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細細勾勒，人人都是傳奇。“歷史縫隙里的人”旨在調動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撈歷史夾縫中的跌宕人生。

本文主人公名叫王猷，是個名不見經傳，且以腐敗案告終，淪入下乘的清朝縣官。他生活在雍乾承平之世，并無榮幸參與重大歷史事件，也沒有什么治亂興衰、滄海桑田的悲喜故事將他裹挾其中。但他平庸慘淡的命運，或許可以作為我們窺視清代“貪官”心路歷程的鏡像，相比那些激情澎湃的人生，更忠實、俗淺地映射出時代特征與群體面貌，而非凌駕與超越。

十年春夢玉堂空

王猷是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紹興是人文之藪，產官之地，會稽附郭府城，朱紫之家無處不有，像王猷這樣兩榜出身的實缺官，放在那些人才不甚充沛的地方，總要在家鄉方志中，留下三五行小傳，博得“生而穎異”“靡不窮究”之類的吹捧。但在可資翻檢的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三級方志內，王猷之名，僅出現在“選舉志”的簡易表格內，即欲得其字號、鄉里，籠統的仕宦經歷和家庭情況而不能。惟經筆者爬梳零散史料，才從乾隆十八年《縉紳全書》中，窺知其表字霞峰。

乾隆十八年《縉紳全書》江西省部分

在方志“選舉志”中，王猷獲得舉人、進士的時間，分別被記在雍正七年、八年條下。雍正庚戌（八年）一科，是名副其實的“響榜”，乾隆朝官至大學士的梁詩正、蔣溥、嵇璜均在此列。且內多顯貴子弟，除蔣、嵇二人分別為大學士蔣廷錫、嵇曾筠之子外，另有雍、乾巨擘鄂爾泰之侄鄂敏、張廷玉之子張若溎也躋身其間。

這一榜中，二十八歲的王猷名列二甲第八，排序十分靠前。假如另換一科，這樣的名次，只要朝考發揮不甚失常，被選為庶吉士，備位翰林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一旦有此起點，得君行道，致身以為國用的儒家至高理想，就將成為可資努力的目標，而非輕浮妄誕的囈語。然而雍正年間的進士授官，被這位個性十足的皇帝覆蓋上濃烈的主觀色彩。首先，他極力拔擢親信重臣子弟，如將鄂爾泰、張廷玉、蔣廷錫等家族的青年新進，都置于翰林院，乃至攬入內廷，充任軍機章京或文學侍從。再者，他對浙江特別是浙東士人頗多偏見，甚至在雍正四年下旨將該省鄉、會二試停開，兩年后才予以恢復。

雍正帝畫像

雍正八年殿試排名出爐后，除以常規朝考選拔庶吉士外，皇帝又下旨諸臣保舉，形成考試、推薦兩結合模式。與議諸臣綜合新進士文章、地域、出身、年齡等各項指標，形成最終的五十三人名單，重臣子侄全數入選。至于我們的主人公，這位文通運舛的紹興人王猷，不但玉堂無望，甚至連下翰林一等的六部主事也沒有爭到，徑以二甲高第外用知縣。

所幸，相對清中后期而言，雍正朝的官場窒礙尚不嚴重，作為天子門生的新科進士，補缺更顯便捷。雍正八年底，王猷被分派到江西學習行走，三年后，由本省巡撫題委泰和縣知縣，試用一年期滿，即有實授資格。現存吏部《題為遵旨議準王猷補授江西泰和縣知縣事》檔案轉引了時任吉安府徐亨時為王猷填注的試用期評語，行文雖不乏官腔套話，但所列亦多實在政績：如“文廟、鄉賢祠宇竭力勸捐，修造完固；普濟、育嬰二堂倡捐勸輸，修葺、贍養有資，老幼孤貧均得其所”“道路、橋梁捐資時為修整”等句，均與《泰和縣志》相關記載吻合。古代政府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責任有限，地方官號召縉紳捐輸，救助弱勢群體，可視為刑名、錢糧等硬性工作之外，別有余力的直觀表現。王猷初膺一縣之重，即能在“征收漕米，革除陋弊”“欽部案件，依限完結”“自理詞訟，隨準隨審”的前提下倡行善政，上司嘉以“才具干練，辦事明敏”，大約確非虛譽。

