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同學起綽號，父親卻沒生氣，反而鄭重其事地，將綽號改成了正式名字。

幾十年后，這個名字響徹天下。

究竟這個父親是怎樣的人？這個綽號背后，藏著怎樣的命運轉折？

被同學笑著叫的“綽號”

夏天的杭州，悶熱，孔德學校的操場上，孩子們扎堆踢球，圍觀的叫喊聲此起彼伏。

一個皮膚黝黑、個頭高出同齡人的小男孩，追著球滿場飛奔，腿腳快、沖勁足，一場球下來衣服濕透，渾身熱氣騰騰。

這個孩子，排行老三，體格強健，沒過幾天，大家都開始管他叫“三強”。

沒人知道這名字會流傳一輩子。

那時候他還叫“錢秉穹”，名字是父親取的，筆墨氣重，寄托不少理想主義。

“秉”是拿在手里，“穹”是天空，合在一起，寓意胸懷天下，聽著文雅，寫起來端莊。

可在操場上，沒人喊那三個字，喊起來太拗口，三強更順嘴，也更貼實，學生們的世界里，名字不過是個記號。

班上還有個孩子叫李志中，身板瘦小，常咳嗽。

有人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弱”，于是，“大弱致三強”成了兩人書信的署名方式。

這事傳到錢玄同耳朵里，全家飯桌上他把信攤開，說了句，“三強這名字不錯，比秉穹更有勁。”

錢玄同不是尋常的父親，新文化運動那一撥里有頭有臉的人物，北大教授，革傳統命名那一套的急先鋒。

取“秉穹”，算是當年一時文氣使然。

但這一年，他換了主意，他覺得，“三強”三個字貼合兒子的秉性，沒什么文人的酸氣，卻有力，有勁，有根。

他說得干脆：“以后你就叫錢三強。”

沒人反對，家里誰都知道，這名字改得突然，卻也是必然。

這不是簡單地換個字那么輕松，一個綽號，變成了名字，一個玩笑，成了命運的起點。

從“名字”到“人名”

錢玄同不是個保守的人，他教書寫文章，最看不得“程門立雪”的那一套。

翻書翻得多，講課講得新，學生們聽他說《說文解字》，往往聽到一半，突然來一句“這玩意兒全得改。”

他寫文章、改教材、斗傳統，但對兒子，他的改法不在書里，在名字上。

錢玄同

“三強”三個字，聽上去簡單，但在父親眼里，它不是隨便叫著玩的外號，而是提前寫下的一紙期許：德強、智強、體強。

錢玄同不只要兒子念書，更想兒子頂天立地，他反感空談，也不愛孩子只考分數。

孔德學校用的教材，是法國哲學家孔德提倡的“實證主義”，不教八股，不搞滿分教育。

錢三強在那兒，能接觸到實用數學和初步科學，還讀到一些翻譯得，磕磕絆絆的歐洲物理教材。

放學后在院子里拆鬧鐘、修收音機。

父親從不干涉，只提醒一句：“拆的時候記得拍下來，別忘了怎么裝。”

錢三強動手的本事，就是這么練出來的。

上中學后，家里經濟緊張，北洋政府換屆頻繁，父親教學收入減少，稿費也不穩定。

錢三強經常在油燈下啃物理題，白天去印刷廠干校刊排版，穿舊衣服，省飯錢買課本，他學的是物理，卻活得像個工人。

父親不阻止他去跑腿、干粗活，理由很直接：“真正搞學問的，得自己動過手。”

