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主體性作為當代文化哲學的重要議題，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語境中被賦予獨特的歷史使命和現實內涵。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催生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命題的提出。中華文化主體性植根于傳統文化的歷史根基，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認同和充分挖掘得以確立。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背景下，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以“第二個結合”不斷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得以深化與豐富。在全球化的現實語境中，中華民族以自信而開放的文化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文明對話，并通過對世界未來發展方向的深刻思考和主動探索，不斷在提升全球文化話語權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關鍵詞：文化；文化主體性；現代化；中華文化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價值研究”（項目編號：24&ZD209）的階段性成果。

馬克思曾言，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所謂時代精神，即關于某一時代內容本質特征的集中體現，每一重大哲學問題的背后能夠折射出時代精神的特征。近代人類現代化的序幕拉開，直接反映為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即依賴—改造—反思的復雜過程。同時也伴隨著離散時空向同步時空的歷史過渡，這一過渡體現為時空間距的縮短和社會發展的加速，人類正在迅速進入高度發展的現代文明時代。同步時空的發展狀態作為科學技術與工業革命高度發展的結果，推動著民族國家通過普遍交往進入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世界整體化時代。時代變革中的思想動蕩呼喚新的文化哲學命題來闡釋現實。隨著現代化歷史敘事的展開，主體性作為西方現代性誕生的重要標志，遂成為資本主義時代精神的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時空秩序下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傳統的對立模式轉向人與文化世界的深度互動，文化問題介入主體性議題并推動著“文化主體性”的形成。正是在此背景下，主體性問題作為哲學命題在對時代本質反思的基礎上升華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規定著當今時代與其他任何時代的本質區別，成為理解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線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文化主體性”的重大論斷，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可以說，“文化主體性”的提出標志著文化哲學的興起，成為當代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命題。而當這一理論視角聚焦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語境中，“文化主體性”被賦予了獨特的歷史使命和現實內涵，轉變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問題，進而引起了在全球化和現代化交匯的背景下如何把握中華文化主體性從確立到深化再到鞏固的歷史演進與時代內涵問題，最終要回答好中華文化主體性“從哪里來”“如何發展”“如何走向世界”的問題。

一、從哪里來：中華文化主體性在文化傳統的根基中得以確立

中華文化主體性植根于傳統文化的歷史根基，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認同和充分挖掘得以確立。近代以來，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民族蒙恥、文明蒙塵，中華文化無法有效回應國家危亡和民族復興的時代命題。傳統文化由于難以適應現代化的話語體系，不能滿足中國人在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對精神支撐的迫切需求，也難以回答“中華民族將何去何從”的歷史之問，其主體性遭到嚴重沖擊。思想界圍繞如何把握傳統文化與近代西洋文化的關系，即如何在保持傳統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尋找兩者間的共同點展開論戰。可以說，鴉片戰爭至戊戌變法成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確立的重要時期。因政治危機產生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能否存續的危機感，激發了對主體性問題的深入思考。

（一）中華文化主體性確立于傳統文化核心精神的深刻認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維系民族精神的重要紐帶，更是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重要理論資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思想觀念與固有傳統因其深遠的價值與意義而長期受到人們的尊崇，成為指導社會生活與實踐的重要原則。這些文化內核在推動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內在思想動力，也是中華民族延續與繁榮的精神支柱。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作為民族精神的重要表達，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哲學思維、倫理規范和社會價值觀念，體現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些內在價值賦予中華文化獨特的生命力，使其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能夠保持自主性和獨立性。在這一意義上，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僅是文化主體性的思想根基，更是推動文化主體性確立的重要力量。

何謂“中國文化精神”？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眾說紛紜。辜鴻銘認為，它“是指中國人的生存精神，也就是中國人心靈、性情、感情綜合體” ，賦予了國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性。這一論述表明，中國文化精神根植于民族性格的獨特之處，是一種“以文化為核心的心理內核”。張岱年認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在中國文化中起主導作用、處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觀念”，并進一步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面 ：“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這些觀念分別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在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方面的深刻特質。可以認為，中國文化精神既包括民族性格的內在特質，也包括核心思想的系統表達。從內涵上看，它是一種貫穿歷史、延續至今的文化傳統 ；從外延上看，它是指導民族行動、凝聚文化主體性的精神動力。正是基于對這一核心精神的認同，中國式現代化才得以展現出與西方現代化截然不同的內在邏輯，當代中國才能在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保持文化上的自覺與定力，成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獨樹一幟的重要標志。