或許是趕上雍正帝駕崩大事，像題補基層官員這樣的常規政務，即便各環節均無異議，但節奏明顯拖沓起來。雍正十二年底，王猷試用期滿，直到兩年后才經本省巡撫俞允，上奏朝廷，又延宕至乾隆二年三月，方得吏部議準。其間，他雖然照舊在泰和履職，而實授之命一日未下，翹盼之心，自屬有加無已。就在這難熬的等待中，乾隆元年十二月，隨任在贛的老父因病故去，王猷按例報請丁憂，不久去官返鄉。實授之命與守制之請，在從京師到江西的某處驛站、某節官道上打了個旋，帶著惱人的時間差擦肩而過。王猷披麻戴孝，為亡父嚎哭之便，大約也會摻雜些對自家的哀鳴——仕途一物，渾似被抽打的陀螺，作好作歹，竟全不與本人相干。

世味已如流水薄

丁憂的日子一晃三年，乾隆五年初，三十八歲的王猷重整旗鼓，還要試試做官的運道。這一次，他被分配到河南去做知縣，因為先有實授之命，所以腰桿硬挺，一上來便補了豫東歸德府屬夏邑縣實缺。雖然此前的經歷實在令人沮喪，但風華正茂的王猷并沒有敷衍消沉跡象。從一處細節即可看出，至少在夏邑任上，他還是位勤勉任事、有條有理的能員——每逢新春開印，他就會對照上年檔冊，回顧一切未完舊案，逐個清查核對，以省民間拖累。態度之務實，思路之明晰，頗有紹興士人精干風采。不過，自以為別開新局的王猷，并沒有迎來命運齒輪的轉動。那齒輪的轉子仿佛被銹蝕住，平幾浮擱還則罷了，稍吃些力，就不免火星飛濺，更有甚者，還要分崩離析。

赴任夏邑不久，一件不起眼小事，就激成王猷的命運不能承受之重。當年五月，同屬黃泛區的安徽靈璧縣遭遇水災，當地百姓多有向西逃荒而至本縣者，內中有十三歲少女名劉二者，因與家人失散，流落到夏邑石井村，被年過七旬的老婦人朱氏收留。數月后，家境貧寒的朱氏贍養無力，央求保正帶同見官，想請縣太爺代為籌措。因劉二年幼懵懂，只曉得家門前有座桐山，至于府縣管轄，則一概茫然。王猷聽得云里霧里，既不能知其來歷，便無從訪其親友，只好令朱氏將人領回，自己捐銀一兩，聊補生計。乾隆六年春節一過，王猷照例調取未清公務，因查及劉二一件尚無著落，就發出牌票，讓衙役前往石井村，了解此女是否已由親屬領回。朱氏一見來人，又帶著劉二隨往縣衙，極力訴說貧苦。王猷思慮再三，只得將人留在府中，與自家所雇的婆子張氏同吃同住。

因為總無家屬來尋，劉二在縣衙生活了一年有余。到乾隆七年五月，夏邑連日暴雨，縣衙后墻頃頹，十九日，常趴在更道墻頭看鴨子的劉二掉進河里，雖經打撈上岸，卻已溺水身亡。事發當天，王猷前往西鄉驗尸，不在縣衙。回署后，經救撈一事的組織者——縣城北關地方稟報，才得知劉二失足淹死。因為仵作驗無別傷，王猷便將此事當作意外事故，一面命人買棺成殮，又將衙門筑墻加高，不許兒童爬墻嬉戲，一面在縣內貼出告示，招訪劉二親屬，俾得認領尸棺。

到七月初，住在鄉下的朱氏也聽聞劉二淹死之信，準備去縣城一探究竟。然而衙門規矩森嚴，并不容老婦隨意入內，朱氏只得帶著氣悶回家。轉年三月，她又到縣衙門首，眼見王猷乘轎出來，就上前扳住轎杠叫喊。隨轎衙役眼疾手快，沒等她自報家門，說出要見劉二情由，就一通推搡拉扯。轎內的王知縣也頗有官威，下令將攔路之人掌嘴五下，徑自打轎而去……

就是這樣一件事，幾經發酵，到乾隆八年，卻被編排成一樁黑色地獄故事：十八歲女子流離失所，幸被好心的外鄉老婦收留，她向衙門求助，卻激起縣官歹心，不但不為其尋找家人，反而勾致署內，百計折磨。一年后，苦命女子香消玉殞，浮尸河中，是走投無路自溺殞命，還是高墻深院含恨被戕，惟供揣測而已。緊接著，縣官一手遮天，孤女沉冤難雪，連探問消息的老婦也被軟硬兼施，鉗口結舌......

