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落后的？自從近代國門被洋人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之后，這一直是一代代中國人所痛心追問的大問題。

雖然對此始終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人們又似有一種普遍的想法：歷史曾有過不同的可能，我們也曾有某個機會融入全球化，避免閉關鎖國帶來的落后挨打。

這么一來，問題就變成了這樣：我們有過這樣的機會嗎？是什么樣的機會？為什么后來又失去了？

“康熙的紅票”之所以讓人感興趣，就是因為它似乎表明了這樣一個“失去的機會”。1716年，康熙皇帝頒發諭令，尋找他此前派往羅馬多年而沒有下落的洋欽差，這張“紅票”在2019年北京春季拍賣會上露面后就引起了轟動，因為它證實了一個被遺忘的歷史契機：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曾努力嘗試與西方建立直接聯系。

這很難不讓人想到，如果當時這一努力成功，那么中西文化交流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樣子，中國也不必在一百多年后的鴉片戰爭中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被迫開放，本可以順應潮流，早早地以積極主動的方式有選擇地回應，那么形勢將對自己有利得多。

《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孫立天著

商務印書館2024年3月第一版

我們從事后來看，不免感嘆康熙的遠見卓識，但他為什么能這么做？

歷史學者孫立天從這張紅票出發，鉤沉那段隱秘的歷史，讓我們看到這一切絕非偶然：在明亡清興之際，葡萄牙人傳入的“紅衣大炮”是雙方勢力消長的一大關鍵，滿清出于軍事上的實際考慮，早就開始對西方技術、人才感興趣，也一直有西方的冒險家、傳教士等各色人物為之效勞。康熙固然有其個人的雄才大略，但深宮里的他也不是憑空對西方產生興趣的，其行為只有在這一歷史脈絡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問題也在這里：對西歐傳入的玻璃、大炮、測繪，康熙態度一概是實用主義的，所謂“師夷長技”而已，只是把西方的技術、人才看作是一些有用的工具。

雖然他個人對西洋的語言、科技都很有興趣，但那在他心目中大概就像對蒙古語和騎射的興趣一樣，只是為了有助于實現他的戰略目標，他甚至沒想過讓中國人學，而是直接用西人——這不是文化交流，因為他沒有想了解背后的文化，當然更別提學習西方的制度，讓中國實現現代化了。

雖然我們后人將這段歷史理解為“中西交流”，看作是兩種文明的相遇、碰撞，然而當時這種“中外交流”，僅限于滿清貴族上層一個極小圈子，民間的普通人其實幾無所知。

中國人物圖咖啡壺

傳教士將自己了解到的景德鎮瓷器、儒家思想等種種情況傳回歐洲，引發諸多震動，甚至是“中國風”，可是在我們這邊，當時對西洋事物即便有興趣，也只是極少數人對“西洋鏡”之類器物層面的“玩賞”。

康熙雖然遣使前往羅馬，但那甚至不是朝廷的外交行為，而是他繞開正規渠道的私人密使，正如本書所言：

由于有朝廷的規章制度在，后來康熙和傳教士都在有意識地避免把問題送到朝廷的官僚體系下去解決。對于康熙來說，繞開朝廷的方法就是把問題變成家事，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讓內務府來處理。（第151頁）

既然如此，當然也就不會載入正史，也是因此，此事直到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才重見天日。

確切地說，史學家當然也不是到今天才對那段歷史感興趣。1924年，陳垣從清檔中發現康熙和羅馬教皇關于禮儀之爭的兩份公文，并主持將康熙與羅馬使節歷次往來文書影印公布，在此基礎上，他對明清之際中西交通史作出一個全局性的判斷：“得此可見當時中西思想之不相容。”這個結論，我們現在重新回頭看歷史，是否有過不同的可能？

