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愛思想網 作者：周寧

晚清70年，天下內亂外患，國人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人鬼難辨，或強盜行徑犬羊心性，或政教修明人倫美善，乍明還暗。辦洋務、通夷情，無誠意而有敵意；拒洋藥、排洋教，分不清輕重緩急；朝野媚夷艷夷鄙夷仇夷，各走極端。晚清中國的西方形象，飄忽不定，我們可以看到某種知識上的進步，如西學漸漸普及；但更多是充滿猜疑的想象，異想天開的套話。觀念是有惰性的，人們認識世界，往往不是出于所謂的客觀實情，而是出于某些深植于社會文化無意識中的原型，例如那些關于遠國絕域夷狄番鬼的傳說，即使在洋貨充斥市場、洋人雜處城鄉、洋船洋炮打開國門后，在坊間朝上，依舊流行……

一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燾在上海虹口碼頭登上英國P&O公司的郵船Travancore號，于當晚12點準時啟航。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的使西歷程，從此開始了。

原計劃郭嵩燾一行乘法國輪船一個月以前啟程，推遲行期，是使團翻譯馬格里的主意。他堅持中國公使要搭乘英國輪船，別有一番用意。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記中解釋：搭乘英國輪船，從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耳他、直布羅陀，全是英國的殖民地。這樣，中國使團每見到一塊陸地，必見到英國國旗，得出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全世界。讓一位出洋的天朝官員形成這種印象，馬格里爵士可謂用心良苦。當年利瑪竇到中國，發現中國人想象的中國那么大，幾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幾乎容不下西方。如今馬格里想讓中國人發現，世界如此廣大，七萬里波濤，卻不出英國，天下就是大英帝國，大英帝國就是天下。將祖國當作世界，是一種獨特的帝國幻覺，不獨中華帝國有，大英帝國也曾有，當今的美國新帝國主義想象中，同樣有。問題不在于是否有這種心態或幻覺，而在于這種幻覺離現實有多遠。

大英帝國日不落，郭嵩燾的印象還真是這樣。50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燾感慨良多，見過到過的英國殖民地，已經跨越了半個地球。世界廣大、新奇不窮且不說，從上海到倫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夠讓人震驚。郭嵩燾將自己的旅行日記寄回國內，作《使西紀程》刻印，夸飾英國“政教修明”、“環海歸心”，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在國人的心目中，西方蠻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無可同情，更不必說羨慕了。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國，朝野一片嘩然。辦夷務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恥大辱！朝中士林冷嘲熱諷，傳出這樣的贈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家鄉父老群情憤慨，幾乎燒了長沙城里郭嵩燾家的房子。 郭嵩燾頂著壓力出使，《使西紀程》又引起更大麻煩。翰林院編修何金壽上書彈劾，朝廷下令毀版，不久郭嵩燾也被撤回，罪名是有傷國體，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凍死事小，失節事大；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損天朝尊嚴；聽音樂會，索取節目單看，仿效洋人。當然，還有一些小節，諸如讓洋人畫像，與洋人握手，帶夫人出席洋人的宴會之類。

郭嵩燾真正開罪國人的，不是小節行為，而是大膽議論。郭嵩燾在《使西紀程》、《倫敦與巴黎日記》等著述中，盛贊西方的民主制度、現代教育與科學，所謂“西洋立國以政教為本”……在當時的中國，如果贊嘆西方富甲天下，船堅炮利，尚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反感。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動搖國人的文化自信，所謂“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盛贊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就大逆不道了。華夏天下，禮教國家，是朝野人士唯一可以自恃自傲自衛自慰的，動搖了這一點，就動搖了國人的信念基礎。郭嵩燾的觀點言論，恰好動搖了這一點，中國處處不如人，從器物制度到學問人心。多年以后梁啟超回憶起這段事時說：“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游記。里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文明。噯呦！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

有傷國體的真正含義，是有傷國人的觀念。在國人眼里，西方人即使富強，也不過是些詭服異行的野蠻人，所謂“夷”、“外夷” 、“逆夷”、 “洋夷”、 “夷人”。中國人即使屢遭戰敗，屢受屈辱，也不失天朝上國的尊嚴與體面。將西方夷狄化，事關重大。它不僅關系到國人世界觀念秩序的安全，也關系到國朝政治秩序的安全，因為夷夏傳統已成為天朝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動搖了中國四夷的觀念秩序，同時也就動搖了滿清皇朝的合法性，尤其在大敵當前，災禍連綿、戰則喪師、和則辱國的艱難時刻，就更不容動搖。郭嵩燾不見容于天下，可想而知。