當時，王猷已經調署同為歸德府屬的商丘縣，劉二一案經時任夏邑知縣范安治初審，上稟署理河南巡撫阿里袞。見此地方官強留女子，蹊蹺致死之事，阿里袞聯翩浮想，掀髯大怒，極斥王猷：“似此枉顧官箴，藐視功令之劣員，斷難一日姑容。”通省之內，巡撫之憤，即是公憤。不多日，布政使、按察使、開歸道、歸德府，一眾屬員紛紛揭報，要求將王猷特疏糾參，請旨革職，嚴加審訊。本章既達天聽，皇帝立予照準，王猷從堂上官一變而為階下囚，成為劉二之死的欽定犯罪嫌疑人。不過，文書往返，日月延宕，又趕上王猷染患傷寒，請醫治療，一晃到了乾隆八年歲末，前次承審的署縣范安治奉調卸事，另有新任夏邑知縣董榕接替查辦。

阿里袞畫像

這位董知縣是個穩扎穩打的細心人，且問案能得其平，不唯前任、巡撫，乃至皇帝的成見左右。他對該案的調查工作持續數月，人證到堂者近二十位，直到榫頭卯眼眾證相合，才為王猷洗清這覆盆之冤。

原來，這件案子自劉二、朱氏之外，還摻和進兩個全不相干之人：本地武生員高謀，與文生員杜丹楹。傳統時代，鄉間熟知官府規矩，能代鄰里寫狀遞呈者，多是小有功名的富戶紳矜，朱氏居住的石井村一帶，這類工作一向由高謀包辦。劉二死后，朱氏因赴縣衙打聽不成，便想按照衙門規矩，求人寫一呈詞再去。至于所求之人，自然就是高謀。對此，高謀原本不屑一顧，讓她自行到縣里要人，等聽說朱氏又被趕回，便覺此事說不定別有玄機。這位秀才雖是武的，且年逾六旬，但賦性貪婪，又頗算計。或許家中正缺錢用，亦或委實地膽大包天，挨到乾隆八年三月，高謀打定主意，準備利用朱氏打頭陣，以劉二之死訛詐縣官。

他先帶朱氏來到縣城，攛掇著扳轎喊嚷，想那王猷心中有鬼，必定要使錢賄賂。后來見事不成，高謀十分氣惱，只得暫將朱氏安頓縣城，自己另想主意，來發這筆外財。他有個交好的文秀才名叫杜丹楹，此人年輕時多在外鄉經營，知道鳳陽府靈璧縣內有一桐山，離此不遠。高謀聞之大喜，忙請杜某前去探查，萬一訪得劉二親屬，就能趁火添差，打著王猷軟肋。

杜丹楹同高謀一路，也是爭強喜事之人，乾隆八年四月，他只身來到靈璧，在桐山一帶沿路打聽，經人指點，竟真找到劉二的丈夫、影集鎮賣饃的李德。劉二與李德是童養婚，因女方年幼，尚未圓房。兩年前，一家人逃荒討飯，路遇暴雨失散，劉二滯留夏邑，余者返鄉后也未報官尋找。今見杜丹楹前來，說著走失女子之事與劉二全數對應，李家母子深信不疑，當即央求杜某寫下呈文，又跟著他前往夏邑討人。

將到夏邑時，杜丹楹忽然告訴李德，你媳婦不明不白，早已死在王知縣家里。他想李德沒了老婆，必然激憤要討說法，哪知鄉間貧苦，并不敢與官府糾纏，夫妻之情，也比不得三兩銀重。若是有個現成老婆可以討回，倒也值得辛苦，既然人死燈滅，便不肯再費周章，轉頭回家去了。杜丹楹不肯罷休，不幾日，又趕到李德家中，慫恿他在本縣索要關文，鄭重其事往河南告狀。如此一來，定讓王猷膽怯，另賠個老婆給他。一聽能賠老婆，李德心動不已，任由杜丹楹混出主意，說那劉二原本屬猴，年小不能成親，你不如說她是個屬兔的，當年一十八歲，已經圓房，叫縣官照屬兔的賠你，豈不賺個便宜？李德聞言大喜，即照此說求得本縣關文，跟隨杜某去換老婆。

