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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想象，1944年7月7日蔣介石接到羅斯福電報的反應是既震驚且憤慨。

當他把電報拿給宋美齡看時，禁不住嘆息上帝為什么如此懲罰他。特別讓他難過的是，羅斯福電報抵達之日正是七七抗戰的七周年紀念日，是日本企圖征服中國和中國決心抵抗到底的紀念日。

美國政府似乎并未注意到這個日子的特殊意義，但是蔣介石就不同了，他聯想到羅斯福的電報，在他看來，中國抗戰本就是反抗日本人想統治中國的野心，而現在美國人想統治中國的野心比日本有過之無不及，這封電報是對中國的莫大侮辱，充分暴露美國想要徹底主宰中國內政的陰謀。

等到蔣介石情緒恢復平靜之后，他初步結論是有三個選擇：

一是全然拒絕美國的要求，二是接受要求，三是緩和要求可能造成的傷害。

他在7月7~8日開始草擬給羅斯福的回電，決定選擇第三條路。

1、蔣介石的態度

因此他給羅斯福的回復中包含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他接受羅斯福請求，同意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但是希望能多些時間做好準備工作。蔣介石的理由是中國軍隊的政治背景復雜，如果準備不周，恐會引起混亂，并且妨礙中美合作。
第二，他要求羅斯福派遭一位個人代表，來協調他和史迪威之間的關系。
第三，即使美國提出如此極端的要求，蔣介石仍然表示信任羅斯福對中國和對他個人的友誼。

蔣介石到底基于何種理由，這么快就對羅斯福電報作出正面答復？

答案并不明確，但是至少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是他打算規避現實，利用各種借口拖延時日，消磨羅斯福的銳氣，最后使美國的要求不了了之。不過，假如他本來的動機是采取拖延戰術，那他至少可以再拖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才給羅斯福回電。然而他卻選擇及時回電，所以這個解釋缺乏說服力。

第二個是蔣介石基本決定接受羅斯福要求，但由于擔心許多其他因素，包括國內可能引起的政治風暴，和史迪威不愉快的共事經驗，以及把整個中國軍隊交給一個外國軍官指揮的不可知后果，等等。因此他在交出指揮權前想做好萬全措施。雖然這種做法和蔣介石以往的行為大有出入，但是在美國巨大壓力下，這或許是他最切合實際的對應方法。

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回電的解讀，可以嚴重影響它此后數周中，如何看待蔣介石的行為和它自己的對策。從當時美國領袖的心情來看，他們大概非常高興這么輕易就得到蔣介石的首肯。他們也可能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既然蔣介石已經作出承諾，那么下一步就是等他短期內兌現承諾，而不節外生枝。

殊難想象的是，美國領袖中，沒有一位曾經對蔣介石此時心情產生過好奇，想追根問底。恰好相反，他們毫無例外地都一致等待蔣介石盡快把兵權雙手奉上。當蔣介石沒有讓他們如愿以償時，他們馬上指責蔣介石故意失信，食言而肥。

事實上，羅斯福電報讓蔣介石的情緒在整個7月間洶涌澎湃。

有時（比如7月11日)他會發誓，要盡力維持好中美關系，“對美外交自當力圖補數”。萬一終歸徒勞，也只好聽天由命，必須保障中國獨立、自主和拒絕向外國屈服。但是有時（比如7月14日)，他又會感嘆過去中國孤軍抗日的日子其實好過得多。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都落入美國掌控之中，而美援的本質也不在支持中國，而只是替美國作宣傳工作和利用中國。再有時（比如7月16日)他又發誓絕不再對美國作出任何讓步，指責美國的要求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行為。他也推測，假如拒絕美國請求，美國將會停止援助，撤退空軍，間接幫助日本擊敗中國。

在7月16日，當孔祥熙來電報告，羅斯福依然堅持中國必須立即宣布史迪威任命時，蔣介石的反應是，他也堅持中國不在如此重大事務上作出輕易讓步。換言之，蔣介石逐日掙扎，陷于劇烈矛盾之中。

蔣介石很快嘗到美國施展高壓的苦頭，并為之憤恨不已。7月15日，蔣介石得知史迪威的重慶副手菲利斯將軍要立即遞交一封羅斯福發來的電報。當天是星期六，蔣介石于是指示由林蔚將軍代為簽收。然而菲利斯將軍竟然堅持，就算是林蔚代收，也必須由蔣介石親筆簽收，蔣介石聞訊，震怒莫名，斷然拒絕接受電報。

