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泓/文

2024年底，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下稱“促進會”）正策劃名為“華人青年企業家星海領航計劃”的項目。

該項目的目標是致力培養全球化、銳意創新且具長線思維的新一代華人青年企業家精英，促進國內企業家與海外華人企業家的深度交流與合作，啟航國內中小企業全球化之旅。內容涉及中國產業升級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數字文明與協同革命、制造業出海新范式技術標準輸出、創新與未來商業話語等，探索“讓華商從生意人進化為文明締造者”。

時間來到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于“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宣布美國對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特朗普展示的圖表中，美國對中國實施34%的“對等關稅”，對歐盟實施20%，對中國企業出海投資比較集中的越南、泰國、印尼的“對等關稅”分別是46%、36%與32%。

美國的關稅政策擾亂了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布局，也影響了眾多企業對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為此，促進會在4月10日晚組織了一期主題為“美國‘全球加稅’，出海走向何方？”的論壇，邀請專家與企業家共同探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新問題。

本文即將成文之際，《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布，但全球化、世界貿易存在的是結構問題，中國企業新的國際化已然開始，未來企業仍將沿著既定方向深度布局，不應該因此而偏移。

拳擊賽中的“貼近摟抱”

在得到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新政策后，2018年就在越南投資工廠的徐總認為，2025年是對以美出口為主的中國制造商生死攸關的一年。國與國涉及方方面面的博弈，但對于一家具體企業而言，訂單涉及生死存亡，中間沒有任何選擇與妥協的余地。

剛開始投資越南時，徐總覺得越南像改革開放之初的珠三角，充滿了生機與活力。當時，他經常哼唱的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PPT報告的封面是兩位戴斗笠的越南少女推著自行車走在綠色田野上。

投資越南的前兩年沒有利潤，一是新增投資帶來財務負擔；二是管理新工廠帶來的成本，主要涉及國內管理層的派遣與當地工人生產效率的問題；三是依托中國供應鏈帶來的各種成本。

但就在生產效率提升、企業開始獲得利潤的時候，一場持續幾年的新冠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運輸、管控及各種不確定性，又影響了正常經營。疫情結束后，徐總剛要進行新布局時，卻因疫情時期的過度備貨影響了企業的利潤。

“一家貼牌制造企業過去講的不確定性，對今天的國際貿易而言絕對是‘凡爾賽’?！毙炜偘l現，企業布局國際化業務，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把握，渠道與品牌自不用講，售后服務、物流及關稅政策等風險，不確定性就是常態。

面對新關稅，徐總提出了三個建議：一是抱團出海，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集合大家力量將是第一要務；二是做好組織調整，打造一支能去到世界各地、領導不同文化背景員工的干部隊伍，需要能夠在世界各地擁有生產制造的能力；三是采用拳擊運動的“貼近摟抱”政策?！瓣P稅大戰”不僅為中國制造廠商帶來巨大困難，客戶也遭遇新問題。中國企業應采用“抱緊和纏繞”的策略，就像拳擊賽中面對不利情況時不應該退縮回避，而是主動迎上，和對手捆得更緊，與客戶共同應對全球供應鏈震蕩。

雖然投資越南暫時解決不了46%關稅的問題，但徐總覺得,越南身段靈活，應該能解決美越的關稅問題。近些年，徐總常去美國，對當地情況也比較了解。在他看來，美國與越南在經濟層面不存在正面競爭。越南制造的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與美國期待回流的制造業沒有關系?；蛟S高端制造業有可能回流美國，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絕無可能。

徐總講，美國原來有很多非法勞工，干的都是粗活累活，美國人怎么可能干普通制造業？如果美國與越南都談判不成新的關稅協定，美國的消費品市場一定會通脹。

但徐總判斷，“關稅戰”會深刻影響美國市場供應鏈的重組，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在海外供應美國市場的供應商將獲得相對競爭優勢。7年前，徐總投資越南，最寶貴的收獲是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以及對客戶和用戶的認知。他認為，這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必須擁有的基本能力，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必由之路，不是一時的貿易談判能改變的。