明末傳教士來華時，確實一度曾盡力與文人儒生往來，然而進展甚微，滿清的崛起為他們開辟了一個意外的機會：一方面，這些原本就興起于邊陲的異族對外來文化的心態更開放，對大炮這樣的軍事技術尤為感興趣；另一方面，在被滿人俘獲后，西洋人雖然身份被降格為“包衣”奴才，卻反而因此獲得了與上層貴族直接互動的機會。

在禮儀早已制度化的明朝，皇帝其實只是龐大官僚機器的一個“部件”，家事也被朝廷管理，但清朝仍有強烈的“私”家觀念，因而康熙可以在大權獨攬的同時，有意識地繞開正式的規章制度，“從一開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團當作他的家務事在操辦，從頭到尾都沒有讓朝廷部門經手”（本書第201頁），這樣，外交就變成了皇帝私下處置的個人事務。如此另起爐灶可以帶來相當大的靈活性，卻也因此難免帶著權力的任意性，沒有制度性的保障。

這也是為什么這一中西文化交流機會不知不覺喪失了，因為這原本就是康熙的個人行為，沒有機制可以確保其傳承和延續性，甚至從未想過去推動建立這樣的機制。實際上，康熙那么做完全是“圣躬獨斷”，底下的官員也不清楚皇帝為什么這么決策，只是照辦而已。

康熙的見識確實超越了時代，但所謂“人亡政息”，他一死，繼位的雍正就又全然是另一套做法——康熙當時獲得西歐的技術和外交支持，對他應對噶爾丹、俄羅斯的挑戰很有用，但時局丕變，邊疆平定，對雍正來說那就沒那么重要了。

康熙遣使羅馬，從性質上來說，其實更類似的是秦始皇派術士去海外求仙、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那都是“辦皇差”，是一些儒生所不屑的邊緣人物去執行皇帝個人感興趣的使命，也就注定沒有延續性。

相比起來，西班牙國王派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英國女王授權德雷克船長航海探險，乃至俄國沙皇特許哥薩克騎兵東進，都是在確定彼此利益基礎上，更能激發民間能動性的國家行為，進而導向持續數百年的帝國擴張和社會整體變動。

相比起康熙治下的清朝，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對歐洲的技術、人才更積極采納，154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巨炮就是匈牙利工匠打造的，歐洲人甚至曾出任奧斯曼的海軍司令，然而這些都并未帶來社會的整體轉變，也沒有讓它走向現代化，為什么？

因為他們對西方的思想其實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只有實用知識，所有的人才和技術都納入了原有的體系而不是推動了體系的變革，也就是說，那甚至談不上是文化流入，而只是技術轉移和管理升級。

康熙遣使羅馬的御批紅票，滿、漢、拉丁三種文字

康熙和奧斯曼帝國蘇丹遵從著同樣的內亞傳統：他在工具層面對外部技術、文化抱有比中原文明更激進開放的態度，但那也只是“為我所有”而已，畢竟，他之所以耐心與歐洲保持聯系，說到底只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政治手腕：他急需歐洲人和他們的技術，而且“這種需求在當時是很現實的，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本書第219頁）。這甚至距離晚清那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都還達不到，距離社會的整體現代化，不必說還有著巨大的鴻溝。

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現在回溯歷史時將康熙的做法視為一個對現代文明先知先覺的政治人物，可能本身就是一個誤會，因為他既不知道那是“現代文明”，也無意推動現代化，當然更不清楚什么“全球化”——書名副標題“全球化中的清朝”當然是我們后人的反觀，當時人是不可能有這種視角的。

這是中國“失去的機會”嗎？確切地說，那恐怕本來就很難說是，歷史中的行動者更不知道那是一個機會，因而到后來也就毫不可惜地失去了。

歷史書寫的價值并不是告訴我們“另一個選擇更好，也完全有可能”，而是促使我們反思：歷史的走向為什么不是那樣，當我們面臨類似的抉擇與困境時，又能做出什么不一樣的選擇，開辟不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