當菲利斯終于讓步，并在次周一把電報送達時，蔣介石發現電報語氣和菲利斯的態度一樣粗暴，因為羅斯福宣稱如果中國不能努力作戰，則兩國此后將無繼續合作的基礎。難怪蔣介石閱后的反應是，中國必須開始準備單獨對日作戰。

2、凄楚的心境

美國高壓手段，加上日軍對衡陽的猛烈攻勢（中國總共在這里抵抗48天)，迅速讓蔣介石陷于極度沮喪。這種心情在7月21日的日記中最是表露無遺。

他寫道：

“天父乎。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體鱗傷，若不矜閔施救，恐不能實現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其將永受羞恥。”

當然，蔣介石憤怒的對象不僅是美國所提關于指揮權的要求，同時也是史迪威行使這個指揮權的前景。他自然而然把滿腔怒火傾泄在羅斯福身上。

他同時也責怪自已過去一年處事失誤，才有當前困境，讓美國軍方領袖以為他無法招架美國壓力。在他自責的失誤當中，最重要的是他1943年10月間處理史迪威去留問題的優柔寡斷。他也終于承認，當時不應該聽信宋氏姐妹的話而拒絕宋子文的建議。

8月初，蔣介石開始懷疑美國政府正在陰謀擁立孫科，以取代他自己。這個懷疑使蔣介石對于美國的觀感大為改變。

事實上，到了8月底，蔣介石坦承羅斯福電報對他心理的威脅：

“自本年七七以來，每聞羅有來電，無不疑懼戰兢，以其非威脅即壓迫之電。皆為余之恥辱臨到之時也。”

這一段話大概是蔣介石對史迪威指揮權要求后，心理狀態的最無修飾的自我寫照。

以上對蔣介石理智和感情反應的敘述，不但說明羅斯福電報對他傷害之深，也說明他依然缺乏和美國決裂的決心。

在讀他此時日記時，一個有趣的發現是，他所寫的文字非常忠實表達了私下內心的感受，但不能正確形容他在公開場合的行為。事實上，蔣介石盡管內心感到極端憤怒，他依然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滿足美國要求的細節上。由于他在外表上表現出來的沉著及沉默，因此許多親信部屬無法臆度他的真正態度，也無法從他那里了解美國要求的真正目的何在。他們唯一的印象是，美國的要求，來勢有如晴天霹靂。

這些親信由于對于美國意圖不解，因此他們對蔣介石的建議也各有不同。沒有人建議蔣介石應該斷然拒絕美國要求，然而不同的官員卻提出接受美國要求的不同理由。宣傳部部長王世杰認為，一旦美國將軍指揮中國軍隊，即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中蘇之間的沖突也必將減少。

軍事智囊徐永昌將軍則認為，羅斯福電報表達了想幫助中國的真誠心意，因此中國應該極力配合。更具體地說，徐永昌主張中國大可以先把幾個戰區置于史迪威指揮之下，作為示范區或是實驗區，并期望借此對其他戰區產生積極效應。有趣的是，沒有一位中國官員同意美國政府的說法，認為只有史迪威才能紓解中國的危機。

3、蔣介石的“三個立場”

蔣介石在7月8~15日發給羅斯福的一連串電報中，表達了三個立場。

首先請羅斯福放心，中國戰局并非如美國政府所想象的那么惡劣，中國完全可以應付日軍攻勢，而他自己也會對中國戰區的成敗負起全部責任。
其次他提議中美兩國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指揮權轉移工作，以求過程完善，不必過于倉促。
最后蔣介石更提出承諾，只要史迪威能夠表現合作精神，他自會毫不猶豫地將指揮權交出。

根據蔣介石看法，轉移指揮權的準備必須顧及三個方面。

第一，蔣介石不同意羅斯福的決定，讓史迪威全權掌控租借法案物資，以及置共產黨軍隊于史迪威指揮系統之內。蔣介石認為這兩點可能對未來中美軍事合作關系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敦促羅斯福改變立場。