郭嵩燾出使英國的時候，鴉片戰爭發生已經30多年了。后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當年鴉片戰爭失敗，朝野人士竟無動于衷，用林則徐的話說，是“大有雨過忘雷之意”。實際上，這并不是純粹因為愚昧麻木，而是因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優勝心態。從林則徐感慨到郭嵩燾出洋，35年過去，國人已經知道，世界廣大，天朝并不際天極地；西方強盛，商貿器物，無不勝出中華。但是，即使明白這番事理，人們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舊是鬼夷模樣。流行觀點認為，鴉片戰爭后中國開洋看世界，認識西方，走上艱難的現代化歷程。實際上，就認識西方而言，不論在觀念形式還是歷史時間上，這種判斷都存在著偏差。

觀念是有惰性的，中國人的西方形象的改變，沒有那么早也沒有那么容易。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不久，魏源的《海國圖志》（1842）、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就出版了。這兩本介紹西方地理人文的書，在當時社會朝野間究竟有多大影響，尚值得懷疑。康有為“漸收西學之書”，其中包括《海國圖志》與《瀛環志略》，為講授西學做準備，已經到了1885年。1890年，梁啟超入京會試，返程途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4]此時距《海國圖志》與《瀛環志略》出版，已近半個世紀，如果這類書與這類書所介紹的知識多少已普及，像康有為、梁啟超這樣博學敏感的讀書人，不可能在蒙學過程中一點都不知道。

晚清社會真正開洋看世界的時間，從朝廷到士林到民間，至少應該比一般理解的推遲半個世紀。這是時間問題，另外，一兩本書出現，可能只代表著一種奇談怪論，不會改變一般的流行觀念。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是通過一種新知識認識世界，而是通過一種固有的、帶有堅固的文化價值的“世界觀”認識世界。這種世界觀是意識形態化的，由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識”與“傳說”構成，它排斥新知識，也“消化”新知識，新知識作為一種“想象興奮劑或調味品”被納入舊有的世界觀框架。晚清中國社會，一邊是關于西方或世界的新知識出現，一邊是中華四夷的舊觀念依舊流行，如果有人想了解西方，很容易找到適合的西學讀物，但是，在絕大多數人的頭腦中，世界還是中國中心至大，四夷偏遠渺小，與利瑪竇見識的中國人的世界觀差不多。

二

流俗以西方為夷狄之邦，犬羊之性，郭嵩燾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僅說“夷狄之民，與吾民同”，而且，更有甚者，說在西方眼里，中國才是夷狄，這樣，自然就觸犯了眾怒。林語堂曾經分析過中國人的文化優勝的偏見：“在中國人的眼里，中國的文明不是一種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而中國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人類心力所及的唯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郭嵩燾卻將這種文化優勝觀顛倒過來。中國有華夏、夷狄、禽獸的世界觀，西方則有文明、半文明、野蠻三分天下國家的世界觀。在西方人看來，歐洲諸國，屬于文明之邦，中國、波斯、土耳其這類國家，屬于半文明國家，非洲則只有野蠻人。讓人傷心悲憤的是，中國還沒人知道西方人的這種看法，沒人覺悟到自己的半文明或半野蠻的處境。中國強盛時，視其他國家為夷狄，如今西方強盛了，也同樣把中國看作夷狄，可惜中國人不明白這番事理。

且不可高估郭嵩燾同時代中國人的西方知識，盡管此時洋人洋貨已深入中國內陸，斌椿、志剛、張德彝等已經出洋，坊間可見《初使泰西記》（志剛）、《航海述奇》（張德彝）等著作，但流行的西方形象，仍是中國四夷傳統內的夷狄形象。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兩種不平衡，一是知識與觀念的不平衡；二是物質生活與文化觀念的不平衡。

所謂知識與觀念的不平衡，指的是特定時代社會中，新知識已經出現，但并沒有廣泛傳播并改變人們的流行觀念。新知識成為奇談怪論，舊觀念我行我素。因為這種舊觀念是作為一般社會意識形態或“常識”存在的，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包容性。所謂物質與觀念的不平衡，是指同一種文化類型的影響沖擊，往往在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上是不平衡的，特定時代可能在物質上崇洋在精神上鄙洋甚至仇洋。不僅文化結構與價值的改變大大落后于物質的改變，而且，同一社會中物質趨向與文化趨向還有可能相互矛盾。我們發現，中國社會物質生活層次上的崇洋風早在1870年代就已經出現，而文化價值上的鄙洋風直到1890年代依舊存在。

郭嵩燾時代中國流行的西方形象，還是夷狄其邦、禽獸其人，妖魔化的怪摸樣。我們從時人時文中，很容易摘出這樣的“套話”：諸如夷人犬羊之性，貪得無厭，反復無常……見利則趨，見害則避；惟利是圖，惟威是懼……遇事專論強弱，不論是非，強而無恥，狡而無剛；恃堅船利炮，恫嚇要挾，用意殊險，為計彌毒……

