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窩囊廢”為獨特人物符號的影視劇逐漸成為一種流行趨勢,頻繁躍入觀眾視野。
從《我是余歡水》中被生活狠狠拿捏,在荒誕現實里不斷掙扎的余歡水,到《我的前半生》里在婚姻與職場中盡顯懦弱、自私的陳俊生,再到電影《第二十條》中駝背、勾頭,唯唯諾諾的檢察官韓明,這些角色都帶著鮮明的 “窩囊” 標簽,也在播出后引發了觀眾的廣泛共鳴。
而近期熱播的《棋士》,看似是一部懸疑犯罪片,但本質還是延續了窩囊廢題材的現實主義內核,但在角色塑造、敘事手法和主題表達上做了一些創新。
“窩囊廢” 形象流行背后的社會情緒
窩囊廢題材的流行,背后是當代社會情緒的深刻映照。
當下社會,生活節奏愈發緊湊,人們面臨的壓力如影隨形。處在夾縫中的中年人,常常面臨著工作、家庭和人際關系的多重困境,感到無力和迷茫。
職場上,加班成為常態,普通人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為了碎銀幾兩而奔波忙碌,卻時常感覺努力與回報不成正比,宛如被困在無形的牢籠之中;生活中,房貸、育兒、養老如三座大山,壓得人喘不過氣,有了孩子后,父母的參與也讓家庭關系也變得愈發復雜微妙。在這種大環境下,“窩囊廢” 角色的出現,宛如一面鏡子,映照出普通人內心深處的無奈與掙扎。
這類作品的主角往往是中年男性,在他們身上,傳統敘事中的男性英雄形象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去雄化”的窩囊角色。
比如《我是余歡水》通過一個中年男性的視角,展現了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余歡水在工作中被上司欺負,在家庭中被妻子嫌棄,甚至在朋友面前也抬不起頭。他的窩囊不僅體現在外部困境上,更深入到內心深處,成為一種無法擺脫的命運。這種對現實的精準刻畫,讓觀眾在笑聲中感受到深深的無奈。
又如《我的前半生》中的陳俊生,看似有著體面的工作和家庭,實則在家庭與事業的夾縫中艱難求生。他為了維持表面的平靜,不斷妥協、退讓,不敢輕易做出改變,這種狀態何嘗不是許多中年職場人的真實寫照?他們在社會的洪流中,小心翼翼地前行,害怕犯錯,害怕失去現有的一切,內心的無力感與“窩囊”情緒在角色身上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現。
不僅是電視劇中,電影中也遍布“窩囊廢”角色。而在電影《第二十條》中,雷佳音飾演的掛職檢察官韓明,在家被妻子嘮叨,在單位被同事責難,出去面對“社會人”還得低姿態調和,永遠是一副唯唯諾諾、討好他人的樣子。
在網友的自發評選中,雷佳音、白客、郭京飛、沈騰被稱為“窩囊廢”賽道中的“F4”,其中雷佳音更被調侃為“古希臘掌管窩囊廢的神”,足見他在這個戲路上的出色表現和深入人心。
以上這些作品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以窩囊廢角色為核心,通過他們的困境和掙扎,揭示了當代社會的種種問題。這種題材的流行,不僅是觀眾對現實的投射,也是對傳統英雄主義的一種反叛。人們在觀看這些作品時,仿佛在與角色一同經歷生活的苦難,在他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從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慰藉,也促使大家去思考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探尋突破困境的可能。
《棋士》的創新與突破
之所以說相比之前的作品,《棋士》在“窩囊廢”賽道上走的更遠,是因為它打破了“窩囊廢”常規的現實主義賽道,將懸疑犯罪、哲學等元素融合其中,實現了一種懸疑外殼與哲學內核的雙重博弈。
相比《我是余歡水》的寫實風格或《第二十條》的社會批判,《棋士》將圍棋哲學深度嵌入犯罪懸疑主線。劇中劫案的設計借鑒圍棋“三劫循環”理論,崔業通過“棄子戰術”誤導警方、偽造證據,每一場犯罪都如棋局般縝密。這種以智力博弈替代暴力沖突的敘事,既保留了傳統懸疑的緊張感,又賦予故事東方哲學的詩意。
其次,男主崔業作為是一個典型的窩囊廢,形象更加復雜和立體。
《棋士》摒棄了傳統罪案劇的非黑即白設定,塑造了一個具有灰度的主人公崔業。他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既有對家庭的責任感,也有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冷酷。
崔業人性中既有天然的劣根,也有向善而不得的被動巧合,最終形成了一種命運,讓其冥冥之中走向黑暗的道路。崔業他在協助劫匪時的冷靜算計,以及在面對警察哥哥時的遮掩與對抗,都展現了他內心的復雜性。這展現了人性在壓力下的脆弱與堅強、自私與無私、墮落與救贖,也引發了對人性善惡的深刻探討。
第三,傳統作品中的 “窩囊廢” 角色,大多停留在生活的表層困境,通過展現他們的悲慘遭遇來引發觀眾同情,層次較為單一。