（二）中華文化主體性確立于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確立并非以“去中國化”為前提，也不是將傳統文化一概視為“糟粕”，而是立足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深厚“文化河床”。以此為基礎，中華民族將創造出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一個民族從衰落走向復興的獨特范式。近代以來，中國被迫融入“全球時間”，對自身傳統文化產生了困惑和猶疑。這一歷史時刻同時標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和自我定位。在外部壓力和內部動蕩的交織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作用成為時代的焦點，民族復興與文化自覺的課題開始在思想界受到廣泛探討。李大釗反對將西洋文明全盤搬到中國，將東西文化的差異歸結為種族優劣的看法斥為“僻見”，主張“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于其間”。他認為東西文明之不同，不能以價值高低來判斷，而應該首先深刻觀察中華傳統文化的內容和本質。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傳統并不等同于傳統文化。它強調文化在歷史中的傳承過程，既包括傳統文化的延續，也包括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創新。而傳統文化則更多指某個歷史階段中存在的具體文化成果或表現形式。因此，傳統文化是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為文化傳統的延續提供具體內容，文化傳統決定傳統文化的命運。二者既有區分又密切聯系，共同構成文化在歷史中延續與創新的完整面貌。人們能夠意識到中國文化走向現代化不是簡單地延續傳統，也并非割裂傳統，而是在對傳統文化進行歷史揚棄和合理借鑒的基礎上構建起真正的民族文化自覺，形成獨具特色的當代中國文化。一方面，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確立與對文化傳統的正確理解密切相關，中華文化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哲學基礎為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提供獨特的思想資源，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的根基。具體而言，儒家思想以“仁義禮智信”等倫理道德原則為核心，強調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而道家思想則以“道”與“自然”作為核心概念，倡導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儒道互補作為中華文化發展的主脈，不僅是兩種哲學思想的簡單并存。它們深刻地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和精神構架中，塑造著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另一方面，在面對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挑戰時，儒道互補的文化傳統結構并非停留在純粹的哲學或道德層面，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成為推動中國文化主體性確立和強化的重要動力。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不僅融入現代社會治理的理念，強化著社會倫理和公共責任，也體現在政治理性和國家治理中“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上。道家的“無為而治”和“順其自然”則在推動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以及中國現代政治的決策過程中，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并成為當代中國的文化創新之源。

（三）中華文化主體性確立于對西方主體性的自覺批判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確立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更是在對西方現代主體性理論的自覺批判與反思中逐步形成的。李大釗認為，東洋文明“頹廢于靜止之中”，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質之下”。某種程度上，這反映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東西方文明差異的敏銳認識。早期中國知識分子能夠自覺承認西洋文明在技術、制度上有明顯優越性，但并未喪失對本國傳統文化的信賴。這種對傳統的堅持和對外來文化的批判，表明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獨立性。

西方現代化中主體性原則的確立往往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為核心，主張對“自我”的極端強調，并將其對“他者”的支配視為自然法則。進言之，主體性被定義為以個人自由為核心，以工具理性為特征的“現代性”觀念，追求對外部世界的征服和改造。然而，這與中華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價值觀存在明顯沖突。與此相較，中華文化主體性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內涵及價值取向。中華文化中的主體性并非建立在“主體—客體”的二分邏輯之上，而是根植于整體性、和諧性的文化傳統之中。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個體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的平衡，重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而非僅僅強調個體的主權和物質的征服。以人格塑造為例，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君子人格”為核心，強調通過道德內省和倫理自覺實現“恭、寬、信、敏、惠”等人格理想。正是這種差異，促使中國必須在批判西方主體性思想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和確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這就塑造了中國獨具特色的文化主體性內涵。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主體性基于道德主體的內在自覺，根植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存的理念之中，是中華文化主體性得以確立的價值基石。這一主體性既是對“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現代性轉化，也是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過程中文化多樣性危機的積極回應。

二、如何發展：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得到深化

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往往伴隨著對本土文化傳統的重新認同。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經驗表明，現代化的發展并不必然削弱本土文化，人們能夠在現代化程度不斷提升的過程中正視文化傳統精神，彰顯本土文化價值，從而增強現代化的主體文化特性。由此可見，文化主體性既是現代化的內在動力，也是現代化得以平穩推進的基礎。當前，中國正處于快速推進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中國當下的重要使命之一。而中華文化主體性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在以“第二個結合”即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為中華文明注入現代力量中得以深化。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之初就主動承擔起重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理論自覺，“第二個結合”的提出，能夠以文化自信和理論自覺賦予中國人民以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是深化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路徑。

（一）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文化主體性奠定方向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歷史環境中，其成立不僅是民族爭取政治獨立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標志，也承載著恢復中華文化主體性的使命。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文化霸權，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逐漸被削弱，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一度陷入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早在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不僅承擔著政治革命的任務，也肩負著文化重建的使命。中國共產黨將文化視為實現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以文化建設與民族復興結合，展現出極強的文化自覺。