“套話”(stereotype) 是一種文化用來描述異域文化的反復使用的一系列詞組與意象，它意味著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看法，是該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見”或“先在的形象”，它往往具有多語境性與延續性，可以普遍使用，諸如“夷狄之人、犬羊之性”之類。中國將之夷狄化的西方形象，具有某種原型意義，其中包含著對異域的幻想與價值，也包含著對中西關系的焦慮與期望，當然更多的還是對天朝文化自我認同的隱喻性表達，套話是一種原型，經久不衰，它可惜消解或包容新知識，卻不改變其基本結構。易鼐在批判中國人的這種文化偏見的包容性時指出：“中土之談風俗者，于同洲各國，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異域，侈然以華夏自居。小者以藩屬待之，大者以夷狄視之；夷狄而合乎中國，則進而中國之。斯義既昧，于己國之風俗，美者益夸大而張皇；劣者乃彌縫而掩蓋。雖極陋甚弊者，亦舉國習以為然。沉錮噗縛于其內，莫能沖破其藩籬。一語及他國之風俗，較勝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諸口。惡者則援之以為譚柄，且過當其實。近者海禁宏開，萬方輻輳，無識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國之故技，夷狄他洲也。”

“夷人”詭服異行、犬羊獸性，這些咬牙切齒的詛咒，在當時人們覺得自然而然，如今摘錄出來的，卻讓人困惑吃驚。兩次鴉片戰爭，并沒有在觀念上將中國人打醒。這一階段最讓國人擔憂或振奮的，不是海疆不靖，而是“發捻之亂”，即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所謂“發捻之亂”平定之后，“洋夷”已從海疆之憂釀成腹裹之患。朝廷士林感覺，如今“洋務”或“夷務”成了要務，非辦不可了。鴉片戰爭以來，天朝一敗再敗，一辱再辱。本來西方人來，只是要貿易，一場鴉片戰爭打下來，西方人不僅可以貿易，還額外獲得一塊“割地”。第一次鴉片結束簽署了南京條約，本來西方人只想履行條約，不料清朝當局陽奉陰違，戰事再起，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西方人不僅可以自由出入貿易，還可以自由販賣“洋藥”自由傳播“洋教”，并且把“夷使”派到紫禁城下長住。過去中國人不肯平等對待西方，如今西方不肯平等對待中國；過去中國人蔑視西方人，夷狄禽獸，如今西方人蔑視中國人，野蠻或半野蠻。

“洋務”或“夷務”，如今已成了非辦不可的“要務”！辦洋務必先知“夷情”。我朝海禁大開，懷柔遠人，不能只圖購船買炮之類細枝末節，還應當“知各國山川險要、風俗民情、君臣賢否……知某國何以興，某國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見本原”。這是當時最識時務明事理的看法。朝廷推行，盡管很不情愿，士人努力，盡管遠不夠徹底。辦洋務究竟知了多少“夷情”？幾十年來，洋人于中國，已經無不周知；而中國于洋人，卻不甚了了。郭嵩燾出洋那年，朝廷里還鬧過這樣的笑話。軍機處大員王文韶（曾做過湖南巡撫）將西班牙混同日本，因為文件中西班牙國名由西班牙語Espania音譯為“日斯巴尼亞”，王文韶一看就以為是日本，破口大罵倭寇，身邊人提醒他，他還自以為是強詞奪理，一個國家怎能有兩個名字，誰又能保證不是日本人假冒訛詐？中國最有知識的官僚尚且如此孤陋寡聞，更不必說一般百姓了。

同治中興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辦“洋務”，而辦洋務必先知“夷情”。朝廷相繼派官員出洋，出洋者也在寫游歷見聞，但這些活動這些文字，究竟有多大影響，未必可知。同治年間朝野對洋人洋務的看法分為兩派，一派為洋務派，主張辦洋務通夷情，練兵制器，借法自強；另一派為保守派或清流派，主張斷洋貨、拒洋人、明夷夏之防，自強在人心不在器技。這兩派對洋人洋務的態度雖然迥然不同、水火不容，但內心深處的西方形象，卻差別不大。洋人不過夷狄，夷情狡獪，兵法詭秘，和約洋務不過是迫不得已。所謂“庚申必應和約、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決裂才是最終目的。

辦洋務是與敵周旋，通夷情是知悉敵情，有如此多的敵意，又如何認識西方？中國起先無意了解西方，后來有意了解西方，卻無誠意，而且，更有甚者，無誠意而有敵意。了解西方，無誠意而有敵意，不僅妨礙了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對自己的認識，而且始終妨礙著西方形象的“人化”。朝野間始終將西方當作敵人強盜，這一點與日本面對西方的誠意完全相反，于是，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一敗一成，效果也完全相反。

