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按：隨著美國極力實施單邊主義給世界政治經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維護自身利益及深化區域合作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選擇。亞太地區也因此在外交、安全及經濟領域出現新變化。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

葛紅亮：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副院長

鮑韶山：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

日韓需拓展多元外交空間

項昊宇

當前，美國對外政策的轉向正在悄然改寫著亞太地緣政治版圖。過去幾年，在美國的“印太”戰略指揮棒下，東北亞地區陣營對抗風險日增，“新冷戰”陰云密布。但隨著韓國政壇可能變天和日本戰略出現搖擺，東北亞安全秩序或迎來新的變化窗口期。

傳統上，東北亞是美國在歐洲、中東之外的全球主要戰略支點。美國通過駐軍和“代理人”策略，維持地區軍事霸權，掌控著地區安全議程，也攪動著地緣熱點問題。這種基于權力政治與零和博弈思維的“離岸制衡”戰略，成為東北亞安全困境的根源所在。

作為美國在地區兩大“忠誠”盟友，韓國政局和日本政策的新近演變，有望打破“新冷戰”敘事下的陣營對抗邏輯。從韓國看，隨著奉行“親美保守”路線的尹錫悅被彈劾下臺，進步陣營在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有著更高的支持率。如果進步派執政，韓國對外政策或將呈現兩大調整趨勢：一是韓美關系“正常化”。尹錫悅時期的對美“全面追隨”政策，在特朗普上臺之后已經難以為繼。面對美國關稅政策的嚴峻考驗，韓國新政府需要展現“戰略自主”。進步派在選舉公約中已經提出要推動收回韓軍戰時作戰指揮權。二是對外政策“再平衡”。進步派提出要發展同中俄日朝“四個鄰國”關系，尤其是如重拾“對北融合”路線，通過緩和南北關系，有望推動半島局勢從“對抗”向“管控”轉變。

就日本而言，日本首相石破茂就關稅問題罕見對美國示強，堅持要求美方取消汽車關稅，不僅是因為日本經濟可能因美方汽車關稅政策遭受重創，也透露出日本對美態度的微妙轉變。華盛頓對盟友的無情施壓，勾起了日本國內對上世紀日美貿易摩擦和“廣場協議”的沉痛記憶。在國力衰退、經濟疲弱的今天，日本已難以承受對美妥協退讓的代價。石破茂政府對美政策重點由“戰略捆綁”轉向“利益博弈”，也就成為必然選擇。

風起于青萍之末。歷史經驗昭示，霸權體系總是從內部開始瓦解。當美國的安全承諾不再牢不可破，霸權信譽因對盟友予取予奪而被消耗透支，同盟出現裂痕在所難免。日韓對美政策從“對美一邊倒”轉向“均衡自主”，正在從兩個維度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一是日韓對外認知和自我身份定位出現調整。兩國開始接受新的國際關系現實，即美國單極霸權已不復存在。要在新的多極化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日韓需要拓展多元外交空間，對沖過度綁定美國的風險。二是中日韓合作逆勢而起。日韓對外部環境的關注從所謂“中國風險”轉向“美國風險”，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市場重要性，三國有望重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東北亞經貿關系的重新整合，有望構筑起防范外部動蕩的“防波堤”。

這種變化不僅停留在經貿關系的重組，也可能從深層次重塑地區安全架構，加速多極化安全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同盟體系的“平權化”將削弱美國對全球安全事務的主導力。關稅戰引發美同盟體系內部的貿易摩擦已經延伸至安全領域的利益博弈。華盛頓不愿盟友搭美國安全便車，要求盟友增加軍費開支，分攤安全責任。在“成本-收益”的權衡之下，各國會更多選擇強化自主防衛能力，降低對美安全依賴。美國同盟體系的“向心力”減弱，必然會加速多極化地區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國倡導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引發各國共鳴，正在引領形成反對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強大國際共識。中國積極踐行全球安全倡議，以共同安全理念加強國際公共產品的投放，也將推動安全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

