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四月，我奔赴江北水城山東聊城，觀賞了于茂陽書法作品展《簡言墨語》。

我和茂陽交往相知近50年，這還是我第一次看他的大型個展。展覽在東昌湖畔的望湖美術館，策展人李勇是茂陽的酒伴鄉友，是一個十分了解和理解茂陽的藝術人。展覽既有氣勢宏大的鴻篇巨制，也有隨心達意的匠心小品，更有在陶藝、瓷器、木雕、葫蘆上的巧作微創。這些作品率性傳情、自在抒懷，很吸引人，也很感染人。雖是傍晚時分，參觀者絡繹不絕。

那天，茂陽剛好不在，窮游去了歐洲。

李勇先生熱情地給我介紹茂陽和他的作品。我說，“我閱賞茂陽的作品有50年了，今天茂陽不在，你多講一些茂陽的奇聞異事、怪異段子，我們會很開心。”

李勇50多歲的年紀，但他一聽這話，就從從前聊城的窮、東阿的窮以及茂陽兒時的窮，打開了話匣子。

我和茂陽是同齡，都屬羊。對年齡問題，我和他有過多次“爭議交鋒”。他說他是農歷三月初一，我是3月6號，他要年長于我。我說我們出生的那年農歷閏三月，他是潤三月初一，而我的3月6日是陽歷，陰歷是二月，我自然是大他幾十天的。生日有所爭執，但對于窮我們卻靈犀相通，深深烙印在成長的記憶里。上個世紀50年代，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百廢待興，又和那個世界老大的帝國主義真刀實槍地干了一仗。國家窮、家鄉窮、家里的日子窮，是當時的基本盤。

茂陽就是在這樣一個青黃不接的春天，出生于東阿縣一個農民家庭。他的長輩都希望茂陽能離開農村，拔掉窮根，希望茂陽能好好讀書，改變命運。

當時，那些責任重大、能力弱小、為人父母的農村人，并不知道衡量人們知識的“天地生”“數理化”“文史哲”，他們以為有學識的唯一標準就是字寫得好。在家庭的教育下，茂陽六歲就喜歡上了寫字，沒有名師指教，家中唯一的一本《柳體間架結構習字帖》，就是他的老師。說白了，就是照葫蘆畫瓢。但因聰慧熱愛，他也日日漸進。

茂陽在4歲那年，便經歷了人生最大的悲痛，支撐整個家庭的父親去世了。后在小學還沒畢業的年齡，又趕上了那場歷時10年的浩劫。學校唱的是語錄歌，讀的是偉人的詩詞華章。母親對他的期望變得渺茫了。但是，對于他這樣一個愛好寫字的孩子來說，也有了觀看各種毛筆字的機會和氛圍。遍布各處的大標語、大字報、黑板報、宣傳欄還有紅袖章、語錄徽章，都在展示各種書寫方式方法。我記得啟功先生就說過，他的書法功底就是在運動中抄大字報練成的。

學校上課不正規，反倒給他留出了寫字的時間，舊報紙、宣傳單，都是他練字的“疆場”。不僅字越來越好，追求寫字的美，也成就了他的善良包容，還令他淡化了生活的無助和艱辛。

那個年代，寫字好是一大優勢，是文化人的標志，很多人對茂陽的一手好字羨慕不已。在跌跌撞撞中，他完成了中學學業，回鄉不久就被先后選為小學代課教師、管區統計。后來，他又被選到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中文系讀大學。這所大學是從山東師范學院分出來的，后來改為聊城師范學院，也就是現在的聊城大學。茂陽精美的書法，對于當時一個師范生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

茂陽雖然是個書法家，但書法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他的社會奮斗舞臺。就像古代那些有名的書法家一樣，王羲之是右軍，褚遂良是宰相，顏真卿做過尚書，茂陽在退休前是山東工藝美院黨委書記，而且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幾年。

山東工藝美院在全國算不上是大咖類院校，但書記院長卻是王一樣的存在。茂陽任書記時，著名民間藝術理論家、設計教育家現在的中國文聯副主席潘魯生教授任院長，他們的搭檔合作堪稱珠聯璧合。茂陽經常對學生說，“你們或許能考上一個更好的大學，但不一定能遇到潘魯生教授這樣的全才藝術家當院長”。潘院長則說，“茂陽既是我共事的班長，也是我從藝的榜樣”。他說茂陽的書法氣象正大，字如其人。他倆一起促成了山東工藝美院的西校區征遷建設，新建了一批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專業學科，招引了一批又一批拔尖專業人才到學校任教和科研。

我和茂陽相識，是因為當時我們都在大學團委工作。同齡的青春伙伴，相近的豁達開朗性情，再加上青少年都度過窮日子，讓我們成為要好的朋友。他4歲時父親病逝，我10歲母親亡故。他母親紡紗織布賺錢，是由慈母滋潤的學習長進，我是父親嚴教嚴管練成的年少早熟。我結婚的時候，只有學院分配的7.6平方米婚房和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他結婚時回老家辦婚禮，家具都是從村里小學借來的，新人回門后學校又給取走了。雖然如此，他就是不忘寫字練筆，他夫人笑稱他“窮途墨路”。我們經常回憶這些陳年舊事，又十分珍惜組織上給我們的奮進平臺。