從產品到客戶

近期，筆者跟蹤會員企業還了解到：從事競技玩具等不受關稅約束的企業，將繼續保持全球銷售。有的企業已經在美國建立公司，在當地設立倉庫、建立了銷售網絡，實現在客戶端的增值；有的企業因為新關稅，即將失去客戶；不少企業通過提高售價以應對關稅變化；有的企業放棄在印尼拿地建廠；有的企業在泰國的建廠計劃如期進行，但要解決供應商本地化的問題。

2024年在泰國及馬來西亞投資設立電力配套企業的蒙總，最近很忙碌，每天都要接待營收規模在百億元以上的國內企業，有時一天能接待三四批客人。這些企業可以簡單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積極開拓市場型，在美國當地有設立公司；二是調整生產布局型，如在泰國建廠，在印尼棄地，甚至有的企業將產線轉至了多米尼加；三是等待觀望型，選擇收集信息再做決策。

以前，筆者曾在經濟觀察報講過阿雅的故事（詳見專欄文章《吊扇越洋記：小企業如何在美國做品牌》）。如今，阿雅也計劃在墨西哥新建一家吊扇廠，一方面她考慮墨西哥與美國畢竟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關稅方面比中國市場更有確定性；一方面墨西哥的制造業更貼近美國市場；此外，墨西哥擁有一億多人口，企業同時可以拓展墨西哥及南美市場。

最近回國參加廣交會，阿雅提到，做國際貿易的核心在于掌握信息差。參加廣交會的客戶，一定會充分了解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和產品價格，砍價非常狠。由于對美國市場需求非常了解，基于這種信息差，阿雅可以根據美國的市場價值報價?！八^的國際貿易商就是深度了解市場需求，整合全球資源，創造市場價值?！卑⒀耪f，沒有貿易戰，中國企業都是制造業，都是客戶把情況摸得一清二楚，中國企業沒有議價空間。今天，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開始獲得新的空間——信息差的空間。

從廣交會的參展商變為采購商的阿雅，還帶來一種新思維。她認為，中國要建立一套人民幣對外的結算與報關體系，甚至可以發揮香港世界金融及人民幣離岸中心作用，推動與中國貿易國人民幣援助、借款與交易結算。

在美國成立銷售公司的平安麒勝公司李總說，自己以前也是工廠思維，考慮的都是產品性價比如何、價格競爭力如何，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參照。但在美國設立公司后，他需要把握的是客戶需求，是把握信息的能力，而非單純的制造能力。李總認為，只要市場有需求，他可以在全球市場尋找供應能力。企業需要把握定位：必須比供應商更了解需求，不能再把自己當做小企業、當成制造業，必須用全球化企業的視角審視自己。

對廣州易而達公司來說，美國市場收入占其整體營收的20%—30%。但易而達的的耿總講，目前公司的訂單很穩定，其產品主要是電子硬件，來自美國的客戶是系統集成公司。硬件在整個報價中的占比并不高，并且提供解決方案的企業在美國市場有相當的議價能力，與簡單的快消品相比，消化關稅增加的能力更強。

但耿總發現，他們的客戶也在布局多國代工廠，以規避關稅。他現在的想法是全力提升企業的自動化生產能力，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國的自動化智能設備非常具有柔性，可以變成幾個集裝箱的生產設備，哪里是美國的關稅洼地，企業就可以在哪個國家制造產品。耿總認為，從“賣產品”轉向“賣解決方案”，幫助目標國實現工業化，或許是中國制造業未來最大的確定性。

從成本中轉站到全球化實驗田

廣東制造創新中心首席架構師饒展，在“美國‘全球加稅’，出海走向何方？”的云論壇中分析認為，在這一輪關稅戰中，美國仍擁有在全球貿易中的造物權（商業和技術專利，服務貿易）、鑄幣權（造物信用，儲備貨幣）與話語權（軟實力與分化瓦解能力）。所謂的逆全球化本質是去中國化，不管用的“指鹿為馬”還是“逼迫站隊”，目的還是倒逼先進制造業回流美國，并重新瓜分原來屬于中低端商品獲得的關稅收入，以提高美國的政府財政收入。通過攪動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提高全球商品流通成本，將美股資金擠入美債，削弱中國制造優勢，阻止中國向服務貿易升級。

