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鮮為人知的是,魯迅(原名周樹人)是周恩來的同族叔叔,兩個人雖然沒能見面,卻英雄相惜,神交已久。
魯迅是浙江紹興人,周恩來則生于江蘇淮安,他倆怎么會同族同宗?
秋瑾、魯迅、周恩來,并稱“紹興三杰”。早在抗戰時期,周恩來回祖籍浙江紹興掃墓時,就專門做過調查,確認魯迅是其族叔,一生都以魯迅同宗而自豪。
周恩來
周恩來主動“認親”,許廣平周建人頗感意外
1952年的一天,魯迅先生的遺孀許廣平,到北京中南海周恩來家里做客。周恩來突然語出驚人,嚴肅地說:“廣平同志,按輩分來說,我應該叫你一聲嬸母呢。”許廣平與周恩來同歲,聞聽此言猝不及防,紅著臉搖著雙手,連聲說:“不敢當,不敢當。”
許廣平與魯迅
無獨有偶。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期間,周恩來總理來到黨代表下榻的北京飯店,專程拜訪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時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的魯迅三弟周建人。剛一見面,周恩來突然改用紹興話,對周建人說:“建老(對周建人的尊稱),我查過家譜,你是紹興周氏20世孫,我是紹興周氏21世孫。您是我的長輩,我該叫你叔叔,咱們可是一家人!”周建人頗感意外,連忙說:“你是總理,不敢當。”
如果說與許廣平、周建人“認親”,只是社交活動的話,那么周恩來在“延安整風”中“認親”,則是用自己的黨性對此事做了“擔保”。
周建人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整風運動。1943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作為我黨談判代表滯留重慶,不能回延安參加整風。在重慶紅巖村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周恩來參加了中共南方局黨委組織的整風學習。根據延安整風的工作要求,周恩來坦誠地進行自我解剖:“我祖籍浙江紹興,與魯迅先生是本家。但出生于江蘇淮安,屬于封建沒落的官僚世家……”
延安整風
魯迅和周恩來都是周敦頤的后代,共同先祖是周澳
浙江紹興市勞動路東段,坐落著一棟古建筑——“百歲堂”,這里是周恩來的祖居,周恩來爺爺周起魁(又名周攀龍)就出生在這里,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少年時期也曾在這里生活過;紹興市東昌坊口魯迅路208號,則是“百草園”,則是魯迅故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早就進入小學語文教科書,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
“百歲堂”
師爺,是政府衙門里負責刑名律例(法律)、錢糧會計(財會)、文書案牘(秘書)的小官吏,明清時期紹興師爺最有名,“紹興師爺”竟然成了“師爺”這一行業的代稱。周恩來爺爺周起魁就是師爺,他在江蘇淮安當上師爺,舉家遷到淮安,1898年,周恩來出生于淮安。
1939年3月,周恩來回到紹興為祖先掃墓之事,專門托人找到“百歲堂”周希農先生,送去法幣100元,還有一封短信,信上寫道:“希農太公公賜鑒:茲派人呈上國幣百元,請代辦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間代請寶(保)佑橋本家各長幼午餐,煩瀆之請,容明晨面謝。專稟,敬請晚安。曾侄孫周恩來叩,即晚。”掃墓結束后,周恩來在家譜——《老八房祭簿》上寫道:“恩來,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孫,云門公長孫懋臣長子,出繼簪臣公為子,生于光緒戊戌(公元1898)年二月十三日卯時,妻鄧穎超。”同時他還填寫了兩個弟弟恩溥、恩壽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及同輩族人恩煥等13個人的情況。
百草園
利用回鄉掃墓的機會,周恩來多方查證后才確認:周恩來祖居“百歲堂”,與魯迅祖居“百草園”同屬“紹興周氏”一脈。
“予獨愛蓮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小時候,我們都背誦過《愛蓮說》,作者就是北宋大儒、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周敦頤,字濂溪,是魯迅、周恩來共同的先祖。至今,北方不少鄉村,很多周姓人家的門楣上,都掛著“濂溪世第”的牌匾。
明代正德年間,周逸齋舉家遷到浙江紹興,成為魯迅、周恩來等“紹興周氏”的“開山之祖”。經考證,周恩來是寶祐橋周氏,魯迅是覆盆橋周氏,而寶祐橋周氏和覆盆橋周氏都出自“魚化橋周氏”,所以魯迅、周恩來,四百年前是一家人。經李金海先生實地考證,魯迅的先祖周德,和周恩來的先祖周完一,都是周敦頤9世孫周澳的兒子,是同父異母的親兄弟。
周敦頤
魯迅是紹興周氏20世孫(周敦頤31代孫),周恩來是紹興周氏21世孫(周敦頤32代孫),按照“紹興周氏”的輩分,周恩來的確應該叫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叔叔”,叫許廣平“嬸嬸”。
彼此英雄相惜神交已久,因魯迅“搞裝修”錯過“雙周會”
魯迅比周恩來大17歲,兩個人都是民國時期知名人物。魯迅是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之一,魯迅雄踞“魯郭茅巴老曹”“六大文豪”之首;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領袖,解放軍創始人之一,新中國開國元勛,是新中國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青年魯迅
