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進行到最后,記者與良渚博物院院長徐天進道別,并提出要去良渚博物院參觀。“你去看一看吧,”徐天進特意囑咐,“看完之后還需要再去讀一些參考文獻。”
徐天進戴著圓眼鏡,蓄了一縷花白胡子,語速和步速不疾不徐。蓄須是他早年間開展田野考古時留下的習慣——那時連洗澡都不方便,胡子自然沒法每日打理。此前,徐天進還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擔任教職時,學生便評價他有“君子之風”。
辦公樓停車場里,停滿了浙江牌照汽車,唯獨徐天進開的是“京牌”;來往交談的各色人等,江浙口音偏多,而他說話則帶著兒化音,不時還會冒出幾個老北京詞兒。雖然祖籍浙江永康,但是徐天進長期在北方生活。直到2022年4月,他受聘加入良渚博物院,方才回到浙江,算是“少小離家老大回”。
徐天進是良渚博物院首位外聘院長。對這一身份,徐天進的理解是,不算博物院的正式編制人員,不必參加行政管理會議,不用承擔接待等行政事務。他只希望能夠在博物院的展覽策劃、學術研究等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徐天進醉心學術。辦公室角落里,放著一個灰色鐵皮柜子,與房間里其他木質家具格格不入。受聘成為良渚博物院院長時,徐天進剛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退休。他惦記著,還有好幾本考古報告沒完成,而鐵皮柜子里裝著的,正是從學校直接搬來的資料。
然而,鐵皮柜子搬過來好幾年,卻從來沒打開過。
徐天進辦公室里的鐵皮柜子。
聘任合同規定,徐天進每年在良渚博物院的工作時間不少于4個月。他當時想,還剩下8個月自由時間,足夠完成欠下的報告。但是,博物院的事情遠比徐天進預想的要多得多,他實際在博物院的時間每年超過10個月,偶爾離開也是因為出差。他笑著說:“好像比退休前在學校里還要忙。”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良渚博物院則正是集中展示良渚文化的平臺。今年5月,良渚博物院二期即將動工,徐天進肩頭的擔子更重了。
上任時,徐天進說自己是來“守門”的:“我不僅要守好良渚博物院這扇門,還要讓它開得更大更敞亮,讓更多人都愿意走進這扇通向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大門。”
“良渚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可以反復閱讀的空間
每次布設新展,徐天進總喜歡到展館里去。為期3個月的特展,他要去“溜達”幾十次,不僅觀察觀眾的狀態,有時還會跟觀眾聊聊天。
從策劃的第一個展覽開始,每次結尾處,徐天進都會建議列出拓展閱讀的推薦目錄。其中多是和展覽密切相關的參考資料,從考古報告到歷史文獻,再到和具體展品相關的研究著述,數量雖然不多,卻也能寫滿整面墻。展廳里,還專門放了一些相關書籍,供感興趣的觀眾隨時翻閱,以便更好地理解展覽內容。看展的觀眾走到“參考文獻”處,有人上網查閱,也有人直接下單買書。
看展覽還要讀文獻,這對觀眾的要求會不會太高了?
“這種要求很正常。”徐天進回答。他認為,只看展出的實物,一次很難看深看透。他希望讓“逛”博物館變成“閱讀”博物館。把博物館變成一個閱讀空間,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喜歡博物館的人,應該慢慢學會‘閱讀’博物館的方法”。
但“閱讀”博物館是件有門檻的事情。徐天進打比方,博物館的“閱讀”和讀書一樣,需要認很多字。“再好的文學作品,如果不認字,也沒辦法體會。”他希望通過展覽引導觀眾,“慢慢提升閱讀博物館的能力,從興趣開始,從識‘物’開始”。
不知是否因為仍然保持著大學教授的職業習慣,徐天進對策展的學術性和專業性有著超乎尋常的要求。
良渚博物院內,觀眾駐足觀展。
徐天進辦公桌被書籍堆滿,背后書柜也塞得滿滿當當。
去年,良渚博物院舉辦“不朽——大漆藝術五千年”展覽,從良渚時期到當代,現有成果綜合到一起,整個漆器發展的脈絡都要梳理下來。大量收集并閱讀文獻,從而形成邏輯、取舍觀點,再組織展品,這些都是策展人的工作。同時,對各大博物館館藏也要有足夠了解。而前不久閉幕的“宜子孫——漢代玉器集萃”展覽,則借來了全國9個省市、21家博物館的珍藏。被選中的文物,有些因為展覽檔期錯不開,有些在原館展位重要,不便出借,因此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調整,工作量巨大。
