認為完全可以另選別人取代史迪威。這個訊息等于是交出了羅斯福個人的底線。

蔣介石從這些重要政治情報中作出自己的推論。他可能看出羅斯福其實并無敵意，倒是馬歇爾肯定是一個麻煩。他也可能相信，羅斯福想依賴霍普金斯和孔祥熙這條線路，達成一個私下解決之道。假如這個消息加強了蔣介石原本的決心，則不奇怪。

蔣介石正式提出撤換史迪威的要求后，宋子文隨即以個人名義給霍普金斯發了一封電報，內容有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他強調蔣介石的決定絕對不可更改。他告訴霍普金斯，他曾經提醒蔣介石撤除史迪威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但是蔣介石決不妥協，并告訴宋子文，經驗使他堅信，如果繼續保持史迪威的職位，結果只會把蔣介石變成在自己國度里的囚徒。蔣介石不但堅持不會改變決定，更告訴宋子文已有心理準備去接受一切后果。宋子文的言下之意是，羅斯福大可不必再存挽救史迪威職務的僥幸心理。

其次，宋子文暗示，如果史迪威能夠離開中國，則中美關系有可能大幅改善。

用他的話說：“我認為當前是美國能夠影響中國采取正確政策的最佳時機。”

依照宋子文的說法，蔣介石已明確表示，準備全面接受納爾遜改善中國財政和經濟的一切建議，他也明確表示愿意與赫爾利共同合作，尋求盡快解決共產黨問題之道，并派宋子文訪問蘇聯，改善中蘇關系，把中國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的繼承人，把中國軍隊后勤業務交給美軍掌控，并對中國軍隊的人事進行大幅度調整。

毫無疑問，霍普金斯和羅斯福一定仔細咀嚼過這封電報的每一個字。

5、破釜沉舟的蔣介石

這場危機中還有兩類中國人扮演了不同角色：蔣介石的政敵和蔣介石的親信幕僚。

先說蔣介石的政敵。

地方實力派領袖對于重慶發生的危機并不十分了解，但是重慶的消息靈通人士肯定知道從7月7日以來發生的事情。根據蔣介石自己的政治情報顯示，孫科在蔣介石和美國的關系惡化后，很可能已和美國政府建立了秘密聯系，而美國政府也把孫科當作接替蔣介石的最佳人選。

孫科的支持者主要是1920年代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老政客（居正、鄒魯、于右任等等)。這些人沒有政治地盤，也沒有軍隊后盾。如果美國政府真以為他們在推翻蔣介石以后，能夠組織一個有效的抗日政府，那將是莫大的錯誤。對于蔣介石而言，僅僅是聽到美國政府可能參與這么一個陰謀，就已經足夠激怒他采取更加堅決的立場，一定要和美國周旋到底。在他眼中，這些和美國人勾結的中國人的所作所為，本質上和汪精衛向日本出賣中國利益的做法并無不同。

再說蔣介石的個人親信，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一直要到9月26日才初次聽說中美關系產生了嚴重裂痕，但是仍不了解事件的細節。9月28日蔣介石終于向個別親信透露所作決定，親信聽后都大吃一驚，并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做法。張治中認為蔣介石應該把兵權全部交給史迪威，并相信英美兩國絕對不會支持共產黨。

王世杰可能是蔣介石幕僚中，唯一對整個事件作過最細心思考的一位。他擔心美國軍部會因此而改變今后反攻日本的戰略。他指出，美國軍方人士中向來有一部分人，反對從中國大陸發動對日本本土的攻擊，而認為應該從太平洋直接進攻。

萬一軍部采取后面這個方案，那么日本將無限延長占領中國，而中國犧牲的人數將會大大增加。假如預期中的中美聯軍不能建立，那么東北和蘇聯的關系，甚至共產黨問題，都會變得極其復雜。

其他知情的中國領袖，則都認為蔣介石應該讓步。其中以顧維鈞大使最為坦率。顧維鈞敦促蔣介石拿出政治家風度，接受美國對于指揮權的要求。他同時警告說，如果中美關系持續惡化，羅斯福便很可能會認為他無法信任中國的抗日決心，轉而支持蘇聯。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中國就會失去四強之一的地位。