西方人在中國，擺不脫那番夷狄番鬼模樣，天朝也始終邁不開真正變法自強的步子。郭嵩燾當年“極意夸飾”西方“法度嚴明、仁愛兼至、富強未艾，環海歸心”。朝野清流惱羞成怒。眼見洋務運動購船買炮的富國強兵計劃失敗了，郭嵩燾1891年去世，中法戰爭已經發生，甲午戰爭即將到來，去世前不久，郭嵩燾悲痛地說：“吾在倫敦，所見東西兩洋交涉利害情形，輒先事言之，……而一不見納。距今十余年，使命重疊，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諳知，不似從前之全無知曉。而已先之機會不復可追，未來之事變且將日伏日積而不知其所窮竟，鄙人之引為疚心者多矣！”

三

朝野對西方無誠意有敵意，不僅使中國的西方知識固陋，也使中國的西方形象丑陋。知識與觀念的不平衡是一回事，物質生活與文化觀念的不平衡是另一回事。洋槍洋船曾使林則徐等大為震驚羨慕，徐繼畬也曾盛贊英國“強而富”、法國“文彩精麗”。洋務運動大量購買洋貨，一時間洋紗、洋糖、洋靛、洋釘、洋藥、洋教日漸深入普及中國，甚至在國內某些地方出現一種物質生活上的崇洋時尚。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國人對“洋夷”固有的輕蔑與丑化，還是難以改變。郭嵩燾到英國那年，《申報》（1877年12月12日）還發表文章《論華人痛詆西方》，指出“士夫之家，不但不欲學西人之學，而且不欲與西人相交”。

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1859年，英國人呤唎在廣州發現，廣州姑娘的穿戴衣著歐化入時，“我在街上散步，看見很多中國姑娘的天足上穿著歐式鞋，頭上包著鮮艷的曼徹斯特式的頭巾，作手帕形，對角折疊，在頦下打了一個結子，兩角整整齊齊的向兩邊伸出。我覺得廣州姑娘的歐化癖是引人注目的。”張燾的《津門雜記》也提到廣東人將這種崇洋風氣帶到天津：“紫竹林通商埠頭，粵人處此者頗多。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在先，類多效泰西所為。嘗以紙卷煙葉，銜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用布兜裝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則津人習染，衣襟無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鋪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馬夫輩，率多短衫窄绔，頭戴小草帽，口銜煙卷，時辰表鏈，特掛胸前，顧影自憐，唯恐不肖。”郭嵩燾出使前，國內就出現卷發、隆乳等追逐西洋時髦的現象。1874年11月3日的《申報》載文諷刺：“外飾者可假，而生成者難改也。美發截之短而不能使之拳，須髯本黑而不能使之黃，顧盼流媚而不能使之碧翳，山根平坦而不能使之隆準，就令工于學步，亦不過大西洋葡萄牙人耳，豈能入歐羅巴哉？”

真正奇怪的是，物質生活的流俗可以趕西方時髦，政治文化卻容不得郭嵩燾《使西紀程》這類中肯切實之論。國人心思偏狹、議論虛驕，令人痛心疾首。同治元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論及國人媚夷仇夷、各走極端，說“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艷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可憾可惡”。這種媚夷艷夷的心理，與我們前面提到的鄙夷仇夷的心理完全相反，卻同時存在于晚清中國社會。

晚清中國在社會生活與文化觀念中同時存在著媚夷仇夷兩種相互矛盾的傾向。研究這一時期中國的西方形象，實際上是在處理社會觀念史的問題，分析意識形態格局與社會意識與無意識狀況，強調的是形象表現在集體觀念與集體心理層面上的意義。形象學研究中最麻煩的是，區分處理社會觀念中三組矛盾：一是精英與大眾觀念的辨析問題，二是觀念的創立與消費的傳播問題，三是現實與虛構的關系問題。

晚清中國媚夷艷夷、鄙夷仇夷的兩種傾向，相對出現于平民與士大夫、民間與朝廷兩個階層、內陸與沿海兩類不同地區。沿海與西洋人物接觸較多，染上西洋風氣，本不稀奇。平民與民間更多關注社會物質生活，較少文化偏見，文化價值觀往往也不甚明確。他們可能同時追慕洋貨洋習，卻不自覺地在社會無意識層次上依舊將西方人當作夷狄番鬼，其中可能沒有什么惡意或敵意，甚至意識不到其中包含的貶義。朝廷士大夫自覺的文化使命，使他們堅持華夷大防、道統國學，鄙夷仇夷是一種文化心態也是一種文化姿態。因此，在那個時代，最偏執也最愚昧的往往是最有知識的人，或者說飽讀詩書的人。與郭嵩燾同為瀟湘名士的同時代人王闿運，在《陳夷務疏》中竟有這樣的荒唐分析。他說西方人的火輪船是“至拙之船”，大炮是“至蠢之器”。船尚輕捷，可夷船沒有煤火，就不能動；槍炮尚靈活，可夷炮笨重，不便搬運。世人皆以為洋船洋炮可慕可懼，王老先生獨不以為然！