他上大學那年，考進北大，可沒多久，國內局勢動蕩，他不得不輟學，轉投上海交大，原本打算念工程。

可一次公開講座上，聽到一位物理系教授，講居里夫人的故事，整個人像是被點了火。

那天回宿舍，他沒吃晚飯，連夜把自己換系的申請寫好，貼在寢室門口墻上。

從那一刻起，“三強”這名字才真正，與核物理結下了緣分。

幾年后，機會來了。

法國方面在招收東方留學生，錢三強憑著在物理系，發表的幾篇小論文，和師長的推薦，順利獲得獎學金，奔赴巴黎。

巴黎地下實驗室，“三強”爆出一聲雷

巴黎大學，1937年秋，地底的實驗室陰冷、潮濕，墻壁泛霉，空氣里全是混合過的金屬味。

年輕人一頭扎進儀器里，眉頭緊鎖，眼神死死盯著表盤，絲毫沒被身后的腳步聲打斷。

居里夫婦站在他身后，看了五分鐘，沒說一句話。

這個剛從中國來的年輕人，叫“錢三強”，名不見經傳。

可是只用了三周，就把實驗室里，老舊的一套鏈式反應裝置拆了重裝，還沒通過正式考核，已經開始協助數據記錄。

別人用兩個月入門，他用三周上手，直接接實驗。

居里夫人最初半信半疑，專門挑了個項目試他——研究鈾核裂變時，罕見的“三分裂”現象。

沒人愿意接這個活，難、累、沒成果，但錢三強答應得干脆。

連續21天，他沒錯過一次實驗記錄，就算數據毫無變化，也一樣蹲守、抄寫、復驗。

1940年，研究正式發表，署名里有他。

那是他在世界核物理界的第一次亮相，名字寫在《法國科學院公報》里，跟著居里夫婦排在第二行。

這份成果，后來被稱為“三分裂現象首次發現”。

那年，歐洲戰火正盛，德國入侵巴黎，居里實驗室被迫關停。

科學家們大多選擇離開，錢三強留下來，把所有資料打包藏進地下室，整整埋了兩米深。

法國解放后，別人回來找不到實驗材料，他帶他們找回一箱箱封好的記錄。

他不是看家護院的人，他是把實驗數據當生命看待的人。

1945年，二戰結束。全世界都在談核能。

錢三強卻拒絕了法國政府留任建議，表示要“回到自己國家去做事”。

那時候，誰都知道回國意味著什么——沒有設備，沒有資金，連實驗臺都得自己敲木頭釘鐵皮。

可他一句話沒說，船票自己買，實驗資料自己背，一箱箱都帶回來了。

“三強”三個字，再也不是校園外號了，回國時，它已經成了西方學界熟記的一個名字。

槍響那天，所有人記住了“三強”

1949年，他回國第二年，中國第一代原子能研究團隊，在北京悄悄組建。

這支隊伍，沒經費、沒成型設備，連實驗服都要縫補。

手里的數據，是他從法國帶回來的那一批。

那些別人不要的、覺得“沒用”的早期研究，成了早期那批，國內物理研究員的教材。

1950年，東北某實驗室內，一根鈾棒爆裂起火，事故原因未明，工作人員緊急撤離，只有錢三強帶著一張舊示意圖沖進去，把正在運轉的電源切斷。

這不是一場意外，是那一代科研人員每天都在經歷的“搏命”。

蘇聯專家撤出中國后，很多研究團隊陷入停滯，

別人撤人、撤設備，連圖紙都拿走。錢三強卻說：“我們沒的抄了，正好可以自己干了。”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所有媒體都在問，背后的科學家是誰？一串名單里，那個從“綽號”開始的人排在首位：錢三強。

沒有人再問“三強”是什么意思，因為那天起，它代表了一種能力：扛得住壓力、忍得住寂寞、撐得起希望。

后來，有年輕研究員問：“您的名字改得真巧，是不是預感自己會成才？”

錢三強笑了，聲音不大，只說一句話：“小時候是笑名，后來就得配得上。”

他沒活在別人的期待里，而是用行動把這三個字，寫進了民族科技的檔案館。

晚年，他依然不離實驗室，每天定時查資料、整理圖紙。

一次腸胃病發作，家人勸他休息。他堅持回到辦公室，說：“我這一輩子沒什么別的，就靠這點資料。”

“三強”這名字，從一開始就帶著原始力量，也埋下了倔強的種子。

這個故事是實打實走出來的路。

錢玄同給兒子改名字，是一次教育理念的提前下注，不是迷信、不是賭運氣，是相信“人配名，名配人”。

錢三強用一輩子的科研，把這個名字活成了傳說。

• 參考資料：
• 1. 張藜，《錢三強傳》，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
• 2. 《錢三強年譜》，中國科學院檔案館編，中國科技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