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人遇到公司裁員，估計第一件事想的應該是能拿到多少補償。打工人圈子里流傳著這樣一句調侃：“外企的下限是勞動法，國企的上限是勞動法，私企的下限是日內瓦公約” ，這句話在最近的裁員潮中被反復印證。

上個月，PayPal被傳出撤出中國，一波N+6的補償方案讓眾多打工人欣喜若狂。大家敲鑼打鼓，拿著“大禮包”回家，雖然是離職，但心里樂開了花，畢竟補償實在豐厚。而2025年還沒過半，IBM關閉在華投資、退出上海市場的新聞也接踵而至。在華外企撤離的速度一個比一個快，曾經外企在華的黃金時代，如今已被中國崛起的后浪拍在了沙灘上。

無獨有偶，除了PayPal，2月奔馳中國更是拋出了N+6+3+2的“王炸”補償方案。N+6是基礎補償，人人都有；加3是只要立即簽字，就能馬上拿走額外補償；加2則是如果未來兩個月沒有找到工作，還能再獲得一筆補償。不得不說，如果每個裁員企業都能這樣，不少人甚至愿意一年被裁一次。相信屏幕前的諸位也會有同感：“俺也一樣！”

外企的裁員補償標準不斷被拉高，這些數字背后是企業在華最后的體面。即便要退場，也要用真金白銀為曾經的雇傭關系畫上句號。但這種“完美句號”，恰恰折射出外企在華的生存困境。當一家企業開始用高額補償成本切斷與市場的聯系，本質上就是在宣告這里的市場環境已不再適合深耕。

翻開近期外企撤離的清單，涉及各個領域。支付領域，美國信用卡巨頭Discover于4月7日關閉在華業務并集體裁員。它原本想和國內的支付寶、微信競爭，但面對兩家占據96%市場占有率的巨頭，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再加上中美關系持續波動，高層或許早有預判，此次撤資更像是一場有預謀的撤退。

科技領域，IBM中國投資去年8月正式關停，1800多名員工被迫另謀出路，最后只拿到N+1的補償，被員工吐槽“合法合規，但補償太少” 。還有些公司全球裁員，原因也與中國市場息息相關。汽車領域，保時捷因電動車業務失利裁員1900人，其在中國市場的交付量暴跌29%；全球汽車零部件巨頭大陸集團2月宣布裁減3000個研發崗位，并將研發投入下壓至10%以下，CEO坦言，中國車企的軟件迭代速度讓他們感到絕望。

半導體領域同樣不樂觀，英特爾半年前宣布裁員20%，約2.2萬人。2024年英特爾凈虧損188億美金，股價一年暴跌43%。微軟前幾天剛宣布全球裁員6000人，此前中國區的外包業務在前幾個月已基本砍掉。西門子、Linkedin、高通等巨頭的裁員消息也讓人震驚。這些企業的撤離和全球性裁員，核心原因只有一個：在中國賺錢越來越難了。

過去30年，外企在中國享受著高增長紅利。當時中國經濟以5% - 10%的增速快速發展，外企在這里幾乎都賺得盆滿缽滿。而且在商業模式和資本積累上，中國企業和外企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以支付領域為例，支付寶2004年上線，微信支付2013年推出，而PayPal 1998年就已成立，早期中國支付企業還處于起步階段。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比如在操作系統領域，微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華為鴻蒙系統雖然奮起直追，但目前距離普及還有很大差距。先發優勢讓外企的產品率先占據用戶心智，后來者想要超越十分困難。

不過，微軟這次裁員主要針對中層管理崗位和非技術崗位，如銷售、市場和HR部門，這和中國市場關系不大，主要是因為AI技術的發展沖擊了這些崗位。微軟2025財年第三季度營收同比增長13.3%，凈利潤增長17.7%，創下新高。

