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則突發的消息，震驚了世界。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發布了新指南，嚴厲警告全球廠商，如果繼續在產品或服務中使用華為的昇騰910或310系列AI芯片，相關負責人最高可能面臨20年監禁。

華為昇騰芯片，作為中國在AI領域的重要突破，早已部署在超過30家云服務商中。而這道禁令，卻讓全球產業鏈一下子陷入了左手“遵守美國規定，承擔巨額替換成本”、右手“堅持自主選擇，面臨未知風險”的艱難抉擇中。

中國商務部，稱之為“科技霸凌”。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也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這是“嚴重違反市場規則，嚴重擾亂全球產供鏈穩定，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

哎。前幾天才一起吃過飯，今天你又給我把桌子掀了。

可是，這到底是憑什么呀？美國，憑什么管得這么寬？為什么可以對全球進行刑事威脅？

我試著幫你梳理一下。放心，還是你一定能聽懂的語言。

就從一切的起點，視頻中也提到了的“國家安全”，開始說起。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一提到這個嚴肅的詞，你可能馬上就會聯想到軍事威脅、領土完整。

但是，在美國的實踐中，尤其是在科技領域，“國家安全”的邊界，就像一根橡皮筋，可以拉得很長很長，擴展到經濟安全、技術領先地位、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甚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競爭。

早年美國對蘇聯進行技術封鎖，可以說怕蘇聯把技術用到軍事上，威脅國家安全。現在一家外國公司，在某個高科技領域跑得快，也可以說削弱了美國的技術影響力，從長期來看威脅了國家安全。

那么，華為的昇騰芯片，怎么就“威脅”到美國了呢？

因為AI芯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腦”。誰掌握了先進的AI芯片，誰就更有可能在未來的經濟、軍事、社會發展中占得先機。

中國在AI領域的快速發展，在芯片設計這種核心技術上的突破，當然會讓一些人感到焦慮。如果華為昇騰芯片在全球普及，可能會打破美國在高端芯片領域的壟斷。更別提一旦基于昇騰芯片的AI生態在全球建立，可能就會形成獨立于美國技術體系之外的標準。這都是美國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即便昇騰芯片本身只是一塊商用硬件，但在“泛安全化”的視角下，它就被貼上了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標簽，為后續的一大堆限制措施，提供了一個美國自認為“正當”的起點。

上個世紀80年代的東芝事件，就是美國聲稱日本東芝公司的幾臺高精度機床，幫助蘇聯造出了更安靜的潛艇螺旋槳，削弱了美國海軍的聲吶優勢，嚴重威脅了國家安全。結果，東芝被嚴厲制裁，高管被抓，公司名聲和生意都栽了個大跟頭。

好。我們就姑且先接受美國的說法。可是，華為是中國的，昇騰芯片是中國的，就算真有威脅，美國憑什么把手伸得這么長，來管中國公司，甚至來管全球使用昇騰芯片的人？

憑的是，一個在國際上爭議很大的概念。

長臂管轄。

長臂管轄

什么是“長臂管轄”？

你們小區規定，晚上10點以后，不許大聲喧嘩。這是你們小區的規矩，管小區里的人，沒毛病。但有一天，你們小區的保安，跑到隔壁小區，說隔壁小區的張三晚上11點還在家里開KTV，違反了你們小區的規定，要罰張三的款。

這就是“長臂管轄”。或者說得更學術一點，也叫“域外管轄”。它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法律，要去管發生在這個國家領土之外的事兒，或者要去管不是這個國家的人或公司。

那美國為什么可以這么干呢？

有很多的理論依據。其中最常用的，是“效果原則”。

什么是“效果原則”？

你在外面扔石頭，砸到了我家的玻璃，那也得賠。哪怕一件事是完完全全發生在美國之外的，但如果這件事在美國國內產生了“實質性的、直接的、可預見的”效果，或者說，它就是沖著在美國產生這種效果去的，那么美國法院或者執法機構就可以說，這事兒我能管。

所以，在華為昇騰芯片這件事上，美國就可以說，沒錯，芯片是中國公司研發的，也可能是非美國公司在非美國地區生產和使用的。但是，如果這些芯片被用來開發挑戰我們美國技術優勢的AI應用，或者被用在那些“威脅我們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上，那就對我們美國產生了“有害效果”。既然有“效果”，那我們美國的法律就能管。

這種“長臂管轄”，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FCPA），就是一個典型。它本來是禁止美國公司和個人向外國官員行賄的。后來管轄范圍越來越大，甚至能管到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或者行賄行為的某些環節跟美國沾了點邊的外國公司。不少國際大公司都因此被美國罰過巨款。