其時王猷已調署商丘，于是杜丹楹帶著李德，高謀帶著朱氏，同往商丘會合，準備再到縣衙門口嚷鬧劉二之事。不過，這一行人很快因為行蹤詭譎，被所住店鋪的東家舉發，縣衙差役隨即出動，不待他們叫喊一聲，就被王猷全數拿獲。朱氏、李德都是窮苦小民，上得堂去供認不諱，王猷遂論高、杜二人以挾詐、唆訟之罪，隨即詳報上司歸德知府，轉批署理夏邑知縣范安治后續偵辦。

然而審理之官一經變化，高謀等人即勾串供詞，編排出前文所說的黑色地獄故事。供詞出入之關鍵在于劉二的年齡與籍貫。在范知縣堂上，朱氏、李德按照高、杜所教，說劉二年已十八，是智識明白的成年人，又自稱家在江南靈璧縣，來歷有據可查。如此一來，王猷留滯青年女子，知其原籍而不為查訪，就顯系違例瀆職，別有用心。與偽供相比，劉二來時年僅十三，且泛言家門前有桐山，不能知其管轄，不但遭人覬覦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代為尋親的難度也直線上升。她被王猷收留在署，而未送還家鄉，或出于思慮不到，或礙于條件限制，均屬情有可原，是公過而非私罪。

此外，高謀又誣陷王猷向朱氏賄賂白銀八兩，令其不再聲張，銀子由中間人賈可久轉遞。后經覆審知縣董榕查實，賈可久交給朱氏的銀子，系朱家向人借貸之款，與王猷無關，只因高謀在旁瞥見，便信口攀扯，借稱賄銀，以證王猷之罪。

雖然“收留迷失女子，匿命賄息”的罪名得以澄清，但因循官場傳統，王猷仍因程序性錯誤，如“劉二到案時，該令不即分關鄰邑，詳細確查，繼而留養署內，已經年余，仍未留心查訪明白，關送回籍。及劉二淹死之后，又匿不申報，即行斂埋”之類，受到“已于本案革職，應勿庸議”的處理。這意味著，案件雖在事實結論上顛覆前審，但在處理結果上順承前議。當是時，對王猷痛斥嚴參的前任巡撫阿里袞已經調任，但其人出身滿洲第一流勛貴世家，與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軍機大臣訥親是同胞兄弟，何況革職一事既經欽定，強行更改，即是對皇帝旨意加以“糾正”，現任巡撫寧以犧牲王猷的官途為代價，也不愿觸犯勛臣虎威，甚或與“圣意”做一較量。

事至于此，以后見之明評價王猷的行事特點，大約可以歸納為勤敏練達有余，而謹慎周到不足。他肯于收留孤女，為底層民眾解決生計難題，似不失為急公好義，擔當有為，卻沒能更進一步，著意為其打聽原籍家屬，并送還之，致使她失于管束，落水身亡。再者，劉二之死固屬意外，如系城鄉居民，確乎不必上報，但其人既在縣衙生活，王猷身為家主，思之瓜田李下，即應申詳備查，以示清者自清。又及朱氏赴縣探問，亦或扳轎呼喊，雖不盡合見官規矩，而王猷官體威嚴，毫無顧恤，引得誤會叢生，奸人作梗，自家丟了官帽不說，還險些落個劣員之名、遣戍之災。

著壞殘棋歇局難

乾隆十年夏天，王猷第二次離開官場，前次丁憂，今次落職，顯得愈發落寞難堪。不過，清朝官場萬事可捐的慣例，給他帶來復起希望。在清代，賣官得財，是國家獲得收入的重要途徑；破財買官，是士人宦海浮沉的常備工具。到清中葉，各色捐法已經花樣百出，除清史愛好者耳熟能詳的捐監捐貢，捐官捐銜外，那些在公務活動中受到降級、革職處分的官員，只要所犯過錯不甚惡劣，多能通過捐納方式，或復原職，或降等候補。其所捐缺分雖需回避原省，卻可以高價“指捐”，即在常規捐額上多加銀錢，指名分配到自己想去的省份。

乾隆十一年，距前次革職不到一年時間，戶部銀庫就收到王猷兌付的三千兩白銀，隨即代為上奏，建議開復他的知縣原官。當然，既然要與戶部的官員、書吏們打交道，他實際所出的費用，就遠不止三千兩白銀，一應關節雜費，是斷斷不能少的。捐復后，王猷被分發到江西候缺，這是他進士中第后工作了六年的地方，不但風土民情熟悉，不定有許多老同事、老上司，還留在當地任官，舊交一敘，可免去許多初來乍到的繁難。因此，分發江西，很大可能是王猷加價指捐的結果，當然也有極小概率，是他的掣簽運氣絕佳，一擊命中，得以故地重游。