晚清中國媚夷艷夷，多在平民階層或民間，像郭嵩燾那類特立獨行、奇談怪論，在上流社會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王闿運提到他這位自毀名節的同鄉，說“湖南人至恥于為伍”。朝廷士林多鄙夷仇夷。1865年，英國人赫德爵士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觀論》，一年以后，威妥瑪也提交了一份《新義略論》，兩份文件都建議清朝辦洋務、變新法、經濟世道、奮發圖強，否則將有滅國之災。恭親王將這兩份文件上奏，上諭大臣們就這兩份文件所言悉心妥議，各抒己見。結果大臣們的相關奏折密陳，大多認為“夷酋”居心叵測，用語狂妄，不要因狡夷險語，一變至道之謀。

精英階層鄙夷仇夷，多少也會影響到社會下層，這是所謂意識形態示范作用。鄙夷仇夷的文化偏見以正統形式在社會流傳，構成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甚至壓制民間沿海自發的媚夷艷夷傾向。曾國藩就曾對內地民人媚夷艷夷、鄙華壓華的傾向表示憤慨，但他也理性地意識到，媚夷艷夷不可制，鄙夷仇夷也不可用。關鍵在于冷靜客觀地對待西方。洋人入京，沒有毀壞大清的宗廟社稷，而且協助鎮壓太平天國，這算是有德有助于大清。而且，洋人到中國，也只求貿易之利，不圖侵占土地、滅亡國家，算是多少還有公道。認識洋人，還要實事求是。

可是，異域形象，不論中外，又何嘗能夠實事求是？媚夷艷夷、鄙夷仇夷是兩個極端。兩個極端下的西方形象，美化丑化、神化鬼化，都談不上中肯客觀。因為異域形象本身就不是所謂反映真實的“認識”，而是夾雜著虛構與想象的“表述”[15]。“西方形象”指流行于中國社會不同歷史階段的一整套關于“西方”的“表現”或“表述”系統，它存在于不同類型的文本中，同時包含知識與想象、真實與虛構的內容，既是對地理現實的西方的某種認識，也是對中國文化自我認同的隱喻性表達，同時還包含著對不同歷史時期中西關系的焦慮與期望。它作為一種話語方式或思維方式，有著自身的歷史以及傳統。當年佛朗機、紅毛夷、番鬼傳說，如今還套在“狡夷”、“外夷”、“洋夷”、“夷人”、“洋人”身上，盡管妖魔氣可能在逐漸減少。

“形象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東西”。中國天下四方夷狄的世界觀念秩序中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一旦形成，就以某種似是而非的權威性左右著中國關于西方的“看法”與“說法”，為不同場合發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西方的詞匯、意象和各種修辭技巧，體現出觀念、文化和歷史中的某種權力結構，并開始向政治、經濟、道德權力滲透。所謂中國的西方形象，不再是關于遠國絕域的某個或某幾個國家的知識，而變成一種象征，一個可以表現未知與恐懼、傲慢與自滿的意象或詞匯體系，諸如夷狄之邦，犬羊之性。

研究中國的西方形象，研究的不是西方的現實，也不僅是中國認識西方文化的過程。它真正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如何構筑西方形象，并通過構筑這一必要的、特定的文化他者如何認同自身的文化。文化自足傲慢的時代，可能將西方夷狄化，其中有滿足與坦然，文化危機的時代，也可能越發強化西方的這種夷狄形象，掩蓋或緩解恐懼與焦慮。總之，中國的西方形象是中國創造的西方，它與其說明西方，不如說明中國自身。它是想象關聯的，相對獨立于現實并試圖對現實發揮影響。

在晚清社會，我們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社會物質生活中的媚夷艷夷傾向，與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鄙夷仇夷傾向同時存在，一方面是媚洋時尚，像《倫敦竹枝詞》（1888年）所諷刺的：“堪笑今人愛出洋，出洋最易變心腸。未知防海籌邊策，且效高冠短褐裝。”另一方面是咬牙切齒的詛咒與不共戴天的誓言。同治光緒年間，逐洋人、斷洋貨、滅洋教的說辭不斷。尊和約辦洋務，原本都是迫不得已，正如奕譞所說：“庚申必應和約、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購置洋器、西法練兵、富國強國，最終的目的不是與西方交通，而是驅逐外夷，重建天下一統。

維新無誠意，開放多敵意，這種頑固而奇特的心態，可悲可笑。這個民族的頭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四