真正的區域穩定從來不能依賴于單一霸權的護持，而應植根于地區國家對命運與共的清醒認知。日韓在多極秩序敘事中重新調整對外政策，通過戰略自主和多元布局，只要能夠超越霸權競爭和權力轉移的舊思維，亞太安全架構有望開啟由集團安全向共同安全的范式轉換。各國唯有堅持自主選擇，秉持多元包容和協商共治理念，才能構建起多極化格局下持久穩定的地區安全架構。

深化區域多邊合作，RCEP大有可為

葛紅亮

眾所周知，美國的所謂“對等關稅”已成為深刻影響全球地緣政治和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因素。在變亂交織的世界中，維護國家利益和深化區域合作以尋求“確定性”成了更多國家的共識。

不久前結束的澳大利亞大選就是個典型例子。作為現任總理阿爾巴尼斯的對手，彼得·達頓因在大選中表示自己愿意做“澳大利亞的特朗普”，不僅在聯邦選舉中敗北，而且還失去了把持24年之久的議會席位。相反，阿爾巴尼斯則對華盛頓的關稅政策表態稱，“澳方不會屈服于美國，將在與美國貿易爭端中捍衛澳大利亞的利益”。他還表示不會在貿易與安全之間被迫“選邊站”，同時指出美國已放棄了該地區的國家，澳大利亞將“加強同東盟國家的接觸，填補這一真空”。在這一背景下，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備受期待，其在提升區域合作水平、拓寬市場開放方面大有可為。

RCEP在深化區域多邊合作方面的作用如今有著更為厚實的政治共識基礎。除中國、澳大利亞和東盟國家外，RCEP的其他成員國也都不認可美方的關稅政策，并在區域多邊合作方面展現出更為務實的態度。日本石破茂政府在“對等關稅”事宜上對美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石破稱“不會因為期限（7月9日）到來而作出妥協，必須努力確保國家利益”。同時，石破茂還在今年連續訪問東南亞國家，并在多邊合作、經濟發展等事務上展現出務實態度。“對等關稅”更是攸關韓國經濟命脈，而在即將到來的韓國大選中，選民也將為了消除對未來的擔憂和強化“確定性”投下關鍵一票。

RCEP在深化區域多邊合作方面大有可為，還在于其在應對關稅壁壘方面有著顯著的核心優勢。RCEP通過逐步取消成員國間90%以上的貨物貿易關稅，形成更具成本優勢的區域供應鏈。面對美國加征關稅導致的出口成本上升，RCEP成員國可借此將部分依賴美國市場的產業鏈環節轉向區域內，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RCEP還允許成員國原材料和中間品在生產過程中跨國累計計算附加值，這大大鼓勵了企業在本區域內優化布局和減少對非成員國的供應鏈依賴，進而實現對外部關稅壁壘的有效抵御。此外，在非關稅壁壘方面，RCEP推動海關程序簡化、技術標準互認和數字貿易化，大大降低了區域內跨國交易的隱性成本，進而能夠有效對沖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出口抑制。

RCEP全面生效實施如今已三年有余，正如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所指出，RCEP的影響力持續擴大，深化了區域成員貿易投資合作，成為亞太經濟一體化主渠道，呈現RCEP機制建設不斷完善、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和穩定成員國外貿基本盤等多重亮點。當然，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RCEP在深化區域合作方面還需接續發力。其一，以供應鏈韌性建設穩定和深化區域多邊合作、拓寬市場開放，RCEP成員國可考慮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新能源等關鍵產業形成投資和技術共享機制，同時繼續強化區域內的軟硬聯通建設以縮短供應鏈響應時間。其二，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和可持續發展領域，RCEP成員國應就區域內的數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碳排放標準等及早形成共識，加快相關規則規范建立與落地。其三，RCEP成員國應尋求在區域內形成危機應對互助機制，建立相應的基金支持成員國應對關稅挑戰，同時強化區域金融合作。其四，在抵御地緣政治與安全挑戰的同時，RCEP成員國應加強戰略協調，建立聯合應對“對等關稅”的溝通機制。

