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陸向輝

根據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是一個關鍵罪名，它在侵犯知識產權罪中影響范圍最廣，所有從事商業活動的業主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違法者。

這個罪名的罪狀中有“明知”的規定，“明知”的內容是銷售商品屬于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是明知，即明知是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仍然銷售，從中牟取非法利益。行為人是否明知，是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適用本條規定時，必須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其銷售的商品是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如果行為人不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而銷售，不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1]。

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明知”認定的規則進行了調整，這些變化反映了更為嚴格的治理理念。然而，我們亦需反思，從“有證據證明”到“可以推定認定”，再到更為寬松的“可推定認定”，這一系列變化是否與我國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證據裁判原則”產生了更深層次的沖突。在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之間尋求平衡的過程中，規則的改變可能會對商業活動的經營者帶來更大的風險，使他們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在構建法治營商環境的背景下，是否應當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一、立法機關要求“有證據證明”

上述說明的一個重點是“必須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其銷售的商品是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商品。“必須有證據證明”的要求相對比較嚴格。如何理解“有證據證明”。需要回到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第一項，定罪量刑的證據都有證據證明，釋義的解釋是：都有辦案機關經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證明[2]。

所謂“有證據證明”，即指所有相關情節均需有相應證據予以支撐，這與推定概念相悖。提出兩個要求：

一是體現證據裁判原則，有學者認為“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是一項體現證據裁判原則的基礎性要求”[3]，該規定的相反一面是僅憑猜測、假設、占卜等對事實作出主觀臆斷，這是證據裁判原則的基本要求。

二是體現對證據的要求，證據必須是能夠“證明”事實的證據，即證據要達到能夠“證明”的程度，但證據不足以證明，證明是指根據確實的材料判明人或事物的真實性。“證明”又稱為論證，是指根據已知的命題或判斷，通過邏輯推理，來斷定另一個命題真實性的活動。與證明對應的相反一面是雖有證據，但無法通過邏輯推理的方法完成論證。

根據立法機關對這個條文的說明和解釋，對于行為人對自己銷售的商品是否屬于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屬于明知，公訴機關需要“有證據證明”，不能推定。

二、司法解釋確定的“明知推定”規則

“推定”作為一種司法證明的替代方法，成為一種認定案件事實的方法，根據所證明的基礎事實來認定推定事實成立，其中，推定事實的成立并非根據基礎事實直接推導出來，而是法官根據推定規則所作的法律認定，在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并沒有建立必然的因果關系，而可能存在一種邏輯推理上的跳躍。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中的“明知”就是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推定規則”，2004年，兩高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9號]，第一次列舉出四種可推定為“明知”的情形，包括：（1）知道自己銷售的商品上的注冊商標被涂改、調換或者覆蓋的；（2）因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受到過行政處罰或者承擔過民事責任、又銷售同一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3）偽造、涂改商標注冊人授權文件或者知道該文件被偽造、涂改的；（4）其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這些情形自此成為‘明知’推定規則的經典范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所有用于定罪和量刑的事實都必須“有證據證明”。司法解釋允許直接“推定”認定。

從“必須有證據證明”到“可推定”的轉變，是對無罪推定原則的異化還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值得思考。立法機關堅持“必須有證據證明”的原則，而司法機關通過司法解釋引入了“可推定”的規則。對于推定的規則制定和適用，一般認為有必要但必須受限制。有學者認為，在刑事領域，推定是一個橫貫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問題。在刑法日益成為風險控制工具的社會里，決策者正越來越多地在刑事立法與司法中使用推定。很顯然，推定絕不只是單純的與證明相關的技術性問題，事實上，通過降低控方的證明負擔或改變需要證明的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推定具有使控方的指控與定罪變得容易的功能。這意味著，刑事領域的推定實際上涉及國家權力與個體權利之間關系的處理，推定的背后上演的可能是國家權力悄然擴張的一幕。在推定適用不斷擴張的今天，有必要認真對待刑事推定[4]。

也有學者認為，推定是證明過程的中斷。推論或事實認定包括舉證、質證和認證三個階段，而舉證和質證這兩個階段構成了證明過程。其中，推理、思維和認識是最大的概念，人的所有智力活動都可以用推理、思維或認識來概括；法律推理是貫穿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全過程的法律論證或法庭決策活動；推論是貫穿舉證、質證和認證全過程的事實認定活動；證明則是舉證、質證的推論過程；推定則是介于證明與推論之間的智力活動，其中，許可性或“虛弱”的推定具有推論的某些特性，但推定的主體部分（不可反駁的推定，可反駁的舉證責任推定，可反駁的說服責任推定）不是證明，而是證明過程的中斷。[5]