這個民族的頭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郭嵩燾感到困惑不解，為什么總是是非混淆，本末顛倒？近代以來，國難頻仍，外侮欺凌日甚，中華智力俱窮。追其禍根，不過是鴉片。郭嵩燾生逢亂世末世，經歷很清楚：“……蒿燾少時尚未聞此（指鴉片煙），于時物利豐阜，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后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洋務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伐賊民生，耗竭財力，實為導亂之源……”

鴉片乃洋禍之源，當年國人也曾痛心疾首。禁煙引起鴉片戰爭，可是，鴉片戰爭之后，鴉片更加泛濫，朝野卻對禁煙無動于衷了。初到倫敦時，正趕上英國衛理公會、浸會、倫敦傳教會向英國眾議院請愿，要求禁止鴉片貿易，提出鴉片貿易不僅有害道德、傳教，對合法貿易也不利。郭嵩燾深有感觸。回國之后，發現國人日日沉浸于鴉片，恬不知恥，實在不可思議。該禁的不禁，不該禁的要禁。西方的鐘表玩具、呢絨洋布，都成了家中寶貝，卻惟獨容不下鐵路電報之類現代設施。西方人修好的吳淞鐵路，因為激起民憤，被大清的官員買下拆毀了。“……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過于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力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劫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于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蒙不知其何心者。”

晚清世事惟艱，都起于“洋禍”。而洋禍，又先是洋藥（鴉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藥盛行，摧殘國家財政、人民身心，所謂損我養民之權；洋教泛濫，天朝禮教廢弛，人民二心，所謂奪我教民之權。而民無所養所教，國也將不國。洋藥洋教，是雙重洋禍。鴉片戰爭前，洋藥是主要禍害，鴉片戰爭結束，鴉片貿易合法化了，國人似乎也習以為常或無可奈何了。二次鴉片戰爭使販賣鴉片與基督教傳教合法化，于是，洋藥之外，又加了一個洋教問題。國人似乎對洋教比洋藥更敏感、更憤怒。這也是讓郭嵩燾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一點，為什么舉國洶洶，要禁洋教，卻對禁洋藥無動于衷？

鴉片戰爭之前，國人感覺洋禍在洋藥，中國與西方的沖突在貿易之爭；鴉片戰爭之后，國人感覺洋禍在洋教，中國與西方的沖突在教義之爭。在朝廷士大夫看來，夷人傳教，流毒最寬，貽禍最久。首先是對禮教秩序的沖擊，基督教只順上帝，不孝父母，數典忘宗、棄倫滅理；其次是對政治秩序的沖擊，基督教扶植愚民、蔑視朝廷、犯上作亂，人還是中國之人，心卻已是夷人之心了。在民間百姓看來，傳教士行蹤詭秘，言談怪誕，他們強占土地，干涉詞訟，支持教民為非作歹。總之，洋藥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傳教之弊大。鴉片戰爭之后，教案不斷，有民間沖動，也有官方誘引姑息。

英人既以鴉片毒中國，復以耶教誘良民，朝廷百姓，一時都有排教仇教情緒。晚清流行的有關西方的負面形象，也多跟基督教相關。朝廷士大夫的觀點態度，我們很容易從當時的各類文本中得到，所謂洋教敗壞民風、有礙吏治、污染漸深、流毒日廣、居然異類、隱然敵國之類的言論，比比皆是。民間的想法看法，雖然沒有直接的文字記錄，從接連不斷的教案中，也不難猜得出。天津教案爆發，朝廷委派曾國藩全權處理，曾國藩仔細調查教案起因，原來盡出于一些民間謠言，諸如教堂用障眼法、迷魂藥，誘拐人口、奸淫婦女、殺害兒童、挖眼剖心……分析這些謠言的起因，原來都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愚民多疑，看到教堂終日大門緊閉，就開始猜測傳言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洋人的房子均有地窖，隔潮儲物，國人沒有這個習慣，就猜想其中一定有陰謀罪惡；看到教民進入教堂，不知在教堂內干什么，又久久不出來，就懷疑被教士謀害了；看到教堂施入教洗禮，更覺得不可思議，怎能把活人按入水底？教堂也為人看病，外科手術讓小民聯想起挖眼剖心……謠言越傳越玄，疑慮越想越深，最后是某個不法教民拐賣人口，事發后逃入教堂，流傳已久的謠言似乎被證實了，激起民變。

鴉片戰爭前，國人仇洋，主要在仇洋藥；鴉片戰爭之后，國人仇洋，主要在仇洋教。耶教邪教，惑人害命，敗倫亂紀……民間有關基督教的邪惡想象，在晚清社會非常普遍，不獨天津教案一例。被譽為開洋看世界的先驅魏源在《海國圖志》也如此描繪基督教：“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致死不疑。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跽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同治元年的《天主邪教集說》描繪西俗 “無異于禽獸”：“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為婦。每七日一禮拜，……群黨喃喃誦經。事畢，互相奸淫以盡歡。”士林言論，與民間謠傳相差不遠。有關洋教的邪惡形象，不獨在民間流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謠言毀謗、猜疑仇恨，大致相同。最終釀成義和團，要殺洋人、滅洋教，絕非偶然。