第二，蔣介石建議兩國政府應該簽訂一項正式協議，明確規定它們有關指揮權的權利和義務。協議內容應該包括租借法案物資支配權、人事任免決定權、責任歸屬問題、對工作成績的檢查等等方面，以避免未來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他特別強調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兩國政府的合作不可能僅限于軍事范圍，合作應該是全面性的。

第三，蔣介石也強調中美兩國軍隊的基本差異。中國軍隊不僅在組織、紀律和工作作風方面和美國軍隊不一樣，它們特別重視人際關系、部隊的沿革歷史和地方色彩的背景。因此，他需要時間處理這些個人和心理因素，然后才能放心地把軍隊交給美國人指揮。

以上三點大致決定了中國政府談判的基調。

4、斡旋人赫爾利

蔣介石回復羅斯福電報時要求美國派遣一位斡旋人，羅斯福很快就答應派遣赫爾利作為他個人代表來華。

后來由于赫爾利向羅斯福作出對史迪威不利的言詞，因此有人把蔣介石這一要求看成他處心積慮的計謀，目的在制造這位斡旋人和史迪威之間的沖突，進而達成其全盤破壞史迪威的計劃，最后蔣介石玩弄美國人的陰謀詭計終于得逞。

為了能夠在邏輯上言之成理，同時又達到支持史迪威的立場，因此有些歷史著作能夠作出的最好方法就是丑化赫爾利，把他形容成頭腦簡單、自我陶醉的粗漢，喜歡炫耀自己，行為類似小丑。而他在面對中國險惡的政治時，又不知天高地厚，被蔣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還在史迪威背上捅了一刀，破壞了美國對華政策。事實上，即使史迪威離開中國之前，重慶的一些美國軍官已經指責赫爾利出賣了史迪威。后來不少學者更是堅信，他是導致史迪威撤職的直接禍首。

依據這種看法，赫爾利的任命是當時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大敗筆，而且是蔣介石強加于美國政府的一個奸計。

以上這些傳統的說法其實漏洞百出，因為赫爾利任命的緣起和他后來在史迪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遠遠比這些傳統說法要復雜得多。

赫爾利出使中國其實沒有中國陰謀成分在內，而是充分符合美國官方自己的設想。早在1944年9月以前，羅斯福和蔣介石已多番使用個人代表（特使）傳遞訊息。稍早的例子包括拉鐵摩爾來重慶，宋子文去華盛頓，居里兩度訪華。

1944年6月中美關系開始惡化時，蔣介石派遣孔祥熙作為個人代表赴華盛頓訪問，理由是孔祥熙是他最能信賴的同事，對中國政治、經濟和財政等事務都有全面了解，因此最有能力向羅斯福傳達蔣介石本人的觀點。正因為如此，蔣介石要羅斯福派一位具有同等資歷的個人代表前來中國，乃是理所當然。早在美國提出指揮權要求之前，中美兩國領袖已經就交換特使問題開始商談。副總統華萊士熱烈支持這個做法，只是他心中最理想的中方候選是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

這個背景可以幫助解釋，為什么蔣介石在7月8日提出答復并邀請美國派一位特使前來中國時，羅斯福當即爽快予以同意。

作為美國政府決策過程中重要的一員，馬歇爾對蔣介石的動機很快就產生了警惕之心。因此他在7月8日試圖說服羅斯福，既然蔣介石已經答應交出指揮權，那么美國就應該集中精神，趕緊把指揮權早日拿到手，而不要為派遣特使一事去分神。但是羅斯福沒有接受馬歇爾的建議，反而在7月13日徑自電告蔣介石說，他正在物色一位具有政治遠見的人士作為他的個人代表，以謀求和蔣介石合作。羅斯福同時也向蔣介石強調，當務之急是任命一位軍官，立即指揮中國軍隊在華中地區的戰斗活動。

我們并不清楚羅斯福否決馬歇爾建議的理由是否和華萊士有關。但是華萊士在7月8日確實收到蔣介石的一封電報，內容是希望羅斯福派特使到中國，處理中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等重要問題，并促進雙方合作。這封電報的目的當然是敦請華萊士從中促成。華萊士在和羅斯福會面時，很可能也討論了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可能則是，羅斯福本人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讓他比馬歇爾更能體會蔣介石的處境。他收到蔣介石電報后，曾經向李海上將表示(7月13日)，蔣介石說的話也有相當道理。簡而言之，羅斯福一方面能夠體會史迪威和馬歇爾的心情，催促蔣介石趕快抓緊時間轉移指揮權；另一方面，他也認為蔣介石延長時間的要求并非沒有道理。