饒展認為，成本導向的“下南洋”將難以為繼，企業出海需要有新布局，需要從“看貨”到“看人”。企業原來是靠成本、質量與交期做生意，未來則需要靠近客戶、靠近市場去做開發，企業的賣點是建立在開發客戶價值之上的，要靠近人才做研發，靠近文化做品牌。

針對東南亞市場、企業出海新布局，饒展建議企業家們要抱著二次創業的心態重構團隊，靠近客戶做服務。企業必須完成從企業到產業的思維轉變，企業原來談體系都是內部架構，未來談生態都是客戶。原來，制造業企業不需要做市場與客戶洞察，現在需要在這方面投入預算的心理準備，圍繞市場進行研發、研究合規、做精算、內容和投放。

饒展認為，對客戶價值的認知與開發，不僅是出海企業需要具備的能力，也不僅是面向美國市場所需要的能力，日本、歐洲、中東、南美洲、印度、俄羅斯等等市場都需要。中國企業要從“坐商”變“行商”，從接訂單做樣品轉變為觸達最終客戶營銷，從供應鏈到客戶決策鏈。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做到如此，或許會失去一個美國市場，但會得到全世界。

在泰國布局市場多年的奧金彈簧的吳總講，對于中美的關稅大戰，泰國的中國企業還是很淡定的，很多大企業的投資還在增加。他認為，泰國跟美國關系一直不差；與此同時，泰國還是擁有華人根系的國家，與中國的關系也歷來友好。在他看來，泰國與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大，泰國政府會有所行動，主動增加購買美國能源等產品，以滿足美國的一些要求。東南亞國家會處理好與中美雙方的關系，吳總尤其看好泰國處理中美關系的能力。

通過與投資東南亞的企業家交流，筆者認識到，國家關系與國際貿易不是非黑即白的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看似兇猛的東西，但考慮到慣性與潛在約束，很多政策在執行層面也會存在諸多變量。商業之所以擁有力量，就是因為其存在破解二元對立的智慧。

筆者能夠理解中國企業將東南亞作為新全球化“大航海實驗田”布局的邏輯：在國與國之間、商業與政治之間、不同文明之間，找到一種新解與破局之法。

新內容與新秩序

今年3月，寶馬集團宣布在中國啟動360度全鏈AI戰略，這引起了筆者關注。該戰略以賦能數字化生產運營為基礎，提升全場景用戶智能體驗為中心，促進研發領域的開放創新為支點，旨在加速推進寶馬在中國360度全鏈AI融合，塑造人工智能時代的長期競爭優勢。

寶馬董事長宣布，寶馬將接入DeepSeek，DeepSeek功能未來也將應用于國產寶馬新世代車型。如果加上阿里的通義大模型與華為鴻蒙的系統，寶馬實際上是在再造制造基因，它已經不是德國巴伐利亞機械的內容，而是數智時代的中國方案。行駛數據、語音記錄、消費習慣等資產，在AI的重構下將產生全新價值。

寶馬反攻技術與市場的正確之處在于貼近中國供應鏈，更多采用來自中國產品的理念和定義。其原因在于，在過去多年完全市場化的競爭中，中國汽車業已篩選出極具競爭力的汽車設計和制造方案。

寶馬對智能化的思考點是：寶馬不生產車輪上的智能設備，而是將智能融入汽車的血脈。從中可以看出，寶馬作為傳統汽車品牌對于汽車智能化的全新認知：智能化不是設備堆疊，而需要從底層架構重新開發。

筆者曾在過往專欄文章中提及全球燈塔工廠成都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創新生態。為何德國的大企業對中國的創新生態情有獨鐘？為何奔馳公司的理念不是“在中國，為中國”，而是升級成“在中國，為全球”？奔馳要將在中國得到的創新生態，應用于全球的競爭中。

實際上，寶馬也正是希望將中國車企的生態優勢，轉化為它們新的全球優勢。畢竟，寶馬有全球品牌與渠道優勢。

來自理性制造業德國的企業，同樣非常理性地看待資本與政治對制造業的侵蝕與瓦解。它們客觀地對數字化時代制造內容的迭代與重寫做出分析，充分理解當下全球化結構的原因，并為此做出理性的判斷，希望借此建立新的全球化競爭格局、塑造新的秩序。