五

晚清后期洋人的妖孽形象，主要集中在“洋教”問題上。這種想象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利瑪竇時代。肇慶百姓圍攻利瑪竇的教堂，就是因為懷疑番僧妖道拐賣小兒、妖術謀反。研究晚清中國的西方形象，不等于研究中國認識西方的歷史。諸如師夷長技、借法自強、中體西用、西學東漸之類的問題，近年來的討論已經汗牛充棟。這類研究關心的是中國認識西方的過程，知識的進步、認識的準確，哪些問題、哪些側面，過去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哪些內容過去知道得不準確，現在準確無誤了。這類研究假設的前提是知識的合法性與真理性。我們研究晚清中國的西方形象，關注點不是有關西方的知識如何增加、西方的真實究竟是什么，而是中國社會特定時代文化傳統視野如何構筑西方形象、表現文化他者并認同自我，其中涉及更多想象與情感、虛構與價值性的東西，強調的是特定原型或套話如何在不同時代被繼承下來，在變異中保持其延續性，如將西方人番鬼化或夷狄化的神話。

番鬼化或夷狄化，是中國表述西方的一種話語傳統。15、16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人到南方海岸，中國就開始在華夏四夷的地理神話框架內“鬼化”他們。“佛郎機”、“紅毛夷”，長身高鼻、貓眼鷹嘴、拳發赤須、詭服異行、烹食小兒……鬼話流傳久了，連西方人自己也戲稱自己“番鬼”，有位叫威廉·亨特的美國人寫了一本書，記述19世紀初廣州的西方人生活，書名就叫《廣州“番鬼”錄：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西歐人到東南海疆，番鬼模樣；俄國人到北方邊境，在國人眼里，還是鬼模鬼樣，被稱為“羅剎”，東正教堂也被蔑稱為“羅剎廟”。羅剎是佛教傳說中的惡鬼，食人血肉，綠眼如燈，頭大如斗。

鬼化獸化的西方形象，已成為國人社會文化無意識中的一種原型。這種原型是中國千年歷史中無數次典型經驗的積淀和濃縮，比個別時代任何外在現實經驗都更堅定穩固，更具有塑造力與包容性。強盛之時，想象與野心膨脹，天朝上國，衣冠禮儀，鬼化四夷，多少還可以讓人想得通。鴉片戰爭，一個有百萬軍隊的帝國被不足萬人的英夷打敗，如果還有這傲慢與偏見，就不可思議了。朝廷弄不清英吉利在哪里，或者是爪哇附近的一個小島？民間謠傳，英國人的膝蓋不會打彎，一撲不起。連林則徐這樣優秀的人物，也相信英國人害便秘，沒有中國的大黃就活不下去，中國只要閉關絕市，不愁英夷不就范。兩次鴉片戰爭，打得天朝尊嚴掃地，但鬼化異邦，卻難改其習，朝野還是稱西方為“夷”。第二次鴉片戰爭洋人燒了圓明園后締約，其中一款要求中國不得以夷鬼蔑稱他們。

在想象的世界秩序中，西方被納入外番夷狄，構成一個異已的世界，幫助中國人確定自己文化國家存在的位置與意義、切實性與安全性。鬼化獸化的西方形象，不僅具有觀念的力量，還可能實現一種現實權力。洋人強大不可抗拒，戰則喪師和則辱國，外患內亂、西學變法，徹底改變了天朝上國與絕域遠夷的現實關系，但是，卻一時無法改變國人對洋人的看法。鴉片戰爭失敗，條約時代開始，在大清朝野，這種雙方的和約關系，被表述為天朝懷柔遠人的“羈縻”。“羈縻”是個寓意深遠的詞，“羈”指訓野獸家畜的絡頭韁繩或訓獸，《淮南子·范論訓》：“禽獸可羈而從也”。“縻”意為“系住”或“牽制”，王延壽《王孫賦》：“遂纓絡而羈縻”。漢朝開始用“羈縻”指籠絡控制四夷藩屬的政策（見《史記·律書》），似乎對待四夷藩邦如訓獸，輕蔑或污蔑之意顯而易見。如今西方盡管國富兵強，但還是性同犬羊、形同鬼剎。天朝“羈縻”，似乎施舍一點利益，也就能夠馴服他們。