對地區國家來說，均不愿意看到全球和地區進入經濟風險叢生的狀態。因此，RCEP也要著眼更大格局，其一旦成為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核心框架，成員國勢必能在未來全球貿易規則和經貿秩序重塑方面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澳大利亞最佳選擇是拒絕二元對立

【澳】鮑韶山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政府在近期的澳聯邦選舉中以明顯優勢獲勝。推動這一結果的因素之一，是日益擴大的華裔群體在多個選區對工黨給予了更多支持，這反映出更廣泛的公眾情緒，即支持澳國內的包容性和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尤其是在處理與中國的復雜關系方面。

澳中雙邊關系具有“三邊特性”。自二戰以來，澳大利亞始終將其戰略態勢錨定在美澳同盟上。然而，美國在澳大利亞中長期未來的核心地位正日益受到審視。澳政府對耗資3680億澳元的“奧庫斯”協議的承諾已引發國內激烈爭論，該協議的核心是獲取核動力潛艇。包括資深政要和獨立防務分析師在內的跨黨派批評人士擔憂，該協議可能將澳大利亞拖入美國主導的沖突，并侵蝕澳防務自主權。美國新政府反復無常的外交政策——從突然加征關稅到退出國際機構的行為，削弱了對其可靠性的信心，加劇了澳國內的這種焦慮。美國國內政治失調與極化凸顯的動蕩局勢，進一步動搖了人們對美國長期可信度的判斷。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亞必須直面一個棘手問題：將戰略思維外包給華盛頓，真能保障澳國家利益嗎？

與此同時，中國對于澳大利亞的經濟繁榮仍至關重要。對華貿易持續支撐著澳國民收入，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對于控制通脹、為澳制造業和服務業提供關鍵中間產品非常重要。中國留學生和游客帶來的收益也在澳經濟中持續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然而，除了貿易領域，與中國的合作還能在澳大利亞未來生產力提升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澳大利亞在哈佛大學經濟復雜性指數排名中下滑是一個警示信號。要扭轉頹勢，必須發展更成熟的工業與技術基礎，這包括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提升能力——而這些正是中國快速取得進展的領域。澳大利亞不應將這些能力僅僅視為戰略威脅，而應探索建立受管控的合作伙伴關系，使本國企業能夠適應和應用這些技術。

就可再生能源領域而言，中國在光伏組件生產、電池技術和電網規模儲能方面全球領先。澳企業和研究機構有望從（同中方）深化技術交流與成立合資企業中獲益，既能加速本國能源系統脫碳，又可降低轉型成本。美國在這些領域無法提供同等規模或即時性的機遇。盡管美澳同盟在情報共享與防務合作方面仍具基礎性作用，但作為應對更廣泛經濟挑戰與地區安全問題的平臺已日益力不從心。技術擴散、產業升級和創新生態如今已成為全球性現象，而中國在其中處于核心位置。

與此同時，當前圍繞移民和住房負擔能力的短期政治爭論，可能掩蓋了更廣泛的結構性問題。雖然對住房壓力的擔憂可以理解，但將國際學生或移民與長期房價問題掛鉤的證據，往好了說缺乏說服力，往壞了說具有誤導性。

何況，降低建筑成本的途徑恰恰在于增加而非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中國的城鎮化經驗更值得澳大利亞借鑒。

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經濟戰略應將中國視為既是關鍵合作伙伴，也是結構性現實。對華接觸不必天真，但也不應被意識形態左右。有管控的雙邊務實主義為澳大利亞提供了明智的前行之路，這將需要政策靈活性、機構協調能力，更重要的是讓澳大利亞的戰略視野擺脫歷史二元論束縛的政治意愿。

面對美國日益上升的不確定性，澳大利亞正迎來一個機遇窗口——不僅能在塑造自身獨立安全方面發揮主導作用，還可以為更廣闊的亞洲安全架構作出貢獻。

華盛頓無疑將向堪培拉施加壓力，美國堅持用零和的二元論界定世界：非此即彼。而澳大利亞的最佳選擇是拒絕這種二元對立，通過與中國建立獨立關系來做到這點——這種關系不僅強調互利共贏，更能通過協調經濟利益為構建新型多極化地區安全架構奠定基礎。（本文由穆弈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