《棋士》中的崔業,其 “黑化” 并非單純被生活所迫,而是夾雜著對命運的反抗與對自我價值的扭曲證明。一方面,生活的重重磨難將他逼至絕境,讓他對原本的生活秩序徹底絕望;另一方面,圍棋思維的運用,讓他看到了掌控命運的另一種可能,這種內外因的交織,圍棋策略與人生選擇的映照,讓這部劇具備哲學層面的一些隱喻。
例如劇中多次通過圍棋隱喻揭示其心理:例如他教導學生“棋品即人品”,自己卻為掩蓋罪行冷靜布局,形成強烈反諷。這種“天才墮入深淵”的設定,與《絕命毒師》的“老白”異曲同工,但《棋士》更強調傳統文化(圍棋)對角色命運的象征性束縛。
不止于此,而《棋士》的野心更大,它甚至想涉及很多更深層次的哲學思考。
《棋士》不僅僅是講述一個小人物的犯罪歷程,更以圍棋為隱喻,深刻探討了命運的無常與人性的灰度。劇中 “4條人命換一箱廢紙” 的荒誕設定,以及隨后假鈔變練功券、柜員意外死亡、賽博算命等一系列反轉情節,都在不斷沖擊著觀眾的認知,讓人們思考在命運的捉弄下,人性將何去何從。崔業與刑警哥哥崔偉之間的 “貓鼠游戲”,更是將故事的深度推向高潮。兄弟二人,一個在黑暗中沉淪,一個在光明中堅守,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理念沖突,不僅展現了人性的復雜多面,也反映出社會規則與個人選擇之間的激烈碰撞。
圍棋在劇中不僅是崔業的職業,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理想的象征。然而,在現實的壓力下,圍棋智慧被異化為犯罪手段,崔業的圍棋天賦也從曾經的精神支柱變成了他墮落的助推器。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撕裂,反映了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在追求夢想過程中所面臨的挫折和無奈,以及當理想無法實現時,人們可能會產生的心理失衡和行為偏差。
劇中展現了舊時代與新時代價值觀的碰撞。崔業所代表的舊時代圍棋精神,在新時代的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面前顯得格格不入。這種價值觀的沖突,不僅是個人的困境,也是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它引發了觀眾對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關系的深入思考。
遺憾:邏輯漏洞和借鑒痕跡
當然,《棋士》并不完美,甚至問題頗多。
被網友吐槽最多的就是劇情邏輯漏洞多。在開篇的銀行搶劫案中,諸多情節不符合常理,如銀行有攝像頭,但警方調查時未復盤監控內容,在場受害者看到崔業被挾持這一線索也未發揮作用;崔業從良善教師到冷血罪犯的轉變生硬,他在銀行搶劫案中的行為缺乏合理性,比如短時間內想出協助劫匪逃脫的完美辦法,卻想不到自保手段,面對劫匪態度轉變突兀等;此外,一些配角的行為也難以理解,像哥哥崔偉身為警察,在明知監控拍到弟弟的情況下,調查方式不合理,故意給弟弟拖延時間,影響劇情可信度 。
其次角色人設存問題。男主崔業的人設前后矛盾,前期展現出生活落魄、唯唯諾諾,卻又突然能高智商犯罪,且人物 “黑化” 過程迅速且缺乏足夠動機支撐。同時,劇情設定在南方城市,王寶強的口音與背景格格不入,影響觀眾代入感;部分年輕演員如陳永勝演技青澀,與中生代演員對戲時接不住戲,難以撐起角色。
最后就是這部劇的借鑒痕跡明顯,或者換一個正面一點的說法,就是它有太多的致敬。這部劇與美劇《絕命毒師》的故事邏輯非常像,甚至直接在宣傳時被有意無意的稱為中國版《絕命毒師》。
然而只是人物設定和故事走向像《絕命毒師》,但卻遠沒有達到《絕命毒師》的品質和戲劇張力,部分觀眾認為犯罪懸疑主線與圍棋元素的結合生硬,劇情推進緩慢,甚至被吐槽“像年代劇”,反轉設計顯得幼稚。
《棋士》的負面評價折射出國產類型劇的共性困境:如何在借鑒經典與本土創新間找到平衡,如何提升劇本邏輯與制作細節的專業性,以及如何通過精準宣發觸達目標受眾。盡管該劇試圖以“窩囊廢敘事”呼應社會情緒,但其執行層面的瑕疵削弱了主題深度。未來,若制作方能正視觀眾反饋,或可在后續劇情中實現口碑逆襲。
社會情緒的變奏:從“同情”到“共謀”
早期窩囊廢敘事多引發觀眾同情(如余歡水的憋屈),而《棋士》則通過崔業的犯罪合理化,讓觀眾產生“共謀感”。當崔業點燃修車廠汽油、冷笑著說出“我們就搞他”時,彈幕中“爽到了”與“脊背發涼”并存。這種情感復雜性,恰是當下社會情緒的縮影:人們對系統性壓迫的不滿,正逐漸從隱忍轉向對“破壞性反抗”的曖昧認同。
《棋士》的成功,標志著“窩囊廢電影”從單一的情緒宣泄轉向更復雜的價值探討。它既是對社會痛點的回應,也是對類型敘事的突破。當觀眾為崔業的墮落唏噓時,也在質問:當一個社會的容錯率越來越低,普通人是否只能通過“黑化”完成自我救贖?這一問題,或許比劇情本身更具現實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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