所以，通過“效果原則”等理論依據，美國就在法理上找到了“可以管”的鉤子。

但是，光有理論不行啊。你總得有具體的法律條文來當抓手吧？

EAR，CCL

如果說，長臂管轄，是美國伸出的手臂。那么，《出口管理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簡稱EAR），就是手中的那張具體操作的“網”。而《商業管制清單》（Commerce Control List，簡稱CCL），就是這張網上標滿了各種大小獵物的“名錄”。

EAR，是一本超級厚的“出口行為手冊”。

它由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工業與安全局（BIS）負責執行，詳細規定了，哪些東西，在什么情況下，出口到什么地方，給什么人用，需要向美國政府申請許可證，哪些又是被禁止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那些“軍民兩用”的物項和一些不太敏感的軍用品的擴散。

CCL，是EAR的核心附件。一本厚厚的“高危品名錄”。

它把受管制的物項分門別類，從材料、化工到電子、計算機、電信等等，無所不包。每一種受管制的物項，都會被賦予一個特定的“出口管制分類編碼”（ECCN）。就像商品的“身份證”。

EAR和CCL，并不是美國獨有的。有一定的國際慣例。比如《瓦森納協定》，就是一個由包括美國在內的40多個國家參與的多邊出口管制機制。

但是，美國的EAR在單邊性、域外適用范圍和具體執行的嚴苛程度上，往往遠超其他國家。

一旦某個產品或技術被列入CCL并賦予了ECCN，那么它的出口、再出口，甚至在美國境內的某些轉移，都可能受到EAR的嚴格管控。

而高性能AI芯片，由于強大的計算能力和關鍵作用，通常會被認為是典型的軍民兩用物項。如果性能參數達到了CCL中相關ECCN的管制閾值，就會被視為受EAR管轄的物項。

這就意味著，美國原產的高性能AI芯片，如果要賣到國外，或者別國想從美國購買后再轉賣，都可能需要向BIS申請許可證。

可是，華為昇騰芯片又不是“美國原產”，憑什么要被EAR和CCL管？

憑的是，一個極具擴張性，也極具爭議的大殺器。

FDPR。

FDPR

FDPR，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你可以通俗地理解成，一種“技術DNA追蹤規則”。

這種規則，最初是用來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相關技術和物項的擴散的。但是，經過量身定做和層層加碼，近些年來，它的適用范圍被急劇擴大，成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特定國家和企業進行“精準打擊”的工具。

因為，它的核心邏輯是，即使一個產品是在美國境外生產的，并且物理構成中可能不含一丁點美國零部件，但如果這個外國產品是利用了特定的、受美國EAR管轄的“美國原產技術”或“美國原產軟件”所“直接產生”的，那這個產品也會被視為受美國EAR管轄。

更狠的是，如果生產這個外國產品的工廠或關鍵核心設備，本身也是利用特定的美國原產技術或軟件所“直接產生”的，那么用這個工廠或設備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可能被“感染”上美國的管轄權。

比如，你用美國公司研發的、受EAR管轄的先進芯片設計軟件，設計了一款芯片。那么，這款芯片，無論你在哪里生產，由誰生產，都可能被認為是該軟件的“直接產品”，受到EAR管轄。

而常規的EAR里，有一個“最低含量規則”。指的是，如果外國產品中，美國原產受控零部件的價值占比，低于某個閾值，比如低于25%，通常就不受EAR管轄。

但是，FDPR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不看你最終產品里有多少“美國成分”，而是只看你的“出生證”。也就是，只看你是不是由特定的美國“種子技術”或“種子軟件”孕育出來的。如果是，哪怕最終產品里美國物理成分是0%，也照管不誤。

這就是為什么，華為昇騰芯片，即便完全由中國團隊設計，由非美國公司在海外代工，也依然會被美國盯上。

因為美國可以聲稱，這些芯片的設計或制造過程，在某些關鍵環節并沒有完全擺脫對源自美國的技術或軟件的依賴。

這樣，FDPR就可以成為一張大網，把所有所謂的帶有“美國技術基因”的外國產品，全都網羅進來。

尤其，是那些“重點打擊對象”的產品。

實體清單

誰是“重點打擊對象”？

美國把他們的回答，寫成了大名鼎鼎的“實體清單”。

這是一個由美國商務部BIS維護的黑名單。榜上有名的，都是BIS認為的，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構成“重大風險”的外國個人、公司、研究機構甚至政府部門。

