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5年10月起，被告人楊某星在青島市黃島區租賃房屋，通過互聯網發布招嫖信息，招聘多名賣淫女從事賣淫活動。被告人紀某峰最初作為賣淫女加入，后與楊某星發展為情人關系，開始擔任客服工作。2016年5月，楊某星與逢某敏合伙經營華宇新村賣淫場所，約定各占一半股份并分工協作：楊某星負責線上招嫖、財務管理及人員招聘；逢某敏負責接送嫖客、結賬、望風等現場管理；紀某峰擔任客服，接聽電話、指引嫖客、創建微信群并參與面試賣淫女。2016年7月，公安機關查獲該場所，現場抓獲多名賣淫人員及嫖客。

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認定三被告人均構成組織賣淫罪。楊某星、逢某敏作為主犯分別獲刑五年六個月、五年；紀某峰雖被認定為從犯，但因直接參與組織行為，如調度、指揮賣淫活動，仍以組織賣淫罪判處二年六個月。法院明確：協助組織賣淫罪與組織賣淫罪從犯的區別在于分工而非作用大小。凡直接管理、控制賣淫活動，如招募、調度者，即使作用次要，仍屬組織賣淫罪；而協助行為僅限于外圍輔助，如望風、接送，不涉及核心組織活動。（入庫案例編號：2023-05-1-368-001， 楊某星等組織賣淫案）

二、法理分析一：組織賣淫罪與協助組織賣淫罪的本質界限

根據《刑法》第358條，組織賣淫罪與協助組織賣淫罪雖同屬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類犯罪，但二者行為性質存在根本差異。

1. 行為核心：是否直接控制賣淫活動

組織賣淫罪的核心在于對賣淫活動的“組織性控制”，即通過招募、管理、調度等手段，使賣淫活動形成規模化、體系化運作。本案中，楊某星租賃場所、制定分成規則、發布招嫖信息，逢某敏負責現場管理，均直接參與了對賣淫人員、嫖客及收益的統籌安排，屬于典型的組織行為。紀某峰雖為從犯，但其接聽電話、指引嫖客、面試賣淫女等行為，亦直接介入賣淫活動的具體實施環節，故被認定為組織行為。

協助組織賣淫罪則表現為“間接輔助”，行為人僅在外圍為組織者提供便利，不涉及對賣淫活動的實質控制。例如，單純提供交通工具接送賣淫人員、收取運輸費用，或僅負責記賬、望風等。此類行為雖對犯罪活動有促進作用，但未達到“組織性”層級。

2. 主從犯與罪名區分的關鍵：分工而非作用

司法實踐中，組織賣淫罪的從犯與協助組織賣淫罪易混淆。本案裁判要旨明確指出：二者的區分標準是行為人在犯罪鏈條中的分工，而非作用大小。若行為人參與了對賣淫活動的管理、調度，如紀某峰，即便作用次要，仍構成組織賣淫罪的從犯；若僅提供外圍幫助，如司機、保鏢，則可能構成協助組織賣淫罪。

例如，逢某敏提出其行為應定性為協助組織賣淫罪，但法院查明其作為“老板”之一，直接參與招聘、現場管理，屬于組織行為，故駁回其辯解。這一認定緊扣“分工標準”，避免因作用大小模糊罪名界限。

三、法理分析二：從犯認定中的“組織行為”與“輔助行為”之辨

1. 組織行為的認定標準

組織賣淫罪的“組織行為”需滿足兩要件：行為主動性：行為人主動策劃、指揮賣淫活動，而非被動接受指令。例如，楊某星制定價格、分成規則，逢某敏安排接送嫖客，均體現其主導地位。對賣淫者的直接控制：通過招募、管理、分派任務等方式，使賣淫者依附于組織體系。紀某峰面試賣淫女、創建微信群協調嫖客，即是對賣淫者的直接管理。

2. 輔助行為的邊界

協助組織賣淫罪中的“輔助行為”需滿足：非核心性：行為不涉及賣淫活動的核心環節。如本案中，若紀某峰僅負責打掃場所或傳遞消息，未參與調度，則可能構成協助犯罪。依附性：輔助行為依附于組織者的指令，缺乏獨立決策空間。例如，出租車司機按組織者要求接送人員，僅收取固定費用，未參與利益分成。

3. 司法認定的難點與突破

實踐中，部分行為人兼具“組織”與“協助”特征，需結合具體行為綜合判斷。本案中，紀某峰雖最初為賣淫女，但后期深度介入客服、協調工作，其行為已超越“協助”范疇。法院通過審查其具體職責，如創建微信群、面試賣淫女，認定其行為具有組織性，進而以從犯論處。這一認定體現了“實質重于形式”的司法原則。

楊某星案為區分組織賣淫罪與協助組織賣淫罪提供了清晰指引，重申了“分工標準”在罪名認定中的核心地位。對于司法實踐而言，需深入考察行為人對賣淫活動的參與程度，避免因作用次要而錯誤降格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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