1986年，我當上了團省委副書記，組織上安排我到山東臨邑縣委掛職任副書記，補“三門干部”之課。當時，我雖是一個副廳級干部，但既沒有技術、物資和人脈資源，也沒有抓經濟的經歷和知識。我向茂陽求助，請他到臨邑給同事們寫寫書法，給同志們提供情緒價值。他來了之后，在我住的縣委招待所寫了一天，大家十分高興。當時，我們縣委一幫人都在為強縣富民著急，他給我們寫了鹽鐵論的名句，“圣賢治家非一寶，富民非一道”。這幅我十分熟悉的行草，仿佛是解放思想的擂鼓，激勵著我們去努力挖掘自身優勢，去除體制機制羈絆，大力發展個體戶、私營企業、鄉村特色經濟。對我在掛職期間的工作，省委和縣委是肯定的。每每說起這件事，我都會說一句令他十分愜意的話：書法也是生產力！

茂陽在聊城師范學院任過學生會主席、團委書記，系主任書記，還有一段擔任學院總務處處長、副書記兼紀委書記的經歷。

上個世紀80年代，是思想轉變、社會轉型的時期，各種思想問題的碰撞和現實生活中的難關，經常刺激大學生的情緒。大學的辦學條件、后勤保障，遠遠不能滿足青年學生的需求和期待，稍有不慎就會引起學生的激憤。各大城市都有學生上街游行，這些看似政治性社會性很強的舉動，實際上初期的引子往往是食堂沒辦好、圖書館座位不夠、教室燈光不亮等等一些小事。那時候，大學黨委書記都很重視做學生思想工作的團委、宣傳部和保障學生生活的總務處。

1981年山東省大專院校共青團討論會（后排右二于茂陽第三排左六為作者）

茂陽就是從團委書記轉行到了總務處當處長，從過去經常為青年學生保障呼吁的角色，變成了為師生服務的大拿。他這樣一個文透了心的文人，去管了吃喝拉撒的事情，我們都為他捏一把汗。我給他發了一張明信片，寫上“管了吃喝不要丟了書法”，在聊城師院廣為流傳。他上任后，把做團的工作、學生工作的一些經驗移植過來。請師生參與學院后勤管理，及時通報溝通與學生生活相關的工作信息，著力解決后勤卡脖子痛點問題，主攻學生關心的吃的問題和教師關心的住的問題。工作有起色，師生有理解，聊城師院沒有發生過什么學生抗議之類的事，省教委對聊師的后勤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專門推廣過他們的經驗。

我觀茂陽在書法上的成就，既是天資賜福，又是苦練大成。

書法是中華文明的歷史符號，是中華優秀文化的載體。其實，從倉頡造字開始，書寫就是信息溝通的工具，不是脫離生產生活的雅技。茂陽寫書法、愛書法，特別重視書法的實用性、審美性。他在培養師范學院大學生時，就全力創建了全國第一個書法教育專業。主政工藝美院的時候，又建設了全國第一個書法裝飾藝術專業，力求書法的有益有用。他學習古人的技藝手法并不拘泥于流派，厚古而不薄今，他認為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書法也是在不斷變化的。他寫過一篇關于書法流派的論文，認為書法沒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凡是人民大眾認為是美的，各類書寫者的創造創新都應該被肯定，不要過度擔心書法傳統的失傳，他相信年輕人的創造創新、各種書寫形式都會變成光大中華文明的載體。他最擅長的是行草。他的行草有米芾之勢，有章草之簡。但更多的是在深厚的傳統筆法功力下，自由地表現了他率真、真性情的個人風格。

于茂陽書法作品

茂陽喜酒愛才善交朋友，喝酒不問度數，英雄不問出處。他坦蕩的心胸、豪放的性格、真誠的心意交往了許多朋友。有省里北京的頭頭、有市里縣里的官員、更多的是一起習筆論藝的書友文友。他喝酒不講排場，沒有江湖酒八股的陋習。經常在餐前酒后揮毫潑墨，有當場叫好者，他有時惡作劇般地把字寫到其臉上，還在自己臉上點墨自嘲，令全場忍俊不禁。他任系主任時有一個劉姓同學，書寫大氣有方，他納入培養盤子，按書法專業教師培養。當時大學生是計劃調配，畢業該生回了原籍，他千方百計打破人事單位所有制的藩籬，一年后將他調回學院任教。他創辦書法專業時在全省全國搜羅的人才，后來都成了我國書法教育和書法藝術的骨干。

茂陽寫字好，做人好，文如其人。大學畢業后的半卷人生之路走得和書法一樣成功。無論當教授、系主任，還是當處長、書記，在教育管理的每一個崗位上，他都是用真誠和包容，征服了一個又一個同事、同僚和管理對象。他說，“做人沒有技巧，只有真誠、真實、善良和愛。我愛書法，寫字的一招一式，都體現了我做人的準則和情愫。”

于茂陽

2025年5月于北京

（文中圖片由林昆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