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的西北戰場，西北野戰軍在西府隴東戰役中遭遇重大挫折。這場戰役不僅改變了西北戰局，更徹底改寫了第4縱隊司令員王世泰的人生軌跡。作為陜北紅軍代表人物、曾統領6個軍的兵團級指揮員，王世泰因兩次戰場決策失誤，最終與上將軍銜失之交臂。

戰役初期，西北野戰軍采取“圍點打援”戰術，以主力進攻寶雞，同時部署第4縱隊、第6縱隊執行阻擊任務。王世泰率領的第4縱隊下轄警備第1旅、警備第3旅及騎兵第6師，總兵力約1.2萬人，負責在岐山地區阻擊國民黨裴昌會兵團。羅元發指揮的第6縱隊則在長武、彬縣一帶布防，抵御馬繼援的整編第28師。

4月23日拂曉，馬繼援部以騎兵為主力發起突襲。其部隊憑借機動優勢，在短短24小時內突破第6縱隊三道防線。羅元發在組織部隊節節抵抗的同時，立即向野戰軍司令部發送緊急電報。彭德懷接到戰報后，授權第6縱隊撤至麟游山區構筑新防線。這一決策既保存了有生力量，又為主力部隊爭取到調整部署的時間。

與此同時，王世泰指揮的第4縱隊在岐山阻擊戰中陷入困境。面對裴昌會兵團整編第38師、整編第65師約3萬人的機械化部隊，缺乏反坦克武器的第4縱隊在平原地區陷入被動。4月25日中午，在未請示野戰軍司令部的情況下，王世泰下令部隊撤出陣地。這一決定直接導致裴昌會兵團長驅直入，將正在寶雞休整的西北野戰軍主力置于險境。

戰場形勢的突然惡化迫使彭德懷緊急調整部署。原計劃在寶雞休整7天的第1縱隊、第2縱隊，不得不提前36小時實施轉移。此時馬繼援騎兵已逼近鳳翔，裴昌會兵團前鋒抵達岐山以西，形成東西夾擊之勢。危急時刻，新4旅在鳳翔東南的馬頭坡實施阻擊，以傷亡2000余人的代價為主力突圍爭取到關鍵12小時。

戰役結束后統計數據顯示：西北野戰軍殲敵2.1萬人，自身傷亡達1.49萬人，損失占參戰總兵力的19%。在5月26日的戰役總結會上，彭德懷嚴厲指出：“第4縱隊有電臺不用，有退卻理由不報，這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這份批評最終形成《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為解放軍強化戰場紀律的重要文件。

王世泰的軍事生涯轉折，折射出解放軍正規化建設過程中的關鍵矛盾。這位1910年出生于陜西洛川的紅軍將領，其成長經歷頗具傳奇色彩——1932年冬季，因在香山寺戰斗中表現突出，從班長直接晉升為紅26軍42師第3團團長。這種特殊晉升方式，在強調資歷的軍隊體系中極為罕見。

抗日戰爭時期，王世泰留守陜甘寧邊區，歷任關中軍分區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這段經歷使其深諳根據地建設之道，卻相對缺乏大規模運動戰指揮經驗。1947年西北野戰軍組建時，王世泰憑借資歷出任第4縱隊司令員，但其部隊主要由地方武裝升級改編而成，戰斗力與主力縱隊存在明顯差距。

西府戰役暴露出的問題具有典型性：4月28日的馬頭坡阻擊戰中，第4縱隊再次出現擅自撤離陣地的行為。這次撤退直接導致新4旅側翼暴露，國民黨整編第82師趁機實施穿插，造成新4旅傷亡達編制數的35%。戰后檢討顯示，第4縱隊的通訊系統在48小時內始終處于靜默狀態，嚴重違反《西北野戰軍通訊紀律暫行條例》。

組織處理結果徹底改變了王世泰的軍旅生涯。1948年8月，經中央軍委批準，王世泰調任第2兵團政治委員，離開軍事指揮崗位。這個看似平級的調動，實際終結了其野戰部隊指揮官的職業路徑。1949年7月扶眉戰役期間，第2兵團司令員許光達指揮3個軍實施大縱深迂回時，王世泰已轉任甘肅行署主任。

1955年授銜時的考量因素，最終將王世泰排除在將官名單之外。參照同期將領：原第4縱隊副司令員閻揆要授中將銜，第6縱隊司令員羅元發授中將銜，新4旅旅長程悅長授少將銜。若按兵團級職務標準，王世泰本應具備上將資格，但西府戰役的紀律處分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

轉業地方后的王世泰，在甘肅省政府副主席崗位上展現出另一面才能。1953年至1957年，其主持修建的蘭州至白銀鐵路、劉家峽水電站等重大項目，為西北工業體系建設奠定基礎。這種人生軌跡的轉變，印證了軍隊紀律建設的嚴肅性——即便功勛卓著的將領，也需為決策失誤承擔后果。

2008年3月14日，王世泰在蘭州逝世，享年98歲。官方悼詞中特別強調：“該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經受住了考驗，為解放西北、建設西北作出重要貢獻。”這份蓋棺定論的評價，既肯定其歷史功績，也暗含對西府戰役教訓的警示。從軍事史角度審視，王世泰事件成為解放軍完善請示報告制度、強化戰場紀律的重要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