但微軟未來的發展策略卻讓人擔憂，CEO納德拉加大對印度的投資，宣布在印度投入200億美金建設數據中心。與此同時，微軟在中國不斷收縮業務，從關閉線下體驗店到上海張江實驗室關閉，再到國內最大的微軟外包企業微創倒閉。

和其他印度裔高管一樣，納德拉上臺后的一系列操作導致業績下滑，這種“印度掙錢印度花”的做法，或許是為了向印度政府遞上“投名狀”。但參考三星、小米、IBM等企業在印度的遭遇，微軟這200億投資能否收回，恐怕得看印度政府的態度了。

如今已到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中國是為數不多仍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但市場邏輯已從增量爭奪轉變為存量博弈。更關鍵的是，中國企業完成了從“學生”到“老師”的蛻變。

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兩點：

一是2010年以后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抓住了發展機遇；

二是通過“彎道超車”實現突破。

從外企對中國就業的貢獻就能看出這種變化，2012 - 2013年外企對中國就業貢獻達到頂峰，此后隨著中國企業崛起，外企的影響力逐漸下降。無論是互聯網行業還是實體產業，中國都有了自己的優質國貨產品，對外國企業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

以汽車領域為例，中國車企在燃油車領域很難超越國外老牌車企，但電動化時代的到來給了我們機會。中國車企憑借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快速的技術迭代實現了彎道超車。這種“內卷”式發展讓習慣了躺著收專利費、賺取高額利潤的外企難以適應。過去，外企憑借原始資本積累和先發優勢輕松獲利，但如今，中國企業奮起直追，他們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隨著中國企業崛起，外企的日子愈發艱難。華為、大疆等企業的科技突破，讓曾經的行業巨頭IBM、英特爾等在某些領域淪為追趕者。當中國企業的軟件迭代速度是外企的3倍，供應鏈響應時間只有外企的五分之一時，外企再雄厚的資本也難以抵擋沖擊。

中國美國商會2024年《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2024年能實現大幅盈利的在華外企比例，已跌至與2022年疫情防控時期相當的水平。87%的在華企業認為，積極的雙邊關系對其業務至關重要。這一數據背后，是中美關稅戰、科技戰帶來的影響。從芯片禁令到出口管制，從供應鏈“去中國化”到投資審查，政治層面的摩擦從未間斷。

很多人將外企撤離歸咎于民族情緒，但事實并非如此。過去，一些外企在國內官網強調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在國外官網卻玩文字游戲；廣告宣傳本土化，產品分區時卻將臺灣、香港與國家并列。

這種“雙標”操作，在信息不透明的時代或許能蒙混過關，但如今已行不通。當年H&M的“新疆棉事件”，就是外企傲慢的典型案例，最終被中國市場教訓。現在，中國網友對辱華行為的敏感度極高，外企稍有不慎，就會觸碰14億人的民族情緒，面臨“社會性死亡” 。

這種變化，本質是中國消費者主權意識的覺醒。報告顯示，49%的會員企業認為，相較于前一年，他們在中國更不受歡迎，消費行業這一比例更高。不是中國消費者排外，而是我們不再接受不尊重中國底線的企業，想賺中國的錢，就必須尊重中國。

外企的撤離潮，本質是商業世界的自然選擇。當市場環境變化、競爭優勢消失，當風險成本超過收益，撤離是企業的理性選擇。但這場“退潮”也揭示了更深層的真相：對中國企業而言，這是實力崛起的證明，曾經依賴外企技術的我們，如今憑借創新把“老師”逼到了墻角；對全球商業格局而言，這是“東升西降”的縮影，中國企業在電動車、移動支付、人工智能等領域逐漸領跑，中國標準也在走向世界，外企撤離只是新秩序建立前的陣痛；對普通打工人來說，這是危機與機遇并存，外企高額的裁員補償令人羨慕，但本土企業的崛起正在創造更多有生命力的就業機會。

最后，還是希望企業能夠提高員工工資，讓勞動者獲得更多回報，這才是廣大打工人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