然而，最高司法機關基于打擊犯罪的有效性和便利性，認為適用恰當的推定規則有助于實現打擊知識產權犯罪的司法政策。多年來，推定規則的適用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有力支持，要求所有法律從業人員必須掌握、理解并正確運用。

三、新知識產權司法解釋對明知推定規則的擴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明知”，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知道自己銷售的商品上的注冊商標被涂改、調換或者覆蓋的；

（二）偽造、涂改商標注冊人授權文件或者知道該文件被偽造、涂改的；

（三）因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又銷售同一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

（四）無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進貨或者銷售的；

（五）被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發現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轉移、銷毀侵權商品、會計憑證等證據或者提供虛假證明的；

（六）其他可以認定為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

在廢止2004年解釋的同時，將推定規則增加兩種情形。（四）無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進貨或者銷售的；（五）被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發現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轉移、銷毀侵權商品、會計憑證等證據或者提供虛假證明的。

規則的改變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增加了“無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進貨或者銷售的”可認定為“明知”的推定規則。

從歷史沿革來看，‘明知’的判斷標準經歷了顯著變化，從寬泛的定義逐漸收縮，從詳細具體的列舉轉變為概括性和包含性的列舉方式，并且從一般的執法指引和會議紀要提升到了司法解釋的層面。現如今再次回到最容易認定的判斷標準，將1994年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執行〈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若干問題的通知》中的第4項和第7項重新列舉為“明知”的推定標準。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執行〈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若干問題的通知》[工商標字〔1994〕329號]（該文件已經失效）第六條的規定，該條款詳細列出了八種情形，一旦符合其中任意一種，即可判定為‘明知’，具體包括：（1）更改、調換經銷商品上的商標而被當場查獲的；（2）同一違法事實受到處罰后重犯的；（3）事先已被警告，而不改正的；（4）有意采取不正當進貨渠道，且價格大大低于已知正品的；（5）在發票、賬目等會計憑證弄虛作假的；（6）專業公司大規模經銷假冒注冊商標商品或者商標侵權商品的；（7）案發后轉移、銷毀物證，提供虛假證明、虛假情況的。

但這個是行政執法的標準，后果是判定行為人“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同時可以追究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刑事責任[6]。

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煙草專賣局下發《關于辦理假冒偽劣煙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座談會紀要》[高檢會〔2003〕4號]，該文件中對有關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煙草行為“明知”的認定，在第二條有專門的規定。“明知”，是指知道或應當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明知”：（1）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進貨的；（2）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銷售的；（3）銷售假冒煙用注冊商標的煙草制品被發現后轉移、銷毀物證或者提供虛假證明、虛假情況的；（4）其他可以認定為明知的情形。

該座談會紀要首次明確，將‘進貨、銷售價格顯著低于市場價格’的情形，以及‘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煙草制品后被查處時，轉移、銷毀證據或提供虛假信息’的情形，均列為推定行為人‘明知’的依據。

2004年兩高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9號]較為保守，并未將煙草制品座談會紀要的三種情形吸收為司法解釋的認定規則。

需要注意的是，和其他“明知”推定規則相比，知識產權司法解釋將明顯低價“銷售”也作為可推定的情形，實屬意外。

筆者整理出明顯低于市場價在司法解釋中出現的幾類案件，歸納總結出以下內容：

1.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進貨或者銷售且無合理原因的，可能成立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1〕24號。

2.收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出售的林木的，可能成立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3〕8號。

3.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進行交易的，可能成立涉海沙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海警局《依法打擊涉海砂違法犯罪座談會紀要》法發〔2023〕9號。

4.將危險廢物委托第三方處置，委托處置費用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或者處置成本的，可能成立環境污染犯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態環境部《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2019.02.20實施。

以上四類中，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解釋，也規定低價銷售和“明知”有毒有害食品有“蓋然性伴生關系”，是因為該罪名適用于生產、銷售人員。非法收購、運輸盜伐、濫伐的林木罪就僅僅考慮“收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出售的行為。海砂和煙草交易中，明顯低價購進和銷售均被視為和“明知”內容具有‘蓋然性伴生關系’，因其交易特殊性：價格接近政府指導價，波動小，且供需穩定。

