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黃紙頁間，一組穿越近百年的民國老照片被賦予鮮活色彩，如同打開了一扇通往舊時光的斑駁窗牖。當黑白影像褪盡滄桑，那些被歲月塵封的細節在色彩中重新呼吸，訴說著動蕩年代里的時代褶皺。

1945年10月，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宋美齡與中印緬戰區總司令魏德邁一同視察了駐重慶的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總部。宋美齡以流利的美式英語發表演說，高度贊揚飛虎隊在華作戰期間的英勇表現。她特別肯定了飛虎隊在滇緬戰場和“駝峰航線”運輸中的關鍵作用，是抗戰后期中國的“空中生命線”。

1945年是中國抗戰勝利之年，也是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一年。此時，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但中國戰場仍需處理戰后事宜。第十四航空隊（即飛虎隊）作為中美合作的典范，其前身是陳納德將軍組建的“中國空軍美國志愿航空隊”，自1941年成立以來，在滇緬戰場和“駝峰航線”運輸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共擊落日機2600余架，擊沉日軍艦船223萬噸。

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齡在此次活動中向飛虎隊贈送了一枚珍貴的中國古代錢幣作為紀念，由士兵Donald Painter代表接受。

1927年，北伐軍在長江流域取得決定性勝利，直系軍閥孫傳芳、奉系軍閥張宗昌的部隊節節敗退。在這一過程中，外國勢力尤其是英國，出于保護在華利益的目的，對部分戰敗士兵采取了特殊處理措施。例如，上海公共租界在1927年3月前后聚集了約2萬名外國軍隊（包括英軍），并設立了嚴密的防御工事。此時，部分潰敗的軍閥士兵可能被解除武裝后轉移至租界內的中立區域。

1930年正值土地革命時期，湖南作為蘇維埃運動的核心區域（如湘贛蘇區、湘鄂西蘇區），成為國民黨當局“圍剿”的重點目標。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如蔣馮閻中原大戰）波及湖南，地方軍閥何鍵（湖南省政府主席）為鞏固勢力，頻繁調兵與紅軍及其他軍閥混戰。雙重戰火疊加，導致湖南城鄉陷入“兵燹（xiǎn）連年，田園荒蕪”的慘狀。

據《湖南通史·現代卷》記載，戰役期間，長沙城內“火光沖天，斷壁殘垣相望”，城外村莊因國民黨軍“堅壁清野”政策被焚燒殆盡。9月紅軍撤退后，國民黨軍入城報復，大肆搜捕“赤色嫌疑者”，平民房屋多被拆毀充作防御工事。

為鎮壓蘇維埃運動，何鍵推行“清鄉剿匪”政策，派遣軍隊進駐鄉村，實行“誅連坐”“燒光、搶光”的殘酷手段。例如，1930年冬，國民黨軍在湘東醴陵、攸縣等地“圍剿”時，將村莊視為“赤區”，動輒縱火焚燒，據當地縣志記載：“每過一村，火光燭天，雞犬不留，幸存者流離失所，啼饑號寒。”

家園被毀后，大量難民涌入城市，長沙街頭“饑民盈野，扶老攜幼，號哭之聲震耳”（《何鍵治湘史料》）。據統計，1930年湖南全省難民超過百萬，許多家庭為生存不得不“賣兒鬻女，換米三斗”，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人間慘劇。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曾轉述湖南難民的慘狀：“他們像幽靈一樣在荒山間游蕩，尋找任何可以果腹的東西，樹皮、草根都被挖盡。”

此時湘贛蘇區正處于初創階段，蘇維埃政府雖發動“分田地、救難民”運動，但因國民黨軍封鎖，物資極度匱乏。例如，1930年10月，湘贛邊區蘇維埃政府發布《救濟災荒條例》，號召軍民“互濟糧食”，但實際能提供的救助十分有限，許多幸存者仍需在死亡線上掙扎。

1928年，中國社會正處于劇烈動蕩與轉型期。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雖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統一，但實則內部派系林立，各方勢力明爭暗斗不斷。與此同時，國共兩黨分道揚鑣，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遭到殘酷鎮壓，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民眾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公開處決犯人成為了當局維持社會秩序、震懾民眾的一種手段。在一些城市的刑場，如廣州、上海等地，每當傳出要執行槍決的消息，便會吸引大量民眾前來圍觀，出現人山人海的場景。