一旦某個“實體”（比如華為及其眾多關聯公司）被列入這個清單，那可就麻煩大了。因為全球任何供應商，如果想向這個“實體清單”上的成員出口、再出口或轉移任何受EAR管轄的物項，都必須事先向BIS申請許可證。而對于“實體清單”上的大部分成員，尤其是像華為這樣被重點關照的，BIS在審批許可證時，通常會采取“推定拒絕”的政策。也就是說，原則上不批。

對華為來說，這就意味著“雙重枷鎖”。

一方面，華為很難從外部獲得受EAR管轄的物項。比如關鍵的半導體生產設備、材料、軟件，以及被FDPR覆蓋的第三方芯片。供應鏈基本被卡死。

另一方面，即便華為依靠自身力量生產出昇騰芯片，但當它想把這些芯片賣給別人的時候，購買方也可能因為芯片因FDPR等原因被認定受EAR管轄，而面臨麻煩。而最新的指南，更是直接用一條寫著“20年監禁”的長矛，指向了使用者。

哎。實體清單，給了一副沉重的鐐銬。FDPR，又不斷收緊這副鐐銬。真難。

可是，美國的這條長矛，是從哪來的？有依據嗎？

IEEPA，ECRA

的確。單憑商務部的《出口管理條例》（EAR），只能進行罰款、吊銷出口許可等行政處罰。想要上升到“20年監禁”這樣的刑事層面，還需要兩部更高級別的美國聯邦法律。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簡稱IEEPA。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簡稱ECRA。

IEEPA，堪稱美國總統在經濟領域的王炸。

它授權了總統在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后，可以采取一系列廣泛的經濟措施。比如管制。比如禁止外匯交易。比如凍結外國資產。

ECRA，則是EAR獲得永久性法定授權的主要依據。

更重要的是，它明確規定了對故意違反出口管制行為的民事和刑事處罰標準。ECRA和IEEPA都規定，對于故意違反依據這些法案所制定出來的法規（就比如EAR），個人將面臨巨額的罰款，和最高20年的監禁，公司將面臨更更更巨額的罰款。

美國商務部，在新指南中的“20年監禁”，就是從這兒來的。

一旦商務部BIS在管理EAR時，認為某個案件情節嚴重，涉嫌故意違法，就會把案件移交給司法部，由檢察官決定是否提起刑事訴訟。

最近這些年，包括法國巴黎銀行、渣打銀行在內的多家國際知名銀行，就曾因為被指控違反美國對伊朗等國的制裁規定（這些規定其實很多也是基于IEEPA授權），處理了受禁止的美元交易，而被美國司法部和相關監管機構罰了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巨額，并簽署了嚴格的合規協議。

哎。真兇狠。

可是，IEEPA和ECRA再兇狠，畢竟還是美國的國內法。美國憑什么用國內法，去指控一個身在法國、巴西、新加坡的公司高管？憑什么僅僅因為他們公司使用了華為的芯片，就得去坐美國的牢呢？

全球通緝

是的。這確實是整個事件中，最讓人費解，也最能體現出美國的霸道的一環。

因為，美國把法律的刑事管轄權，延伸到了非美國公民，和發生在美國境外的行為上。

怎么做到的？

首先，像IEEPA和ECRA這樣的美國法律，在規定“誰來承擔刑事責任”的時候，通常會用“任何人”（Any Person）的表述。

任何人，就包括了自然人，包括了法人。包括了公司，包括了組織。而且，不區分國籍。也就是說，從字面上看，這些法律的適用對象，就變成了全球。不管你是美國人還是哪國人。

當然。光有“任何人”這幾個字，是不夠的。想要對一個外國人，對在外國的行為行使刑事管轄權，美國還需要找到一個“連接點”（Nexus），把人和行為跟美國聯系起來。

比如，行為觸及了美國的領土或屬地。你發的郵件或者數據，通過了位于美國的服務器。或者，你行為的某個環節，是在美國境內發生的；比如，利用了美國的金融或商業系統。你的交易用了美元，或者通過美國的銀行系統進行清算。或者，你的產品最終賣到了美國市場；再比如，共謀理論。你這個外國個人或者實體，跟某個美國人或者在美國的實體，一起策劃或者參與了違反美國法律的行為。

等等等等。

最終，通過各種路徑，比如引渡，比如誘捕，比如申請發布“紅色通緝令”，把這個人“抓捕歸案”。

而且，即便實際執行起來困難重重，甚至最后根本就沒把人抓到，但它帶來的威懾作用和連帶影響也是巨大的。畢竟，應該沒有哪個跨國公司，會輕易讓自己的高管去冒一個“全球通緝”的風險。