雖然破費之數委實不少，但候缺排隊，總是難以避免。直到兩年后的乾隆十三年四月，王猷才又銓得江西饒州府樂平縣。這一年他四十六歲，仍屬年富力強，哪怕仕宦履歷頗有些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險，但從樂平一任的表現上看，此次出仕，他的干勁并未過多消退。乾隆十七年六月，時任江西巡撫鄂容安將王猷從“中缺”樂平調署附郭府城的“繁缺”鄱陽，次年又具題實授，并加注“才具明練，堪勝繁劇”考語，與他此前得到的評價一以貫之。

鄂容安畫像

詭異的是，王猷從樂平到鄱陽的人生軌跡，幾乎成為數年前從夏邑到商丘的翻版：由普通縣份調赴府城，那個令人欣喜的重用跡象才剛出現，他不多的好運氣便戛然而止，一年之內，形成斷崖式命運落差——因事被參，革職逮問。對王猷提出參劾的，仍是此前將他調往劇縣的巡撫鄂容安，其人不飾己過，倒是位磊落君子。

此次所參情由是貪鄙不職，向鹽商勒索錢財。按照鄂容安所說，他雖然駐節南昌，但在各府州中頗有耳目，王猷往鄱陽赴任不久，即被他訪得勒借鹽商白銀三千兩之事。巡撫十分警覺，即令鹽驛道與饒州知府分頭密查，不料兩路消息一經匯齊，說法卻全然兩樣。鹽驛道聲稱，王猷確有威嚇、作踐鹽商舉動，至于收銀若干，尚待詳查。饒州知府則另執一詞，堅稱王猷只向商人借了八百兩銀子，且是兩廂情愿，并無強索硬派情節。鄂容安心懷疑惑，干脆把該府行鹽總商傳至省城，會同布政使、按察使等公同訊問。

總商既離本境，自然無所懼怕，故在巡撫面前狠告王猷一狀。說此人初到府城，就以宴會為名，向鹽商等索借紗燈桌椅一應物什，因嫌東西送得太慢，一言不合，就將商會的辦事廝役拿到衙門，作犯人一般拘押起來。商人登門致歉，請他將人釋放，王猷借機勒銀三千兩，情如綁票一般。商人怕官，忙湊一千銀子交去，因他嫌少，不得已又湊一千。然而不過數月，縣衙故技重施，復以鹽務不合規矩為名，鎖拿廝役充作人質。商會無奈，只得再湊五百兩銀子，買個平安了事。至于饒州知府，總商也一氣說出他收受現銀二百四十兩，及托換人參，賠欠差價等事。這似乎也能印證，饒州府對王猷包庇縱容，純屬利益交關。

既聞此簠簋不飭，官官相互劣跡，鄂巡撫拍案而起，將府、縣兩官一本參倒，盡褫其職。時近乾隆中葉，大權獨攬的乾隆皇帝已經一改登基之初為政尚寬的自我塑造，于治吏懲貪漸次雷厲。鄂容安是雍正十一年進士，晚王猷一科，乃父鄂爾泰系雍、乾之際首輔重臣、乾隆初政的代表人物，如今雖病逝多年，然其寵渥之深、秉政之久、門庭之盛，仍令皇帝心懷忌憚。鄂容安對此應深悉之，故極謹慎，凡遇有貪黷嫌疑的下屬，特別是同出兩榜之人，無不從重從快，向皇帝展示自己合于時宜的公正嚴明。

兩年后，鄂容安的堂兄鄂敏被賜自盡，罪名是在浙江巡撫任上勒借鹽商銀六千兩。雍正八年，鄂敏與王猷同登金榜，他的名次是二甲第二十九名，雖在應式舉子中居于前列，但較王猷的二甲第八還稍有不及。當年，鄂敏憑借考試名次、滿洲旗人、重臣子弟三重身份，順利選為翰林院庶吉士，而后青云平步，在王猷盤桓縣職，屢起屢躓的二十余年間，揚歷中外，仕至甘肅、浙江、安徽、山東諸省巡撫。乾隆十九年底，鄂敏從浙江巡撫任上調離，很快遭到繼任者參奏，稱其有向鹽商勒派重金之事，罪名審實，賜令自盡。按照《大清律例》，鄂敏的勒派之罪，屬不枉法贓，即單純收受鹽商財物，但并未曲情壞法，替其辦事。是以當時輿論，多以賜死之舉為過重，結合上年甘肅巡撫鄂昌的文字獄罹死事件，更被視為乾隆帝清算鄂爾泰家族的政治大案。