在徐天進看來,博物館的核心是“物”本身。如果辦一場展覽,坐輪椅來的老人觀看展品需要用雙手撐起身子,蹦蹦跳跳進來的小孩要踮起腳尖趴在展柜上,就說明展覽的細節需要改進——徐天進認為,讓觀眾看清楚展品,才能收獲好的“閱讀體驗”,這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2022年底,良渚博物院舉辦“郁郁乎文哉——西周晉國玉器精品展”。博物館一般強調歷史敘事,徐天進則考慮,能不能把文物最美的一面呈現出來?于是,策展前期,他準備了詳盡的展覽方案,經過反復琢磨討論,最終決定去繁就簡,只留下必要的器物說明,文字量極少。
為了讓展出的文物“出片”,展館的光線幾經調整,同時還量身定制了支架。甚至就連展品擺放的角度也經歷了多次調整,來回打磨展品與展柜的配合。觀眾反饋,用手機隨便拍一下,就能達到和在攝影棚里差不多的效果,文物的藝術性得以凸顯。
此次展覽后,徐天進作為策展人的文物手稿圖也開始在網絡上流傳。這些手稿色彩明快、細節豐富,空白處密密麻麻寫滿了文物信息,記錄了作者繪圖時的所思所想,令人驚嘆不已。徐天進卻輕描淡寫:“繪圖是考古人必備的技能。”
這是一種“學院派”的策展風格嗎?記者問。
“應該不是風格。學術性是博物館的生命。”他又補充,“即便《西游記》被拍成了電視劇、動畫片,被做成了電子游戲《黑神話:悟空》,但是經典的東西還是要讀原著。”
良渚博物院文創店里的考古文博圖書。
時間與空間的坐標系
采訪過程中,徐天進和記者聊起當下的國際關系:“貿易戰不是突然發生的,涉及歷史淵源,還有地緣問題。”
在“跨行”成為良渚博物院院長之前,徐天進當了幾十年的“考古人”。“考古人”看待問題的習慣方式與眾不同,卻又向來如此:以百年、千年的時間度量,與整個文明世界的空間共同組成坐標系,再審視和度量事件的定位。此前,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徐天進便不斷向公眾介紹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
20世紀70年代末,徐天進考入西北大學考古系,單純只是因為覺得“有意思”:“那時候有幾個人知道什么是考古?”
徐天進當時借讀的中學距離秦始皇陵兵馬俑不遠,騎車不過半個多小時。出于好奇,他下課后總是要到發掘現場看看。后來,徐天進自己常駐遺址發掘現場,常有同樣好奇的路人發問:這是在干嗎?挖這些有什么意義?畢竟,精美的文物只是考古成果的一小部分。在普通人眼中,大部分出土文物與爛瓦片無異。有段時間,盜墓題材的文學、影視作品大量涌現,有人甚至疑惑,考古難道是官方“盜墓”?
由此,徐天進開始意識到傳播推廣之于考古工作的重要性。發掘周公廟遺址時,當地居民不明白考古隊在“挖什么”,徐天進就讓學生們制作展板,拿到縣城、學校進行展覽,向當地居民宣傳考古發掘的價值和意義。這么一來,當地居民不僅對考古發掘有了概念,還油然生出一種自豪感,“我們這么一個不起眼的北方小村莊,幾千年前也很輝煌,曾經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地”。
徐天進也是最早推動考古工作向社會化、公眾化發展的實踐者。從2008年開始,北京大學每年都會舉辦全國性的中學生考古夏令營。夏令營的規模從最初不到100人,逐漸發展到200多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不少當年參加夏令營的學生后來考取了北大和其他各大高校的考古專業,有的還成了高校考古專業的教師。徐天進說:“一個學生對考古的興趣,不僅會影響他的人生,還會影響到學生家長,會影響一個班級、一所學校。”
來到良渚博物院后,站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平臺上,徐天進希望讓“考古”進一步影響到更多的人。他認為,考古研究的成果要與社會共享,而博物館是一個重要渠道。
良渚博物院。
3年前,徐天進入職良渚博物院時,便迫切想要回答一個問題:良渚究竟是什么?他想把良渚文明“源”和“流”的關系講清楚:“從時間上拉長來看,對后世有什么影響?在空間上拉開,中華大地上哪些文明與之相關聯?”