一是以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虛無主義是指以主觀、片面方式解讀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的一種錯誤思潮。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忽視了歷史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動因，容易陷入歷史相對主義，甚至誤導人們對歷史的正確認知。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之，歷史中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現，歷史進程并非簡單的隨機事件的堆砌，而是在復雜的歷史條件下必然的選擇和發展。歷史的偶然性正是必然性得以體現和發展的途徑。將歷史事件視為完全由偶然因素決定，而不去深刻理解其背后的歷史必然性，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深刻批判歷史虛無主義，通過揭示歷史發展中的深層邏輯，重申歷史的必然性和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強調中華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積淀下的深厚根基。

二是以批判文化保守主義推動文化創新。文化保守主義往往過度強調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對在農業文明或封建專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文化，不加鑒別、不做選擇地推崇，主張中國文化只有一種傳統，認為中國文化只能接續中國文化古代傳統來開展，否則就是“反傳統”。這一思潮往往體現為食古不化、拒絕接受世界先進思想文化，否認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創新與時代需求，傾向于將文化發展束縛在過時的框架中。值得注意的是，繼承與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規、食古不化，更不是以儒家文化取代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歷史已經證明 ：儒家文化不足以挽救中國危亡，更無法引導中國走向獨立富強。

三是以批判文化帝國主義捍衛文化獨立。文化帝國主義不僅表現為外部對本土文化的侵略和壓迫，還體現在通過文化滲透、文化霸權對民族文化進行同化和弱化的企圖。具體而言，霸權話語形式從“文明等級論”“現代化論”到“普世價值論”不斷變化，其背后隱含的仍然是文化帝國主義的邏輯，即通過文化力量的滲透和話語霸權的建立，試圖將本國的文化、制度與價值觀念強加于其他民族或國家，借此實現文化支配與政治控制。“普世價值論”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延續和升級，西方國家在這一話語框架內通過倡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試圖將這些價值觀念普及至全球，進而加速全球文化的“西方化”，推動全球范圍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

（二）“第二個結合”為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開辟路徑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核心和關鍵問題，也是深化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路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對立起來的觀點，既不利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妨礙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對此，張岱年曾明確提出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結合，應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割斷，而是以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中華文化在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背景下并注入現代化的思想力量，并非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在肯定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豐富的道德精神和哲學智慧。由此可見，“第二個結合”并不是對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否定，而是在繼承與創新中為其開辟了更加廣闊的路徑。

有學者曾嘗試從中國哲學的體用范疇把握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提出包括“西體中用”“中體西用”的論斷。然而，兩者間的關系不應被理解為體用二元、互相對立，用固定不變的體用模式套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的“同”這一表述強調的是更具普遍性、科學性、真理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特殊性、歷史性、民族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相互作用、相互激發的過程中實現內在的、深度的融通滲透。兩者的結合更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在這一意義上，“第二個結合”是文化主體性得以深化的重要路徑，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以“第二個結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中得以深化。

（三）文化復興為中華文化主體性注入動能

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不可分割。近代以來，中國在面對外來侵略與內部危機的過程中，對民族復興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從早期將民族復興簡單理解為“船堅炮利”或對物質力量的追求轉變為將民族復興歸結為人的復興，即人的主體性覺醒。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換言之，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物質經濟上的崛起，更是文化精神維度的復興，其本質是人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不能消解人與人的緊張沖突關系，資本主義理性化進程未能成為解放人、發展人的積極力量，反而導致人的主體性失落、人對物的過度依賴、人成為物化的人。現代人的根本歷史處境用雅斯貝斯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這個世界的非精神化以及它之服從于先進技術” 。相比之下，中國式現代化試圖通過文化復興彌補這一缺陷。文化復興通過超越資本主義的片面現代性局限，重建以人為中心的文化主體性，強調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從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持久的精神動力。

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處于“向西方尋找真理”的話語模式之中，不自覺地借用西方的理論框架和概念來理解自身和世界。這種做法不僅使中國難以全面正確地認識自身文化，還導致外界對中國文化的誤解和質疑。文化復興要求打破對西方話語的迷信，回歸自身文化傳統，創造屬于中華民族的理論體系和價值表達方式。話語體系建構是文化復興的應有之義，更是深化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關鍵。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味著中國逐漸擺脫對西方文明的單向依附，走向話語自主性，成為全球文明思想的“生產者”而非“消費者”；另一方面，這種話語復興體現了中華文化在全球格局中的主體性地位，展現了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及其文化內涵。因此，中國話語與中國復興是同構互塑的兩個方面，文化復興通過話語體系的重建，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了深層次的精神動能。

