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演的“田嫂”家喻戶曉，但她的女兒沒人認識。

她被觀眾捧在高處，卻被丈夫關在屋里。

她能背下整部劇本，卻沒辦法握住一次真正的婚姻。

被扔進現實的童年

她出生那年，家里沒有笑聲，1944年，山東，一戶普通回民家庭，生下第四個孩子，楊雅琴，沒人記得她出生的那天發生了什么。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是她后來一輩子被忽視的開始。

兩歲，母親病死，七歲，父親猝然倒下，死在地頭，她連父母長什么樣都快記不清，她記得的，是家里從來不給她添飯。

飯菜擺上桌，先是大哥二哥，然后是妹妹。

她排最后，兄妹四人，只有她是“閑人”，她試過搶飯吃，換來的是一個巴掌，奶奶罵她：“女孩子不吃也能活。”

她不服，也沒地說理，冬天她起得比誰都早，五點天沒亮就要去井邊提水。

她穿著哥哥穿剩下的舊褲子，露腳腕，鞋幫破了口子，套著紙板，沒人教她怎么活，她就這么憑著硬骨頭挺著。

有一回，她因為偷吃廚房的饃，被奶奶鎖在屋外一整夜。

她靠著柴堆睡，凍得直哆嗦，第二天照樣提水、燒火、做飯，沒人多看她一眼，從那之后，她不再掉眼淚。

她認了這個命，也開始對這個世界沒了期待。

但她不是不聰明，上學成績不錯，字也寫得端正，可一提想繼續讀書，全家都說“沒用”，讓她早點“嫁人換口糧”。

她不肯，偷偷去城里看劇團演出。那是她第一次知道，舞臺上還能有別的命。

她看著那些女演員光鮮登場，臺下掌聲一片，她發呆，她沒想過自己也能站上去，那年，她十五歲。

被誤選進劇團，才知道自己能演戲

1959年，她陪朋友去報考濟南軍區前衛話劇團，她沒打算考，只是看個熱鬧，結果人家第一眼就看上了她。

“你多高？”“一米七。”

負責選人的老師點點頭，“你站那兒別動，走兩步試試。”她照做，沒人告訴她這是在面試，第二天通知下來了，朋友沒過，她過了。

她完全沒準備。連什么是話劇都不懂。

報到時她才知道，自己進的是幕后，不是演員，是服裝管理員，每天洗衣服、縫補衣領、數箱子。一口氣干了大半年。

但她沒閑著。她偷偷背劇本，站在后臺，看每一句臺詞怎么說、怎么走位。

有一晚，一個群眾演員突然發燒下不來場，導演急了，正抓耳撓腮，她站出來說：“我能上。”導演盯了她兩秒：“你記得臺詞？”

她把那段臺詞一口氣背完，沒錯一個字。

那是她第一次站上舞臺，觀眾席很遠，她看不清臉，只看到燈光打在她臉上，熱得發燙，她沒出錯，演完下臺時，腿都軟了。

導演什么都沒說，只拍了她肩膀一下，幾個月后，她被提拔成正式演員。

1961年，抗戰題材電影《地雷戰》選角時，她被調去試戲，導演問她，“你會干農活嗎？”她點頭：“會，什么都干過。”

“你種過地？”“種過，鋤地、割麥、拉糞都干過。”

導演看了看她的手，一層老繭，點頭：“你上。”她演的是“田嫂”，不是女主角，戲不多，但都是真場景，拍攝那天她穿著土布衣服，汗一身接一身。

導演要求她一邊走路一邊講臺詞，還得搬東西、翻地雷，別人三條腿演，她真摔了兩跤。

拍完那天，她回到宿舍，鞋里全是血泡，連走路都一瘸一拐，但電影上映后，觀眾記住了那個結實的“田嫂”。

不是長得多漂亮，是那種眼神，像真有人在戰爭里活過。

她開始有了名，1965年，《苦菜花》籌拍，劇組來找她試“娟子”一角，女主角，分量重，戲份多，她瘦得快，體質好，為了角色天天爬山，三個月瘦了十幾斤。

她說：“演苦菜花不能漂亮，要像真的苦過。”

