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0年，功德林，李仙洲即將獲釋，走出大門前，他交代了一個“沒講過的事”。

周總理聽完，笑了，說：“這是大功一件。”

沒人想到，這段“罪責”，最后變成了“功勞”。

——《壹》——

全軍覆沒前后：從軍長到“囚犯”

萊蕪，1947年，李仙洲帶著整整兩個整編師，被包了餃子。

他當時是整編第十一師中將師長兼魯中守備區司令，統領兵力超過5萬人，駐防濟南以南，萊蕪、蒙陰一線。兵強馬壯，武器精良。

華東野戰軍調集粟裕、許世友兩路兵力，圍殲，集中，快速突擊。

72小時內，李仙洲集團主力全軍覆滅，5萬人，消失在魯中山區，他被俘那天，穿著皮大衣，沒帶槍，臉色蒼白，他知道自己成了犧牲品。

當晚，押解途中，他被單獨帶去見一個人，是陳毅。

陳毅看著他，沒說客套話：“你不該敗，你也不該全軍覆沒。”李仙洲沒說話，低頭，抽煙，“你不知道嗎？蔣介石把你推上前線，是讓你頂雷的。”

陳毅翻開一份電報，是蔣對劉峙的訓令。

要李部死守萊蕪，拖住共軍主力，可增援沒來，一兵一卒都沒來，李仙洲那一刻明白了：他是棄子，“你怎么想？”陳毅問。

“服了。”他答，不是服戰術，是服局勢，服人心，服現實。

他以為，死罪難免，可他沒想到，幾天后被送往華東戰俘營時，待遇并不差，沒有體罰，沒有侮辱，反而給他看醫，換衣，送飯。

“你先養好身體。”干部說，“有很多事，還要你慢慢交代。”

這是李仙洲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戰后態度，后來他寫回憶，說自己起初不信，懷疑是做樣子，但幾個月后，他信了。

他開始寫交代材料，寫自己從黃埔起家的經歷。

寫桂南戰役，寫武漢保衛戰，寫萊蕪潰敗的經過，他被安排看書，看馬列，看《三大紀律》，他開始寫反思材料，那時他第一次認真想：到底是輸在哪？

——《貳》——

“你救了幾百人，是不是也該說說？”

1950年，他被送往功德林，剛到那時，很多戰犯還在抗拒，有的罵共產黨，有的鬧絕食，有的裝瘋賣傻，李仙洲不吭聲，他知道，這些都沒用。

“我當過軍長，我明白紀律的力量。”

在功德林，起初他不被信任，有人說他“聰明人，滑頭”，交代得快，是為了討好，可兩年后，他成了小組長，帶別的戰犯學習，再后來，被評為“戰犯代表”。

他不爭，他寫筆記，寫總結，寫戰犯的“人性根源”。

1954年，他提交了一份長達3萬字的檢討報告，里面寫道：“我之失敗，不僅因戰術不精，更因思想不清，對敵我關系認知混亂，誤將人民為敵。”

這話在當年很少有戰犯敢寫，他成了特例。

但他一直沒講一件事，那是1941年，安徽阜陽，他任第九十軍中將軍長，日軍沿津浦線南下，山東大片地區淪陷，許多學生開始南逃。

阜陽那一年，來了幾百個山東青年，沒家，沒糧，沒書念。

李仙洲本可一推了之，但他沒這么做，他拿出軍費，撥地設學，他召集地方士紳，找老師、籌糧，他把一個小教堂改成教室，臨時起名“成城中學”。

學校很快爆滿，學生太多，甚至住進兵營，教官做助教，炊事員幫學生燒飯。

這不是命令，他沒上報，也沒宣揚，只說一句話：“人不能沒念頭，學生不能沒書讀。”后來，阜陽地方教育局請示上級。

將“成城中學”收編，改為“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繼續辦學，直到戰后。

可這件事，李仙洲一直沒提，他覺得，這是“違紀”，是“擅用軍費”。是“為國民黨培養青年”，或許是罪過。

他想過交代，又退縮，他怕，這是“為自己洗白”。

1960年初，傳來消息：你被特赦了，他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主動找干部說：“我還有一件事沒講。”

報告送上去后，被層層轉報，直到國務院。

三月，臨近離開前，李仙洲接到通知：準備去人民大會堂，見總理，“你辦過一所學校？”會議室里，周總理翻著一份材料，語氣平靜。

李仙洲起身，低頭，說：“是，本意只是讓孩子有書讀。”