這樣的公開處決，除了有震懾民眾的目的外，也是國民黨當局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向社會宣告其統治權威，打壓異己力量。

1927年12月的廣州，繼四一二政變后，廣東籠罩白色恐怖。12月11日凌晨，葉挺、葉劍英率教導團、警衛團及工人赤衛隊發動起義，數小時內控制廣州城北。然而粵桂軍閥迅速反撲，英美軍艦炮擊市區，起義軍陷入重圍。

13日午后廣州失陷。隨即展開全城清剿：頸系紅領帶的起義者、手有老繭的工人、甚至佩戴紅布條的群眾，皆遭血腥屠戮。長堤、西濠口等地成為刑場，尸體或棄街頭或拋珠江，據統計約 5700 人遇難，包括蘇聯領事及朝鮮革命者。

起義失敗后，余部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轉戰東江、井岡山，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積累經驗。周文雍、陳鐵軍等烈士 "刑場婚禮" 的壯舉，成為革命浪漫主義象征。盡管廣州城未被 "夷為平地"，但反革命暴行激起全國反抗浪潮 —— 正如中共中央宣言所指："烈士的鮮血，將成為新的革命高潮的肥料。"

1928年前后，中國處于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軍閥割據、政治腐敗、司法專制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底層民眾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司法體系成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照片是兩名警察押赴死刑犯人上刑場，執行死刑。但為何他們嘴角都有微笑？

據《申報》等當時媒體記載，許多地方官員與士紳、黑幫相互勾結，通過“莫須有”的罪名強占百姓財產、迫害異己。如1927年某省發生的“鹽商冤案”，商人因拒絕向軍閥親信繳納苛捐雜稅，被誣陷為“通匪”，未經公正審判便被處決。

1947年7月，19歲的杜致禮原計劃陪同患腎病的父親杜聿明赴美就醫。杜聿明因東北戰場失利和健康問題，于1947年下半年向蔣介石提出赴美治療申請，但因戰局緊急被緊急召回，改派往徐州戰場指揮作戰。蔣介石為安撫杜聿明，轉而通過宋美齡安排杜致禮獨自赴美留學，并由宋美齡資助其進入韋爾斯利學院攻讀英國文學。

杜致禮在韋爾斯利學院就讀期間，家庭經濟狀況因杜聿明被俘（1949年1月淮海戰役中被俘）而急轉直下。宋美齡在得知杜聿明被俘后，立即中斷了對杜致禮的資助。為維持學業，杜致禮于1949年轉入紐約蒙特圣文森學院。該學院為教會學校，提供獎學金和免費教育機會，幫助她完成學業。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在安徽蕭縣張老莊被解放軍俘虜。杜致禮得知消息后，生活陷入困境。同年圣誕節期間，她在普林斯頓的“茶園餐廳”偶遇中學時期的數學老師楊振寧（時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兩人重逢后感情迅速升溫。

楊振寧與杜致禮的緣分始于1944年西南聯大附中時期，當時楊振寧擔任杜致禮的數學教師。1949年的偶遇后，兩人開始頻繁約會。1950年8月26日，楊振寧與杜致禮在普林斯頓舉行婚禮，結為伴侶。1957年楊振寧獲諾貝爾獎后，蔣介石曾試圖通過優待杜家親屬（如資助杜致禮母親曹秀清赴美）拉攏楊振寧，但未成功。

1934年，溥儀三妹韞穎（左）與丈夫潤麒（中，溥儀皇后婉容胞弟）、胞弟溥杰（右）在偽滿皇宮合影。韞穎與潤麒的婚姻，是溥儀為鞏固自身傀儡政權而促成的政治聯姻。

潤麒則是溥儀皇后婉容的胞弟，1932年，溥儀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偽滿洲國，急需通過家族聯姻強化與日本的“親善”形象，而潤麒因曾留學日本（畢業于日本學習院），被視為“親日精英”，成為理想的聯姻對象。另外，潤麒的姐姐婉容雖為皇后，卻因溥儀的冷落和鴉片成癮逐漸被邊緣化，而潤麒與韞穎的結合可防止婉容家族勢力脫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