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兩個人都快速崛起,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繼創作中國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之后,魯迅又創作《吶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周恩來,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愛國學生的靈魂人物。1919年,周恩來考入南開大學,創辦進步學生團體——覺悟社。
五四時期,周恩來當然是魯迅小說的“忠實粉絲”。出人意料的是,魯迅很早就看過周恩來的“作品”。
據1919年6月19的《魯迅日記》記載:“晚與二弟(周作人)同至第一舞臺觀學生演劇,計《終生大事》一幕,胡適之作;《新村正》四幕,南開學校本也,夜半歸。”
青年周恩來
四幕話劇《新村正》是天津南開新劇團的集體創作,周恩來是核心編劇之一。該劇講述了辛亥革命后,惡霸地主吳紳,竟然成為新村正(村正,就是村長),還迫使全村老百姓給他敬獻“萬民傘”,直接揭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時代主題。周恩來等人筆下的周家莊,與魯迅筆下的未莊(《阿Q正傳》),在批判辛亥革命不徹底的關鍵點上,二周還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1919年11月,時年21歲的周恩來,以天津覺悟社負責人的身份,邀請時年38歲的魯迅到南開大學進行演講,魯迅爽快答應了。
得知魯迅要來,南開大學為之轟動,學生們個個歡呼雀躍。
1919年11月8日,周恩來才得知:魯迅家里有事,不能如約前來。魯迅委托二弟、著名作家周作人,代他進行演講。在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與魯迅并稱“周氏兄弟”,在民國文壇,都是響當當的大人物。
周作人
這是二周直接會面的最佳機會,可惜遺憾錯過“二周會”。
魯迅為何沒能來南開?人家正忙著“搞裝修”呢。據《魯迅日記》記載,當時,他剛剛買了北京八道灣的宅子,他正指揮工人們,對新宅進行裝修。為何不讓周作人代勞?原來,周作人是標準文人,動手能力很差,“搞裝修”這種瑣事,魯迅只能親力親為。
1971年會見日本魯迅研究者、文學評論家尾崎秀樹先生時,晚年周恩來仍然深感遺憾地講述這件事。周恩來說:“魯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開,來了代替他的人——周作人。同學們略感失望,但相談后,就說那也好吧,就請周作人先生去學校。他講的是關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實篤先生,講得非常有趣。”
晚年周恩來
左翼論戰中周恩來力挺魯迅,魯迅托馮雪峰向周恩來贈書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魯迅在上海灘一桿大筆揮斥方遒,成為中國文壇領袖;周恩來則作為中共領袖,在上海領導全國革命,并領導我黨地下工作,也是上海灘的風云人物。兩個人神交已久,彼此惺惺相惜,可以無緣見面。
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上海左翼文化陣營出現明顯裂痕,左翼團體創造社、太陽社,一度對魯迅展開“群狼圍攻”。據《恩周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從我黨地下工作者潘漢年、馮雪峰那里得知這個情況,他旗幟鮮明地力挺魯迅,周恩來指出:“魯迅在國內文化界及青年學生中有相當的影響”、“圍攻和責怪魯迅是不對的,應該團結、爭取魯迅”,周恩來鄭重表示:“回到上海后,對魯迅的工作是會有考慮和安排的。”
創作社刊物
根據中共中央“停止內戰,加強團結”的方針,在周恩來的直接干預下,左翼大論戰終于結束,魯迅也松了一口氣。在黨中央討論組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會議中,周恩來明確指出:“一句話,今后黨在文藝戰線上的旗幟是魯迅,遇事要多征求他的意見。”
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在會上,魯迅發表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并當選為第一屆執行委員,成為3名主席團成員之一。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與魯迅同命運,共呼吸,早就“心靈相通”。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
1931年初,柔石等“左聯五烈士”遭遇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周恩來憂心如焚,委托地下黨向魯迅求助。魯迅利用自己關系多方努力,仍舊營救無果。“左聯五烈士”壯烈犧牲后,魯迅奮筆疾書,寫下雜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文中沉痛地說:“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斗爭。”
左聯五烈士
作為中共同路人,魯迅不但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領袖關系匪淺,還與瞿秋白、馮雪峰等共產黨人交往頗深,在上海與后來的“共和國開國大將”陳賡會晤過。
1936年4月,周恩來派馮雪峰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行前,周恩來表達對魯迅的充分信任,他說:“對于你老師(魯迅)的任何懷疑,我們都是不相信的,請他(魯迅)也不要為一些輕薄的議論,而發氣。”周恩來特地囑咐馮雪峰:之所以派你去上海,就是因為你與魯迅熟悉,能夠通過魯迅找到地下黨。周恩來讓馮雪峰向魯迅轉達敬意:“他們(魯迅、茅盾)為抗日救國的努力,我們都很欽佩,希望你轉致我們的敬意。”