“你知道后來怎么樣了嗎？”總理放下報告，“這些孩子，有幾十人考入大學，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參軍，還有的今天在科學院。”

李仙洲一怔，“這不是罪責。”周總理抬頭看他，“這是大功一件，你保護的是國家的未來。”

一句話，李仙洲眼眶紅了，他沒再說什么，只是敬了個軍禮，這個軍禮，他已經十多年沒敬過，那天他走出功德林，天很冷。

他穿著發黃的呢子大衣，低頭，快步走，像是逃出，又像歸來。

——《叁》——

一次非典型的抗戰選擇：辦學，不辦兵

1941年，安徽阜陽，前線吃緊，后方混亂，中央軍、地方軍、頑軍、新編部隊，彼此猜忌，李仙洲是蔣介石嫡系。

他所在的第九十軍，屬于“嫡系里的嫡系”，按理說，他該擴軍、練兵、設防。

可他卻把大半時間，用在一所學校身上，“別送兵來我這里，我要學生，不要壯丁。”這句話他對地方縣長說過。

傳到省里，惹了麻煩，組織部批評他“思想軟弱，不識大體”。

可他不改，堅持讓學校獨立，不設政治課，不搞動員，不讓軍隊進校門，“你不是軍人嗎？”有副官不解。

他只說一句：“兵死了，是報國，學生死了，是絕后。”

這不是常態行為，當時正是抗戰最艱難的幾年，南線吃緊，西南動蕩，兵源緊張，蔣介石下令：“學兵制普及全境。”

可是李仙洲頂了。

他向教育部爭取指標，向軍部申請豁免，把整整兩百人從征兵名單里擠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在踩線。

但他還做了件更離譜的事：他把自己的衛兵，編進校工名冊，替學校“保安”。

有人舉報了，他被叫去開會，被批評“對學生過于縱容”、“缺乏軍人作風”，但沒有處分，沒人敢真動他，他是蔣的親信，又是正面戰場的“能打派”。

于是這所學校，一直辦下去，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還開了7屆畢業典禮。

這些學生后來去哪了？有的去了重慶，考入中大、復旦、西南聯大，多數回到山東，有的參軍，有的參加地下工作。

其中不乏后來新中國的干部、技術骨干、基層領導，李仙洲那時根本想不到。

他只是在一個最艱難的時間點，做了個最不像“國民黨將領”的選擇，他不是為了革命，不是為了政治，只是為了讓一群孩子不至于在亂世中失學、失蹤、失根。

——《肆》——

“我沒死，還得把話講完”

李仙洲不是第一個被特赦的戰犯，也不是最早投降的，但他是少數幾個真正“認了”的人，不是因為怕死，他在萊蕪戰役前就寫過絕筆信，是因為看清了。

“我們不是敗在戰場上，而是敗在人民心里。”

他在功德林里說過這句話，起初沒人信，以為他作秀，可他寫下12本筆記，逐字剖析“為什么國民黨輸掉了整場戰爭”。

筆記名叫《人心與方向》，功德林，不是集中營。

它是一個政治實驗場，用學習取代羞辱，用教育代替報復，李仙洲住在一間六人宿舍，白天參加學習，晚上寫材料。

冬天燒蜂窩煤，夏天開窗驅蚊，沒有審訊椅，沒有毒打，沒有潑冷水。

只有一間圖書室，一套馬列全集，一塊黑板，有一天，他突然和隊長說：“你們比我們打仗還講原則。”隊長沒接話。

只說：“我們不是來贏你們的，是讓你們自己想明白。”

戰犯的再教育，是中國自己發明的東西，不是審判，不是吊刑，不是換押，是勸導、反思、自剖、轉化，讓一個人站在他原來的思想上，自己推翻它。

這過程很慢，有的戰犯抗拒了10年。

有的裝病裝瘋。也有的，像李仙洲，在第3年開始寫“歷史認錯書”，在第5年自愿講黨課，在第10年成為特赦第一批名單。

歷史允許認錯，也允許翻篇，但前提是，你得自己說清楚，不能躲。

李仙洲沒躲，他等了12年，講了一句“我還有件事沒講”，這句話，最后變成了“你有大功勞”。

這就是歷史的轉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