鬼化獸化的西方形象，實際上是一種既定的理解與想象模式，西方的內容，只有納入這樣一種先在的原型中，才能被理解接受。洋人國富兵強，已經不可否認，林則徐、魏源、徐繼畬開始倡西學，到洋務運動中，已有郭嵩燾這樣的先驅承認西方政教修明人倫美善。然而，不論是徐繼畬還是郭嵩燾，都因為說了洋人太多好話丟了官。承認洋人國富兵強已不容易，承認政教修明，就更難。晚清中國與西方沖突不斷，盡管日漸開放，卻一時無法解去國人心頭的鄙夷仇洋情結，相應的西方形象，在朝野間也被涂抹得亂七八糟、污穢不堪。遠夷番鬼之說，一直持續到庚子事變之后。國勢頹喪到極點，無異于覆亡，再荒唐的人，也無法相信天朝上國與遠夷番鬼的老故事了。

義和團排教滅教，是中國朝野鄙夷仇夷情緒的總爆發。團民設壇燒香、畫符念咒，毀鐵路、砸海關、拔電桿、封郵局、殺洋人、滅洋教，逞一時之快；朝廷昏昧，也想借這些“天兵天將”，將“外夷”趕盡殺絕，解多年心頭大患。結果是義和團沒有能夠排外滅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強聯合大舉進犯，義和團一哄而散，朝廷倉皇出逃。民誤國，官也誤國。

遠夷番鬼形象在國人的想象視野中消失或隱匿，要到庚子事變之后，西化成風。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社會開始普遍流行一種“崇洋主義”傾向，舉國上下，媚夷艷夷，成一時之風，所謂“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中外日報》發表《論近時媚外之弊》（1903年4月12日）道：“十年以前，大約排外之一類人為多……于開學堂則以為養成漢奸，于改制度則以為用夷變夏，于設制造局則以為作奇技淫巧。至于今日，其底里已畢露，其明效大驗，已為人所共知……于是排外之習一轉而為媚外之極，乃至外人一舉一動無不頌為文明，一話一言無不奉為蓍蔡也。” 5天以后，1903年4月17日，《大公報》又著文討論同一問題，說時下年輕人惟洋是騖，“……看著外國事，不論是非美惡，沒有一樣不好的；看著自己的國里，沒有一點是的，所以學外國人惟恐不像。”

國人心目中，洋人不僅人化了，而且似乎超人化了。一系列稱呼的變化，就可以說明問題，起初是番鬼逆夷，然后是洋夷洋人，最后是洋人洋大人。天下興亡，世態炎涼，盡在其中。那是個充滿民族苦痛和恥辱的過程。如今形勢，已不是國人將洋人夷狄禽獸化，而是洋人將國人夷狄禽獸化。1900年10月，八國聯軍進駐北京后不久，美國傳教士、同文館館長、后來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丁韙良回到美國，在紐約港上岸的時候，身上還挎著一桿長槍。

“你一定是從哪里打獵回來了？” 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問。

“是的，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丁韙良回答。

“打的什么獵物？”

“老虎，喔，應該是鬣狗”。

起初是國人不肯平等地對待洋人，后來是洋人不肯平等地對待國人。“鬣狗”(hynenas)這個詞，在英語中還有另一個意思，指兇殘、陰險、貪婪的人。如今是洋大人將天朝百姓夷狄化了。丁韙良在他的著作《北京之困：中國對抗世界》一書的“致讀者辭”中寫到這段軼事，雖然只是個惡意的玩笑，其中卻不自覺地流露出特定的文化偏見。國人將洋人人化神化的同時，洋人也開始將國人鬼化獸化。留辮子、打陽傘、豬眼、大肚子、狡猾的笑容、動作呆板、吃老鼠、抽鴉片、撒謊偷竊的中國人形象，被固定為集體想象中的某種“原型”，統稱為“中國豬”。

奉洋人為神明，成為一種新的流俗。晚清變革，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洋人在中國的形象，不僅被人化而且逐漸被神化。但是，洋人的鬼魅形象，并沒有徹底銷聲匿跡，只是暫時被遮掩起來，潛伏在人們的無意識深處，一旦激起敵意或感到得意，隨時都可能換一個角度換一種方式表達出來。1901年，革命刊物《開智錄》發表《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20世紀世界之前途》，文中 “鬼化”西方列強為豺狼虎豹的話語，多少讓人感到似曾相識：“基督紀元20世紀開幕所演之大劇也：忽然烏天黑地，云黯風號，于是若碧眼，若血口，若長臂，若高足，種種離奇怪相舞蹈而來者，猙獰之惡鬼也；既而又山搖岳動，木拔海翻，于是或尖牙，或利爪，或斧頭，或劍尾，色色兇殘猛暴跳躍而出者，酷毒之猛獸也。兇兇然，逐逐然，擾攘歐洲以外之天地，非帝國主義之惡相乎？” “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張牙，環伺于四千余年病獅之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