現在看來，美國不僅有法律條文撐腰，還有一套非常復雜的邏輯和手段，來嘗試對外國人追究刑事責任。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商業管制或技術管制的范疇了。

但是，這甚至還不是全部。

OFAC

如果說，刑事指控，還能叫做“點殺傷”的話，那么財政部下屬的OFAC所負責的金融制裁，就是“范圍性殺傷”了。

什么是OFAC？

OFAC，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我們知道，美元是今天世界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貿易計價和交易結算貨幣。全球大部分跨境交易，都是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的。絕大多數國際金融機構，也都深度融入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體系。而OFAC的工作，就是負責制定和執行美國的經濟和貿易制裁計劃。

他們的手上，管理著一份比“實體清單”更為嚴厲的SDN List，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

一旦某個個人、公司、組織甚至國家被列入SDN名單，基本上就等同于被全球美元體系驅逐了。所有美國人，都會被嚴格禁止和SDN進行任何交易。在美國管轄范圍內的所有財產，也都會被凍結。

對于一家國際化運營的企業來說，被列入SDN名單，幾乎意味著所有的國際融資渠道、貿易結算路徑、美元資產都被切斷。如同金融死刑。

雖然，目前針對使用昇騰芯片的警告，主要來自商務部BIS。但是，如果美國認定，某些實體因為使用昇騰，而“實質性支持”了已經被OFAC制裁的華為關聯實體，那OFAC也可能會在未來介入。

而且，就算OFAC不介入，美元體系的威懾力也是巨大的。任何有國際業務的公司，都得深思熟慮。

這張大網，實在厲害。

那么，如果我不和美國的金融系統往來，也不使用美元結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大膽地使用昇騰芯片了？

也不行。因為，還有“次級制裁”。

次級制裁

什么是次級制裁？

一級制裁，通常是針對美國人的。禁止他們和被制裁對象交易。而次級制裁更夸張。它針對的是非美國人。如果一家非美國公司，被發現和已經被美國一級制裁的對象，進行了“重大交易”或提供了“重大支持”，那么美國就可能對這家非美國公司本身，實施制裁。比如禁止進入美國市場。比如禁止使用美國金融系統。比如列入SDN名單。

同時，這種次級制裁，也會進一步引發寒蟬效應。

由于美國的制裁規定極其復雜，界限模糊，處罰又極其嚴厲，很多公司為了避免一不小心踩到紅線，往往會采取“過度合規”的策略。也就是說，它們可能會主動切斷和任何被美國點名，或是僅僅“疑似有關聯”的實體的業務往來。哪怕這些業務本身，并不違反美國的制裁規定。

所以，考慮使用昇騰芯片的企業，就必須得掂量掂量，我的上游供應商會不會因此停止向我供貨？我的下游客戶會不會因此轉向我的競爭對手？我的融資銀行會不會因此調高我的風險評級？這種無形的壓力，有如大山。

層層加碼，環環相扣。我們的面前，是一套復雜而嚴密的“組合拳”。

那么，該怎么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又會如何應對？

破壁之路

已經有很多人，走在了破壁之路上。

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或正在制定“阻斷法案”，對抗美國法律的不當域外適用。

美國的高壓，客觀上也成為了倒逼中國等國家加速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催化劑。

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探索“去美元化”和“多元化結算”，以削弱美元霸權的制約。加強國際合作，維護多邊主義，反對技術封鎖，也成為共識。一些全球企業為了規避風險，也開始尋求產業鏈的區域化和多元化重構。

破壁之路，注定是漫長的。

但世界，風起云涌。

好了。關于“美國全球追殺華為芯片，到底是憑什么”，我們就聊到這里。

哎。為了掀桌子，還真是有夠拼的。

這既是一場法律戰，一場科技戰，也是一場未來的主導權之戰。

而身處其中的我們，只有看懂了背后的邏輯，才能更加清醒地認識這個復雜的世界。

發展之路，道阻且長。但是，歷史已經一再證明，真正的創新和進步，是任何外部力量都難以徹底扼殺的。

祝福華為。

也希望今天的梳理，能讓你少一些迷茫，多一些堅定。

然后，我們繼續向前。

向前。

ps：

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來自我在商業社群“劉潤·進化島”上的日課。

每天，我都會把當天最印象深刻的收獲，毫無保留地分享給你。不知不覺，已經寫了450多篇了。希望這些思考，能給你帶來一點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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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島上，等你。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觀點/ 劉潤主筆/ 二蔓/ 歌平版面/ 黃靜

這是劉潤公眾號的第2604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