拍到一場下河逃難的戲，她要趴在冰冷的水里三分鐘，水剛過胸口，她整個人打哆嗦，導演說還不行，再來一條，她咬牙來回拍了五遍。

拍完回去感冒發燒四十度，一直躺了三天。

但觀眾沒看到這些，電影一上映，“娟子”的形象火遍全國，人們叫她“銀幕上的硬骨頭”，有觀眾寄信來，說：“你演的不是電影，是命。”

那年，她還不知道，現實才剛剛開始對她下手。

她有過兩段婚姻，但都不是愛情

她的第一段婚姻，是別人安排的，第二段，是她自己選的，但最后，她都輸了，她年輕的時候，有追求者，也有傳言，說她身邊不缺人追。

但她不信這些，她太清楚自己要什么。

她想找個能理解她的人，但那年頭，演員不是“光鮮”這個詞，是“出身復雜”的標簽，她是孤兒，沒人替她撐腰。

組織上給她安排婚姻，她沒得選。

對方是軍人，人不壞，話不多，規矩得很，但問題是，他不喜歡她演戲，結婚后，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以后少出去拍戲，在家帶孩子吧。”

她愣住，她以為，自己終于熬出了頭，可以安心工作，有個家。

結果才發現，是另一個牢籠，“你再出去拍戲，像什么樣子？人前人后被人指指點點，家還要不要了？”她忍。

每天拍完戲，連夜趕回家，帶孩子、做飯、洗衣服。

家里經常吵架，女兒在房間里躲著哭，她什么都想維持，什么都沒能保住，最后，是她提出離婚的，1970年代，她悄悄辦完手續。

沒人知道她的婚姻怎么開始的，也沒人知道她怎么結束的。

她只帶走一個人，女兒楊小潔。

那是她一生沒演過、卻最難的一個角色：母親，她不敢停工，一個女人帶著孩子在單位活著，要比誰都拼命。

她拍《第二個春天》時，每天凌晨五點起床趕拍攝，晚上回家做飯、輔導作業。

有一次，女兒發高燒，她從外地片場連夜請假趕回北京，車坐了一夜，臉色發白，第二天又回劇組，劇組里有人說她“苦命”，她笑笑：“沒事，習慣了。”

但沒人知道，她其實在等，等一段真正的感情。

她以為是幸福的歸宿，其實是更大的孤島

1980年代，她事業仍在高峰，那年她看起來依然精神干練，演技成熟，不少年輕演員還要向她學臺詞，就在那時，她收到一封來自香港的粉絲來信。

那是個香港商人，說自己十年前看了《苦菜花》。

被她打動，找遍資料才知道她名字，信里沒有夸張的表白，只有一句話：“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她沒回信，他又寫。

連續寫了半年，每封信里都有生活細節：他在哪工作，家里什么樣，喜歡養魚做飯。

她開始動搖，她一直一個人，女兒也大了，她太想找一個能說話的人，1984年，她做了個決定：提前內退，搬去香港。

她以為，這一次是真的可以重新開始了。

剛去香港那半年，她過得像被關在玻璃盒子里，語言不通，生活節奏完全不同，丈夫性子慢，對她溫和，但不親近，朋友幾乎沒有，親人也遠。

最要命的是，他變了，婚前熱情主動，婚后越來越沉默。

有時候幾天一句話也不說，她想買花布置家里，他嫌浪費，她說想拍點當地小片子過癮，他冷笑：“你不是說不演了嗎？”

她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過去。

她試過爭取，也試過妥協，后來干脆什么也不說，那幾年，她不演戲了，也不公開露面，她的存在被慢慢遺忘，連內地影迷都以為她已經“出國定居”，風光無限。

其實她窩在香港一個不大的屋子里。

白天曬太陽、逛菜市場，晚上喝酒抽煙，安靜到像個消失的人，婚姻最終也散了，沒有爭吵，也沒有理由。

只是某天，她搬回自己租的小房子，兩人再沒聯系。

1996年，她咳嗽越來越厲害，起初以為是老毛病，去了醫院，醫生說是肺癌，“晚期，擴散了。”她沒哭，只是點了根煙，坐在病床邊發呆。

1997年9月29日，她走了。

病房里沒什么人，只有女兒，她緊握女兒的手，說：“我對不起你，媽媽真的盡力了。”葬禮沒有大場面。沒紅毯、沒追思會。

兩個前夫都沒來，就幾個親友和老影迷，她演了一輩子戲，到頭來，送她的人不夠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