蔣介石面對這一群親信幾乎異口同聲的懇求時，他的響應是，不需要過分在意外國人的批評，不管是否能夠得到盟邦資助，中國都一定有堅持繼續抗戰的決心。在蔣介石心中，中國已經向美國作出過多讓步，而中國愈是哀求美國伸手援助，美國愈是肆意侮辱。

蔣介石宣稱，如果中國此時再不采取堅定態度，則它會淪為英美手下的汪精衛附庸政權。即使中國未必完全崩潰，也逃不掉被美英列強瓜分宰割和統治的結局。其實，蔣介石在致孔祥熙的一封電報中，已經指責美國對待中國有如對待附庸國一樣。

當然他同意中國政府需要改造，但改造必須在中國自主情況下進行，而不是被外國人脅迫而不得不為之。

正如蔣介石9月底所說，假如美國壓力持續增加，中國唯一的出路只有與之“絕交”，并準備單獨對日本作戰。

事實上，蔣介石不但拒絕親信勸他自我克制的請求，也進一步斬斷自己的退路。10月1日，他首先向一群高級將領說明和美國人的交涉情況。次日他又向國民黨中常會報告有關史迪威糾紛的細節。與此同時，由于他深深懷疑美國人在鼓動孫科進行反蔣活動，因此公開叱責孫科近日的“乖張言行”。他明白告訴國民黨領袖們史迪威必須離職，而他已經正式要求羅斯福另選他人繼任。

他也明白指控馬歇爾長期以來想要把史迪威變成中國軍隊總司令，英美兩國又不斷造謠國民政府垮臺在即，企圖迫使蔣介石俯首淪為美國傀儡。他強調中國在珍珠港事變前一直能夠團結抗戰。將來即使不與美國結盟，也仍然堅持抗日。

在結束報告時，蔣介石說明他能夠接受的美國條件限于：

（1）一位美國軍官在(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指揮下統率中美兩國軍隊，但是不包括其他中國軍隊（指的大概是共產黨軍隊）。再者，此人個性必須有服從心，而且“必須得到我的同意”。
（2）租借法案物資，必須依照英國和蘇聯的前例由中國政府分配。
（3）共產黨軍隊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才有可能成為中美聯軍的一部分。

10月4日孔祥熙又送來一份報告，使蔣介石對美國態度得到進一步認識。孔祥熙報告他不久前才和羅斯福會面，氣氛十分融洽。羅斯福不僅細心傾聽孔祥熙對于史迪威的一長串批評，而且透露他已經和馬歇爾商量召回史迪威的問題。

不過馬歇爾依然不肯讓步，所持理由是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不在人事而在制度，并且認為史迪威是無可取代的人才。因此馬歇爾仍然要求羅斯福轉告蔣介石，讓史迪威留在中國繼續服務。不過羅斯福告訴馬歇爾說，蔣介石終究是中國領袖，必須尊重他的意愿，因此美國需要物色一位繼任人。

一旦蔣介石得知羅斯福的態度如此，他就在10月5日告訴國民政府五院院長，他已經要求美國撤回史迪威，并請他們要有心理準備，今后中國可能必須單獨對日作戰。不久，他又把這項決定向更下一級軍官宣布。

但是蔣介石的親信們感覺事態過分嚴重，不肯放棄他們的溫和主張。10月3日，張治中和王世杰再度主動找蔣介石談論史迪威問題，張治中帶有質問的語氣問道：為什么在發出要求史迪威離職電報前，不先和幕僚們商量一下？蔣介石答復說，他早就知道幕僚中沒有一個人會支持他的決定，因此連咨詢的過程都毫無必要。

王世杰不肯罷休，堅持蔣介石應該事先商議，因為事情的發展很可能導致軍部改變美國的軍事戰略，繞開中國直接進攻日本。王氏的說法只是重新激起蔣介石對軍部的憤怒而已。10月4日孫科終于向蔣介石低頭，他不但提出道歉。

從以上敘述，可以清楚看出史迪威9月19日對蔣介石的感情傷害之深，他下定決心不顧國內反對、美國恐嚇，乃至國際孤立，一定要把史迪威趕出中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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