通過若干年實踐,良渚博物院如今正在嘗試構建一個立體時空的框架坐標。比如,關于玉器的文化歷史和藝術成就,以年代發展為脈絡,展覽已經辦到漢代;良渚·三星堆文化交流活動和紅山·良渚與中華文明主題展覽先后在四川和遼寧舉辦,促進了相近時期不同文明的交流。
在徐天進看來,博物館并不是一個簡單輸出知識的地方,也要教給大家看待世界的方法。而這種方法不僅用于認識古代世界,看待今天的世界同樣有效。
“必須以這樣的理念去建設博物館。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項長久的事業,需要不斷完善、發展。”徐天進說。
文化遺產共享綜合體
前兩年,徐天進在山西農村出差時,買下了一整套木工工具:斧子、刨子、鋸子,一應俱全。他想,這些工具在新博物館里可能會用得到。
“木材加工在良渚時期已經很發達了。起初用的是石制工具,后來是青銅工具。到漢代以后,有了鐵制工具,而現在則是電動工具。對同一種材料的加工,隨著技術和工具的進步,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最近,徐天進正在考慮良渚博物院二期的展覽計劃,5000年來木材加工技術的演變,也許可以作為展覽的一部分內容。
徐天進收來的木工工具。
對于即將開工建設的良渚博物院二期,徐天進的期待,是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博物館”。怎么個“不一樣”法?根據初步設想,他提出了“文化遺產共享綜合體”的概念。
既然是綜合體,展出的便不僅僅是文物,形式也不止于觀看。據悉,良渚博物院二期設有展覽展示、學術科研、社教體驗、配套服務四個獨立空間。對此,徐天進打了個比方:“相當于從傳統百貨店變成了現代商業綜合體。”
按照目前的方案,良渚博物院二期將開設圖書館、餐飲店、文創店等,而這些空間未來都將成為文化遺產傳播的載體。與此同時,觀眾的參與度也將變得更高——一般博物館中,人們只能隔著玻璃柜欣賞學習。而在新博物館,文化遺產在功能上將得到極大拓展:可以“吃”,可以“買”,也可以“閱讀”。
“我不太使用‘文創’這個詞。”徐天進說。在他看來,現在的“文創”通常指旅游紀念品,他希望博物館的商品更多是融入了遺產元素的日常用品:設計師被文物所包含的元素啟發,展開幾千年前文物和當下日常生活的“對話”,從而實現“博物—藝術—生活”的自然轉換和延續。
徐天進正在翻閱展覽圖錄。
對于良渚博物院二期,“學究”徐天進似乎換了種風格,這與他對學術性的堅持矛盾嗎?
“陳列的還是‘經典原著’。”徐天進解釋,博物館不能拘泥于單一輸出,而是要通過多元化的傳播方式,讓觀眾明白文化遺產的真正價值之所在。良渚文明在同時期中國的考古發現中最具代表性,有大規模的城市營建、有不同等級的墓葬、有制作精良的玉器、有結構明晰的水利設施……這些都是5000年前文明出現的考古證明。
徐天進認為,探索文化遺產與當代社會最好的共享方式,良渚博物院可以是一個最理想的平臺。
關于良渚博物院二期的展示方式,博物館領域的專家同行已經探討過,并基本獲得認可。“沒有借鑒參考的先例。”徐天進坦言,“當然,存在不成功的可能,但是探索有價值、有意義。”
徐天進近照。
上任之初,徐天進曾談到,自己有三個“忐忑”。
第一個“忐忑”,出于個人研究方向。徐天進說:“雖然此前我來過良渚多次,但畢竟不是做史前考古的。到這兒工作,心里還是不踏實。浙江研究良渚的專家很多,水平都很高,即使我說服了自己,外界可能也會打個問號。”第二個“忐忑”,是因為良渚的特殊性。良渚是世界文化遺產地,定位很高。徐天進始終覺得,做出來的東西要能給浙江、給中國一個交代,要與良渚的高度匹配。最后一個“忐忑”,源自良渚既有的成績。從田野工作到申遺,再到博物院和遺址公園的運營,良渚始終處在業內領先地位。徐天進一直在思考:如何讓這個標桿能夠再進步一點點?
如今,3年過去了,徐天進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也更“忐忑”了。某種意義上,對于徐天進來說,他和良渚博物院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原標題:《良渚博物院二期動工在即,首任外聘院長徐天進更“忐忑”了……》
欄目主編:陳抒怡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鞏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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