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斯蒂爾和博斯哈德第一次去延安，博斯哈德拍下了幾秒毛主席在延安最早的影像

1938年，毛主席和斯蒂爾（右）、博斯哈德（左）在延安合影

從1935年11月19日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到1948年3月18日撤離開延安，在延安13年里，大約有200名左右英美人士到過這里（有100多名被救美軍飛行員）。

他們中有記者、作家、醫生、官員、軍人、傳教士以及科技工作者。其中，為大家所熟知的是三位美國記者也稱“三S”：斯諾、史沫特萊（女）和斯特朗（女）。

1936年7月，在保安舉行的歡迎斯諾（美國記者）和馬海德（美國醫生）大會，當時毛主席還在保安

1939年，斯諾第二次來陜北，在延安和毛主席合影

斯諾和馬海德在長征到達陜北8個月后，經宋慶齡的推薦來到保安。當時，毛主席還在保安，西安事變后才搬到延安。他倆是到達陜北最早的美國人。

因為斯諾的到來，外國記者們像競賽一樣蜂涌而至，掀起了第一次奔赴延安的小高潮。

1937年，左起：毛主席、朱老總、史沫特萊，她是第二個到達陜北的美國記者，也是第一個到延安的記者

斯特朗是在第二波小高潮到的延安，“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就是她發出的文章

“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新聞！”

史蒂爾在斯諾的介紹下，博斯哈德在史沫特萊的介紹下，他們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乘坐運送物資的貨車，結伴去了延安。

1938年4月，林伯渠和博斯哈德（右）、警衛員在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合影，編者上周在西安八辦拍攝

史蒂爾（1903~1992）原是加拿大人，12歲隨父母遷往美國西部，1924年畢業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進入愛達荷州一家報社做記者。

斯蒂爾愛冒險，1931年，上海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不久，他受聘于美聯社，遠渡重洋來到上海。

上海停戰后，斯蒂爾去了東北，看一下他有多么冒險。當時，關東軍在追擊馬占山時，馬占山從北滿撤退到西伯利亞。內地傳聞他已戰死，但斯蒂爾估計他仍然活著，便千方百計來到西伯利亞，與馬占山進行了單獨會談后，發表了《馬占山依然健在》的獨家報道。

馬占山

要知道，為了采訪到馬占山，斯蒂爾和一名瑞典記者在森林沼澤中碰到了鬼子，身上東西都被搜走了，日本人還抓走了那位瑞典記者，斯蒂爾幸運地躲了起來。

不久，斯蒂爾來到北平，結識了斯諾和他的妻子海倫。

“七七事變”爆發兩小時后，斯蒂爾冒著硝煙駕車趕到現場。他還親眼目睹了日本人制造“南京大屠殺”，并發出多篇現場報道。

前線歸來不久，斯蒂爾和博斯哈德第一次去了延安，采訪了毛主席。毛主席告訴他自己正在寫作的《論持久戰》的思想，斯蒂爾及時報道了這次談話。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和美國記者斯蒂爾談話的情形。右邊靠窗是斯蒂爾

同伴博斯哈德（1892—1975）是長征后第一位到達延安采訪的歐洲記者，很有經驗。

博斯哈德用他的攝像機拍攝了一部21分49秒的黑白無聲影像資料《延安之旅》。該片現藏于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當代歷史檔案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有一份拷貝資料。

幸運的是，我上周去西安八辦紀念館參觀時，看到了這部紀錄片。有點遺憾我沒有看完此片，此時此刻，遺憾更甚。

紀錄片中記錄了他們去延安6天行程中的所見所聞。有泥濘的道路，有飛揚的塵土，有農夫們和馱著貨物的驢，有徒步奔赴延安的青年。

到了延安，有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生們在窯洞前上繪畫課，有學生們在延河邊洗衣服，有抗大的學員們在上軍事訓練課。

看下面《延安之旅》中的鏡頭，能讓人立即感受到延安的烽火歲月。

路上隨處可見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

泥濘的道路

女八路

紅小鬼在用書本打乒乓球

軍事訓練

把意見投進意見箱

到處都是宣傳抗日的宣傳畫

學生在延河邊洗衣服

魯藝師生在唱《義勇軍進行曲》，軍歌之父鄭律成在指揮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魯藝師生們慷慨激昂的歌聲，聽得兩位記者熱血沸騰。