馮雪峰
來自毛澤東、周恩來的理解、信任,魯迅都點滴在心,他對中共更加支持,晚年的魯迅,毫無保留地支持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高層倍感悲痛,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的名義,分別給魯迅夫人許廣平、南京國民政府發去唁電,稱贊“魯迅是我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燦爛光輝的巨星……”同年10月底,延安召開魯迅追悼大會,一千多人參加;1937年2月,延安成立“魯迅師范學院”,次曰開辦“魯迅干部子弟小學班”。
延安召開魯迅追悼大會時,毛澤東收到魯迅托人送來的一根金華火腿,毛澤東、周恩來收到魯迅贈送的瞿秋白譯文集《海上述林》。
毛澤東在延安
這是怎么回事?
原來,對于周恩來這個“同族兼老鄉”,魯迅神交已久,非常器重。直到彌留之際,魯迅仍然惦記著周恩來。據左翼作家聯盟、文藝評論家馮雪峰回憶,1936年10月初,魯迅去世前不久,“當時魯迅有一點錢在我身上,我就替魯迅買了一只相當大的金華火腿送毛主席,他(魯迅)說很好。也是差不多這時候,《海上述林》上卷剛裝好,魯迅拿了兩本給我,說皮脊本是送給M(毛主席)的,另一本藍絨面本的送周恩來。”
瞿秋白
通過我黨的地下交通員,火腿、書等都是輾轉交給毛澤東、周恩來,讓周恩來唏噓良久。
周恩來評價魯迅:“革命軍馬前卒”,一個偉大的文化斗士
對于同族叔叔魯迅,周恩來一生都非常敬重,稱贊他是“革命軍馬前卒”,一個偉大的文化斗士。
1938年10月19日,武漢舉行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大會,周恩來發表演說:“在血統上我也或許是魯迅先生的本家,因為都是出生在紹興城的周家。然而我卻不愿意如章行嚴(章士釗)口口聲聲‘吾家太炎(章太炎)先生’似的也說‘吾家樹人先生(魯迅原名周樹人)’,我只能如古詩所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懷念魯迅先生。”
1939年3月28日至30日,周恩來回紹興祖籍掃墓期間,特地查閱了紹興周氏的家譜,確認魯迅是自己的同族叔叔,為之自豪。三天返鄉祭祖過程中,周恩來多次與紹興周氏親戚說起魯迅,予以高度評價:“魯迅的筆,橫掃了多少辮子軍、辮子黨人,所向披靡,海內無敵。魯迅的文格和人格一致,很幽默,也很爽直,要繼承魯迅的文風。”
1940年10月19日,重慶舉行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大會,周恩來在演講中指出:“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戰士,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斗士。在魯迅的一生中,有四大特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律己嚴、認敵清、交友厚和嫉惡如仇”。周恩來鼓勵大家學習魯迅的精神,認清我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團結一致,打擊敵人。
郭沫若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壽辰。周恩來特地撰寫了《我要說的話》,對魯迅和郭沫若進行比較。文中說:“魯迅的時代,是一半滿清,一半民國的時代。他出身于破產的士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戌政變后的洋務教育,嗣后,留學東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參加了光復會。入民國后,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閑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骨干。從此以后,他就公開的成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的叛徒,逐漸養成他在新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可是他自己卻又那樣虔誠的愿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
周恩來認真比較了魯迅與郭沫若:“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周恩來與尼克松握手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攜夫人訪華,拉開了中美外交史里程碑式一幕。周恩來特地準備一套《魯迅全集》,作為國禮贈送給尼克松。
“程奇夜談”認為,正如周恩來生前時常引用魯迅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與周恩來,同為北宋大儒周敦頤后代,同出紹興周氏一門,為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兩個人都奮斗一生。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兩個人都確信中華民族擁有最光明的未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周同列“紹興三杰”,二周都是民族脊梁,更是后輩學子的精神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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