去政治化與去資本化可能使制造業的思考更加清晰與客觀，這不僅是德國企業思考的邏輯，也應當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化思考的基點。全球化是一個大拼盤，不管是反攻技術還是市場，希望市場能夠回歸本質，而客戶與內容才是市場的本質，不是制造，更不是政治。

作為先行一步的跨國企業，德國企業的思考值得中國企業學習。所謂工業革命，就是技術上的進步必須為人類的福祉服務，而非少數人的利益。

企業家精神與文明的底座

近期，筆者一直在思考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商業倫理等問題。

19世紀末，德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文化根源。他認為，新教倫理（尤其是加爾文宗）的觀念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信徒需通過世俗職業的成功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勞動被視為神圣使命，勤奮與節儉成為道德義務；反對奢侈享樂，鼓勵資本積累而非消費。這些觀念催生了理性化、系統化的經濟行為，為資本主義提供了精神動力。

在資本主義工業化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宗教倫理逐漸被工具理性和世俗規則取代。馬克斯·韋伯用“祛魅”一詞形容用現代文明的成就在擺脫蒙昧的同時，卻因現代化演進中一些倫理失去意義而使人類的商業發展陷入困境。

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一旦成熟，宗教動機就會逐漸消失，工具理性（追求效率與利潤最大化）占據主導，形成“鐵籠”，人被理性化的經濟系統束縛，而使價值理性缺失。

雖然部分政治與宗教精英仍秉持“天定命運”等類似使命觀，但當一個國家通過關稅、技術封鎖甚至戰爭來維護霸權，當資本集中（壟斷組織、跨國公司）出現、并由金融資本主導，實現全球化擴張以后，商業行為以市場規則、法律和技術創新為核心，商業倫理問題（如環境、公平）已經成為外部約束。缺乏倫理約束的商業社會，就是“祛魅”后的資本主義。

雖然西方商業及思想家也努力倡導從“利潤最大化”到“系統共生”建設的轉變，并認為新商業倫理不再僅是企業的道德裝飾，而是生存必需。他們正試圖構建一種“系統倫理”：將商業視為地球生命網絡的一部分，要求其同時承擔生態修復、社會公正與技術克制的責任。商業的目的不應是無限擴張，而是維系文明的可持續共生。但這些聲音在新一輪“美國優先”的聲音中戛然而止。

人類需要一種思想引導全球化商業的未來，以不至于使人類全球化的商業實踐回到分裂甚至沒有倫理約束的“祛魅”階段，回到“大航?！睍r代弱肉強食及重商主義階段。

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英國歷史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紀》書中曾提到，中國文明的歷史經驗與智慧，可能幫助人類應對西方技術文明帶來的全球性危機，并為新文明形態提供精神資源。

湯因比講，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主要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走向和平安定的康莊大道。他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將是人類未來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當然，湯恩比所講的條件是中國必須完成自身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將儒家倫理與現代治理結合，才可能成為“全球性國家的原型”，為人類提供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沖突的治理模式。

在德國的制造業文化中，“科學理性、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合理牟利”已經融入德國人與德國制造的血液，這些文化也深刻地影響及塑造著中國制造的發展。當德國的制造文化與中國制造業的創新生態結合，兩者又生成了新的價值觀念。

中國在積極向全球發展中國家輸出工業化能力（如基建、技術賦能）的同時，正在構建多極化、包容性的全球貿易體系。中國的制造業正通過AI重構，將其強大的工程基因變成數字時代的數字化紅利，并全力拓展技術實用主義的全新戰場：不追求絕對技術領先，而是用成本重構、場景深耕和生態協同，重新定義全球的創新規則。

與筆者訪談的眾多企業家中，雖然很多企業覺得困難，但更多人認為，美國加關稅是挑戰更是機遇，中國企業需以韌性（內功）與活性（全球化布局）雙輪驅動，在文明競爭中開辟新路徑。

在本文即將成文之際，《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布，但全球化、世界貿易存在的是結構問題，中國企業新的國際化已然開始，未來企業仍將沿著既定方向深度布局，不應該因此而偏移。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應該還是星辰大海，盡管現在還沒那么豪邁與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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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泓

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