紀錄片中最珍貴的鏡頭是毛主席從窯洞里走出來歡迎他們的幾秒鐘。

這是目前已知最早拍攝延安根據地時期毛主席的視頻

毛主席和兩位記者暢談了三個小時，他們主要圍繞抗戰形勢和戰爭趨勢展開。在毛主席看來，日本有三大弱點：兵力不足、軍士殘暴、指揮笨拙。

博斯哈德說：“毛澤東說話簡潔、有力，看問題深刻透徹，不拿腔拿調，不拖泥帶水。”

“他說話時頭上烏黑的長發常要飄落在高高的額頭前，隨后他就伸出優雅的手慢慢地將頭發擼回去。最蹩腳的香煙也能讓他陶醉不已，抽起來沒個停…”

毛主席的智慧與自信讓博斯哈德終身難忘。他評價毛澤東更像一位古典時期沉思的哲人。

《延安之旅》鏡頭

抗戰時期，關于延安的影像非常少，《延安之旅》填補許多空白，對于研究黨史具有重要意義。

更難能可貴的是，上海市檔案館得到這部塵封73年的紀錄片復制件后，如獲至寶。他們組織班子歷經半年考證，把視頻拍攝的時間、地點、一些場景及重要人物得到了確定。

比如下圖，專家們考證出是軍歌之父鄭律成在前面指揮，魯藝一期的學員齊聲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前排著白衣者為張穎，其左為閆閭。

在鄭律成(著格子襯衫者)的指揮下,魯藝一期的學員齊聲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前排著白衣者為張穎,其左為閆閭)

當上海市檔案館工作人員找到張穎，讓她觀看這段視頻，她一眼就認出了自己，92歲的老人激動不已，當時，她才15歲。

博斯哈德對延安之行做了這樣的總結：共產黨點燃了許多中國年輕人的希望。這一代人在戰火中背井離鄉，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歸宿。

事實證明：博斯哈德的預言是對的！

斯蒂爾第二次到延安，他感慨地說：我只待了10天，如果呆上11天，我也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1944年6月，毛主席、朱德與中外記者參觀團在王家坪的合影

1939年~1943年，由于二戰爆發，國共關系緊張，延安被國民黨封鎖控制，這一時期來往延安的外國人幾乎沒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美、英等對日宣戰后。為了更好地協同作戰，美國政府希望與延安直接接觸。

就這樣，被封鎖多年的延安在1944年至1946年迎來了第二次外交小高潮，大的外交活動有以下三個。

一、中外記者團赴延安訪問。

二、美軍觀察組派駐延安。

三、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斡旋國共談判。

毛、周、朱、葉、林到機場迎接赫爾利

斯蒂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46年秋第二次來到延安，并采訪了毛主席。

毛主席對當時中共對美國調解活動的看法和對待內戰的態度和斯蒂爾進行了詳細交談。

就是這次談話的內容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美國"調解"真相和中國內戰前途﹣﹣和美國記者斯蒂爾的談話》。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斯蒂爾在延安見證了“軍民一家親”“為人民服務”都是貨真價實的。他感慨地說：我只待了10天，如果呆上11天，我也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了。

1978年，斯蒂爾訪問北京時，老記者白夜先生送給他一套毛選，斯蒂爾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訪問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的中文本。”

斯蒂爾翻開這一頁，感慨地說：毛澤東的預言實現了！

開國大典

這些英美記者來華的目的不同（大多數記者同情中國），不管是出于好奇，還是為了博名利，他們用鏡頭打開了紅都的大門。

毛主席等領導人也給予他們“紅毯”般的接待，神秘的中國共產黨不再蒙塵，開始被世界認識、接納和重視。最終，從延安窯洞起步，一步步走上了世界舞臺中央，改寫著世界的政治版圖！

正值清明之際，獻上一瓣心香祭奠偉人，您的豐功偉績說不盡，您的人民永遠懷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