王猷雖是紹興寒門子弟，卻與如同天上人也的鄂爾泰家族有著千絲萬縷的不解之緣。他畢生的至高榮耀，受益于會試座師鄂爾奇；官場的致命一擊，來自本省巡撫鄂容安；同年兄中，更有宦跡懸隔，不期殊途同歸的鄂敏。同樣是勒索鹽商，王猷僅以革職完贓論罪，固然有他職務低、金額少之緣故，但更重要的，是事發在鄂敏之前。如果事在其后，舉發者仍是這位因兩堂兄之死，懾如驚弓之鳥的鄂容安，那么本章措辭，以及定罪等次，未必不會援引鄂敏之例，而王猷的命運，將更不可測矣。

當然，哪怕僅止革職完贓，也足以將全無根底的王家一掃而空。從現存檔案上看，案發不久，王猷或即驚懼而死，一切追贓之事，均系其子王作孚出頭。王猷涉案贓銀計兩千五百兩，案發后自行賠補一千一百余兩，所剩一千三百五十三兩六錢無從著落，需從王作孚名下陸續追繳。對王家產業的抄檢、清查工作持續時間很長，直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也即案發后第七年，才在戶部及江西、浙江兩省巡撫的反復溝通下，確認其原籍房屋已經變賣，且在江西各縣及親屬處并無匿藏之產，子孫借屋居住，貧困不堪，現有未完贓銀七百五十余兩，可予豁免。王猷在鄱陽縣任職僅一年，勒索而來的白銀又是分批送到，即便肆意揮霍，也很難在短時間內花費一千三百兩之巨。考慮到他此前曾以三千兩白銀捐復原職，故贓款去向，應以償還借貸為主。

誰從宦海問前因

王猷因贓罷黜，聲譽凋零，自無詩文名世，但從他蟾宮折桂、巍科早拾的經歷來看，未嘗不是聰明有學之人，連鄂容安在參劾本章中，也謂之“稍有才情”。此外，或本于紹興士人的吏干傳統，王猷數任知縣，每得上司“才猷練達”“堪勝繁劇”考語，于方志記載也頗有參驗，是其宜于政事，并非苦作八股的迂闊書生。再結合他家境清寒，既乏田產，又無寄頓的實際情況，可知此人并非不可救藥的贓官墨吏，復起于江西，乃至調任鄱陽前，或許還能稱為廉干。非如此，以他在河南的危險處境，很難不被高謀等人指摘劣跡，揭舉貪名。至于勒借鹽商，很大可能出于償還捐納債務的迫切需求。府城是商賈輻輳的繁華所在，膺權柄者，欲在負累重重之際持身自守，難矣哉！

或許是被科場順遂耗盡了福氣，王猷的宦海生涯，端的與霉運相伴始終。當我們以“王猷”為關鍵詞，檢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線上目錄題名時，“家系赤貧”四個字，與這位一流“做題家”的名字出現在同一字段，顯得格外凄厲刺眼。回顧他的一生：玉堂憧憬，被標新立異的皇命打碎；循吏抱負，被突如其來的丁憂中斷。憐貧濟弱，抵不過包藏禍心與先入之見；明敏練達，求不來遷轉升調與子蔭妻榮。他的功名心很重，是真正想做官之人。河南一任罰不當罪，換作旁人，不定要嗟怨一番，做些歸田打算，他卻在短時間內借貸巨款，捐復原職，實在是位善于調整心態的行動派人物。然而有此一節，缺乏家資儲備和有力親緣的他，又讓自己和子孫萬劫不復之地——當擁有權力者陷入以權償債的扭曲境況時，其結果可想而知。

清人對于捐納制度的批評，多有“惟有錢即可得官，使民心日趨于爭利而害及廉恥”“不忘市道，存好官多得錢之見”等說，又因捐班日益龐大，擠占正途晉升機會，尤其遭到科舉成功者的鄙薄與抨擊。但歷史的詭吊就在于此，王猷家世孤寒，科名佼佼，本該以清流自居，對開捐之弊最為厭惡。然而在他的官途又實在蹩腳，雖有起家之正，卻不能“不忘市道”，終落得銅臭熏天，家敗身亡。時耶？命耶？從古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