不過，這并不是羅斯福延誤馬、史兩人建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此后四個星期中，羅斯福本人離開華盛頓，到舊金山和阿拉斯加，最后抵達珍珠港，召見麥克阿瑟和尼米茲討論太平洋戰略。總統一旦離開首都，一般政府工作的步調頓時緩慢下來。因此，羅斯福的延誤是出自他個人行程的需要，與蔣介石扯不上關系。

5、為何選擇赫爾利？

一旦羅斯福決定派遣個人特使，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決定人選。

馬歇爾的對應之道，是絕對保證這個特使能和史迪威以及軍部充分配合，而不致變成絆腳石。8月3日當馬歇爾把總統的決定告訴史迪威時，也表示他的錦囊之中已有妙計，排除任何可以干擾史迪威工作的人成為特使候選人。

馬歇爾告訴史迪威說，為了要保證后者今后能夠順利展開工作，他突然想到赫爾利將軍是一個上好特使人選。根據馬歇爾評價，赫爾利和總統互動良好，能力強，過去又一直贊賞史迪威處理蔣介石關系時的態度，工作上應該能給予史迪威很大幫助。

因此，他打算向羅斯福推薦委派赫爾利擔任特使一職。不過由于事關史迪威未來，故想先征求意見。馬歇爾最后強調說，“我愈想愈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因為赫爾利正是你早就應該有的幫手。”顯然，從馬歇爾角度看來，赫爾利的優點為旁人所不及：老練外交家，總統信任的智囊，對史迪威充滿好感，并且對陳納德充滿惡感。集諸多優點于一身，實在無人可比。

總之，馬歇爾在特使任命過程中，技巧地關閉了羅斯福的選擇之門，先是推出赫爾利的名字，繼而向史迪威保證，只有得到史迪威同意后才會正式推薦。更有甚者，根據馬歇爾原意，赫爾利只是一個輔佐史迪威的角色，而這也與赫爾利本人的想法甚為一致。

簡言之，赫爾利決不是蔣介石陰謀得逞插手送進來的禍害，借此阻擾史迪威的計劃。相反地，他是馬歇爾和史迪威親手挑選和推薦的，因為他們都認為他是史迪威最好的支持者。他不但不是羅斯福白宮的班底幕僚，而且還具有陸軍出身的優勢。事實上，在馬歇爾的心目中，赫爾利和史迪威兩人，都是美國從蔣介石手中奪取軍權計劃的重要執行人。

當時跡象顯示，馬歇爾的計謀相當巧妙。赫爾利第一次訪華(1943年11月)為時短暫，但史迪威已經和他建立友誼，讓史迪威相信他們兩個人是知音，對于中國問題的看法高度一致。

根據史迪威報導，當赫爾利在這一年11月19日首度得知，蒙巴頓預備把史迪威從印度和緬甸趕出去時，他立即警告蒙巴頓不要輕舉妄動，并把史迪威形容成在美國陸軍中地位極為崇高的將領。如果蒙巴頓膽敢冒犯史迪威的話，后果一定不會愉快。赫爾利也把史迪威形容成是以獨力支大廈的氣度，讓中國在危難中得以維持抗戰的功臣，并說美國人民把史迪威看成是“中國的救星”。

因此，他警告蒙巴頓最好不要招惹史迪威。到中緬印戰區訪問的美國人，雖然也發表支持史迪威的言論，但是沒有一個人說得像赫爾利這么堅強有力，難怪史迪威對赫爾利持有極為良好的印象。

8月10日，羅斯福正式通知蔣介石，決定任命赫爾利為他的個人特使，同時也催促蔣介石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因此，如果蔣介石在此之前擔心羅斯福的動機，因而不愿交出軍權的話，他顯然把羅斯福任命赫爾利為特使看成是安撫他的姿態。于是他在8月12日回電羅斯福，聲稱他已經開始準備讓史迪威得到指揮權的工作，并希望一切可以順利進行。

簡言之，派送特使是羅斯福自己的主意，但是決定人選幾乎是馬歇爾和史迪威共同主導，而赫爾利正是他們心目中的上上之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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