三、如何走向世界：中華文化主體性在全球文明交融中得以鞏固

中華文化主體性表現在全球文明交融對話的時代格局中，通過堅定文化自信提升全球文化話語權得以鞏固。在世界全球化的現實語境中，中華文化主體性能否在全球文明交往與對話中得到鞏固，關乎中國文化身份的定位，也關乎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崛起與未來發展。倘若無法正視文化主體性問題，中國文化或將因失去獨立性而被全球文化體系中的西方思潮所弱化甚至邊緣化。文化主體性的塑造，不僅體現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對話中，還應以自信開放的姿態對外展示自身獨特的價值，同時通過提升全球文化話語權為文明交流貢獻中國方案。

（一）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體現在與全球文明積極對話的過程中

文明之間的接觸往往伴隨著沖突、壓迫、戰爭以及文化霸權。尤其是在近代，隨著西方列強的擴張與殖民主義的興起，全球文明的互動常常呈現出不平等的局面，許多非西方文明和文化被邊緣化、消解或被強迫同化。盡管近現代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強壓下屢遭挫折，但中華文化沒有被西方文化吞噬，而是通過清醒的文化反思和自我改造，保持了其精神文化的根基和哲學思維。在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互動中，中華文化能夠始終保持著自身傳統的深厚根基而不被外來文化同化或壓倒，這種文化自覺背后反映的是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

從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到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文化始終秉持著兼收并蓄的態度，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融入外部文明的精髓。“和而不同”是中華文化自古以來所倡導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主張在文化的多樣性中追求和諧，但并不要求所有文化都完全趨同。這一理念體現的是中華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現出的獨特包容性和創新性。這一特性正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鞏固主體性的根本所在。其本質是一種文化自覺，它要求民族文化在堅持自我認同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展示出獨立、堅韌、創新的文化力量。在這一意義上，中華文化主體性不僅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質，也是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創造的主動精神。

（二）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體現在全球化中自信的文化姿態中

中國社會曾經歷過與自身文化傳統對抗甚至撕裂的痛苦過程，但是，最終在文化迷惘與失落中逐漸擺脫了外來文化的壓迫，堅守了文化獨立性并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步增強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核心，就在于文化主體性的彰顯。具體而言，文化主體性更偏向于文化的內在力量，強調一個民族或國家對自身文化的自覺認知 ；文化自信則是這種內在文化力量的外部表現，體現為對文化價值的堅定信仰和認同。中華文化的自信來源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蘊、悠久的歷史傳統以及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它不僅是文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民族復興的精神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文化自信，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與文化自信的密切關系。中華文化只有保持自身的主體性，才能在全球文明的交融與對話中立足。在這一過程中，文化自信不僅是自我認同的體現，更是對外展示中華文化價值的強大力量。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下，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反映在我們的自信力空前增強，熔鑄成全民族的精神氣質與文化品格。

（三）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體現在文化話語權的增強中

文化話語權逐漸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標志。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背景下，全球秩序出現了多重權力主體和話語主體重新塑造的可能性。當下，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并非單純的自我封閉或對抗，而是通過文化創新與對話，逐步塑造了一個與西方文化對等的全球話語體系。通過中國經驗的總結與升華，中華文明在全球文化舞臺上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解決方案，這不僅挑戰了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也為全球文明的多樣性與共生提供了可能。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和其所蘊含的文明價值，體現了中華文化的變通性、適應性與普遍性，進而推動中華文化在國際話語中的地位提升。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不僅是文化自信的體現，更是文化話語權的實際增強。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中華文明觀話語體系的建立，依托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積淀與現代化經驗，逐步在全球文化對話中占據重要位置，為全球文化的多元性與平等性作出了獨特貢獻。這一話語體系的構建，通過系統地構建和闡釋中華文明觀，展現體現中華文化如何與世界其他文明互動、對話與共存的思考，為中華文化爭取更大的話語空間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全球化與現代性激蕩的時代洪流中，中華文明如何以全新的姿態和氣魄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充分發揮其現代力量，成為當代學術與實踐關注的重大命題。面對全人類共同的挑戰與困境，中華文明的復興不僅僅是對傳統的繼承，更是對世界未來方向的思考與探索。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積淀與精神內涵正是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根本所在，成為構成當代中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基石，是當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的核心內核。作為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綿延至今、長期以文化主體性保持文化態勢所形成的中華文化，無疑是富含厚重文化底蘊、內在價值和未來意義的文化。

作者簡介

鄒廣文，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月，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載：《泰山學刊》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