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幾乎涵蓋了所有帶有商標的商品，其明顯低價購進與銷售的行為背后，往往隱藏著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些因素與商標假冒的情形之間難以建立起直接的'常態聯系'或'蓋然性伴生關系'。這一規定可能會讓眾多經營業主措手不及。

（二）增加了“被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發現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轉移、銷毀侵權商品、會計憑證等證據或者提供虛假證明的”可認定為“明知”的推定規則。

在行為人被發現時及被發現后，其逃避檢查、轉移物證等行為，被推定為事前'明知'的情形，而在此類案件中，除了毒品犯罪外，還包括本文所研究的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件。

《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2023年6月29日）提及：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明知走私、販賣、運輸、非法持有的是毒品，但有證據證明其確實不知情或者確系被蒙騙的除外：（1）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郵局、快遞站點等場所檢查時，要求申報為他人運輸、攜帶、寄遞的物品和其他毒品疑似物，并告知法律責任，但被告人未如實申報，在其運輸、攜帶、寄遞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或者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運輸、攜帶、寄遞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3）在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藏匿、丟棄、試圖銷毀其攜帶的物品、棄車逃離或者其他逃避、抗拒檢查行為，在其攜帶的物品或者遺棄的車輛中查獲毒品的；（4）采用高度隱蔽方式運輸、攜帶、交接物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的慣常運輸、攜帶、交接方式，從中查獲毒品的；（5）以虛假的身份、地址或者物品名稱辦理托運、寄遞手續，從托運、寄遞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6）采用隱匿真實身份、支付不等值報酬等不合理方式，指使、雇用他人運輸、攜帶、寄遞物品或者代為接收物流寄遞的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7）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不等值報酬，為他人運輸、攜帶、寄遞物品或者接收物流寄遞的物品，從中查獲毒品的；（8）其他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的情形。

相比之下，本文所探討的罪名相較于毒品犯罪中的明知推定規則，顯得更為嚴厲與超前。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到的是“檢查時”，知識產權司法解釋規定的是“被發現后”，是徹底地根據事后表現推定事前明知。

2.《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到的是“藏匿、丟棄、試圖銷毀其攜帶的物品”，知識產權司法解釋規定的是“轉移、銷毀侵權商品、會計憑證等證據或者提供虛假證明”，其中，‘轉移’行為被等同于銷毀，這一規則可能會超出一般人的認知。

將該兩類案件提到同等的重視程度，打擊知識產權犯罪的決心可謂重大。所有的經營業主要更謹慎行事了。

（三）對反證提出要求，需要“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

2004年的司法解釋未明確“可推翻推定”的規則，而新司法解釋中規定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這體現了司法實踐中對推定規則的進一步明確和進步。

但正如前文所述，“有證據證明”和“可推定認定”是相對的司法概念。將本應有公訴機關舉證證明的責任部分轉移、標準降低，降低控方的證明負擔，使控方的指控與定罪變得容易，將實質性的證明負擔轉移到被告人身上。

同時，對被告人提出的‘反證’設立了嚴格標準，即需‘有證據證明’且需證明至‘確實不知’的程度，這無疑為被告人及辯護人設定了極高的舉證門檻，若非事先充分準備，恐怕難以達成。此規則對經營從業者及法律服務人員提出了極為嚴格的要求，需重新審視商品商標狀況，細致甄別假冒可能，并務必進行詳盡的盡職調查及證據保全工作。

（四）取消“知道和應當知道”的要求。

兜底條款通常是為了防止法律的不周嚴性，以及社會情勢的變遷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條款能夠涵蓋未被明確列舉的情況，是對前文列舉內容的總括性規定。

比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4〕19號，兜底條款規定：其他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

新的司法解釋改為“其他可以認定為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情形”。將“知道和應當知道”的限定改為“可以認定為明知……”，適用“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立法技術的還有已經廢止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2009〕15號，這樣的立法技術極其少見，僅在涉及煙草類的案件的規則中出現過。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兜底條款適用的是“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

四、結語

司法解釋反映了最高司法機關在執行國家刑事政策方面的立場，同時也是司法機關必須嚴格遵循和應用的規則與規范。正確而深入地解讀有助于司法實務人員和法律從業者準確地適用法律、遵守法律。

對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和犯罪活動的嚴格治理已經開始體現在現行法律規范中，每個人都需要了解和理解這些規范，否則可能會面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