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那老頭，穿著老舊的馬褂，留著長辮子，還學人家來吃西餐。”

“，就像是來見識文明世界的野人！”

土包子

民國時，一家西洋餐廳里兩個人用英語交流，對著不遠處一個穿著舊式馬褂、戴著瓜皮帽，垂著長辮子的老頭評頭論足。

聲音不大不小，但西餐廳的人都假正經(jīng)裝優(yōu)雅，沒有什么身影，所以兩人的聲音悉數(shù)傳到了老頭的耳朵里。

他們以為老頭聽不懂英語，還想繼續(xù)嘲諷，沒想到老頭直接走到他們面前，用純正的英語說：“我會用刀叉吃牛排時，你們的長輩還在用尿布！”

兩人聽著老頭純正的口語，瞬間羞得臉紅，原來那老頭就是精通9國語言、學貫中西的辜鴻銘。

文壇怪杰辜鴻銘

說起辜鴻銘，就算不了解他的人都聽過他的名字，在民國時他更是名聲貫耳的大儒，所以平時喜歡以“遺老”自居，穿著、生活習慣都是保持封建時期，但他卻是精通9國語言、學貫中西的大家。

“我是生在南陽、長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東西南北人’”辜鴻銘自我介紹時，總會這樣說，足以看出他對于自己的一生看得非常清晰。

辜鴻銘的父親辜紫云是到南洋打工的華僑，在馬來西亞一家英國人開的橡膠園工作。

辜紫云的祖上也闊過，所以和其他單純?nèi)ゴ蚬で蠡盥返娜A僑不同，他的文化層次很高，本身就是福建人，還會說英語和馬來話，所以和外國人的關系很不錯。

他的妻子是西洋人，會說英語和葡萄牙語，所以辜鴻銘從出生就遺傳了母親的藍眼睛，在多語言的環(huán)境中長大。

很小的時候，辜鴻銘就能多種語言中自由切換，很得橡膠園主布朗先生夫妻的喜愛。

因為他們當時沒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將辜鴻銘認作義子，經(jīng)常給他看西方的文學著作。

辜鴻銘也非常聰明，所有學習的東西都能很快消化，后來布朗先生要回英國，決定帶著辜鴻銘去英國接受更好的教育。

辜紫云雖然很不舍，但他也明白外國的教育資源是比馬來西亞更好的，因此同意了這個提議。

不過在辜鴻銘臨行前，他反復在辜鴻銘的耳邊告誡：“學習人家的東西，也絕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名中國人。”

辜鴻銘看著父親的眼睛，重重地點頭，在心里牢記這句話，無論是在蘇格蘭公學、愛丁堡文法學校，還是看《莎士比亞》《浮士德》，他都銘記父親的話。

在國外的時候他努力學習，不僅學習法語、葡萄牙語、拉丁、希臘文之外，他還主動學習德文等其他語言，輾轉(zhuǎn)于各國游學。

到他24歲這一年，已經(jīng)在西方國家的幾個著名大學中得到了學位，學習的科目包括拉丁文、希臘文等語言文學，還有數(shù)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等理論科目。

他的才學被撰寫《法國革命史》的歷史學家卡萊爾都忍不住贊嘆：辜的學識在世界文明的版圖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即便是在西方世界如魚得水，備受贊譽，但他始終堅持一句話：學習他們的語言，而不是他們的靈魂。

學成之后，他就回到了馬來西亞，并且娶了一個裹著小腳的女兒淑姑。

即便是見識過西方世界開放、自由的文化思想，但他對于中華文化有著一種執(zhí)念，對于裹小腳的妻子不是嫌惡，反而對著她裹小腳的布很癡迷。

據(jù)說每當他思考問題陷入瓶頸時，聞一聞妻子的裹腳布就能茅塞頓開，或許這也是為何后來他以“遺老”自居的原因。

文人風骨

1917年，北大校長蔡元培為了打造一個海納百川的校園氛圍，就邀請辜鴻銘擔任西學教授。

辜鴻銘欣然應允，但當他走進北大校園時，每一個看到他的師生都紛紛側(cè)目，尤其是他走進西學教室的課堂時，更是引起學生的不滿。

“這樣一個古板的老學究，教我們西學？這不是胡鬧嗎？他會說英語嗎？”

講臺下的學生大聲地發(fā)出質(zhì)疑，能進北大的都是有真本事的精英，那時候新思想涌進中國，年輕人更是敢說敢干，有質(zhì)疑當場就敢說出來。

沒想到辜鴻銘一開口就是純正的英語，甚至還大秀德語、法語，臺下的學生們的眼睛都瞪大了。

沒想到打扮古板的辜鴻銘才學如此深厚，在課堂上他經(jīng)常跑題，從一個小知識就能延伸到無限遠，沒辦法，因為他懂得太多了。

學生們佩服于他的才學，就算他的課堂規(guī)矩太多，處處透露著封建的影子，老師進來要起立，老師走前不能先走等，也不能阻擋他的課座無虛席。

不過總有些想挑戰(zhàn)他權(quán)威的學生，故意說：“誰能將他的辮子剪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聽聞這話，辜鴻銘直接怒懟：“我的辮子是有形的，但你們心里的辮子是無形的！”

這話一針見血，臺下瞬間鴉雀無聲。

為了追隨新思想這些年輕人剪掉了長辮，但卻無法做到真正的包容、開放，覺得中國的文化就落后，西方的才是先進。

但真正見識過西方文化的辜鴻銘，在學習中華文化之后，徹底成了中華文化的擁護者。

1880年，辜鴻銘回到馬來西亞后，被派到新加坡海峽志敏政府任職，在那里他認識了清官馬建忠。

馬建忠一句“回國報效”令他醍醐灌頂，他開始閉門鉆研中華文化，留長發(fā)和胡須，專門到香港學習各種中國文化著作，到老家福建拜師學習漢文。

越學習他越覺得中華文化是高于西方文化的，他發(fā)現(xiàn)西方人崇尚自由，但也忘了敬畏，講究理性卻忽略靈魂，追求進步卻不重人心。

他更發(fā)現(xiàn)了很多西方人曲解了中國文化，之后他頻繁發(fā)表英文文章，批評西方漢學。

1884年，他成為張之洞的幕僚，開始與梁鼎芬對湖北舊式書院進行改革，建新式學堂，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科目就是他們當時提出的。

除了辦學外，他還協(xié)助張之洞創(chuàng)辦兵工廠，并且將《論語》《中庸》等儒家經(jīng)典翻譯成英文，他的用詞更精準，比那些一知半解的西方人翻譯更貼切。

在他的翻譯中，他還格外強調(diào)中國人的精神，編著的《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向西方世界講述中國人的文化和精神。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并不信西洋必為正道，我也不信中華定為落伍，文化無高下，有的只是適合與否。若以西方之理解東方，是以曲尺丈量方圓；我愿做那直面風暴的舟，以中庸之舵，尋文明之交匯。”

在大部分人都追尋西方腳步的時候，他堅定地認為中華文化高于西方文明，并且他要做那個扭轉(zhuǎn)這種扭曲的人。

他不媚外，更不自卑，推崇舊式生活，但也不是哪個山頭都拜。

是保皇黨但是敢大罵慈禧昏聵無能，袁世凱去世他請戲班到家里慶祝，大罵“面厚心黑、野心勃勃”，走到哪里看到不滿的當場就大罵。

然而每個被他罵的人，都不敢頂嘴，不是因為迫于他的名聲，而是他戳中人的心窩子，說得太對了。

他從小學習西學，但后半生卻變得“封建”，他不合流，卻自成文人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