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麾下，有一人權勢滔天，備受倚重，堪稱心腹干將。

他主導情報系統，是中華復興社創始人之一。

他又與劉健群、陳立夫共建三民主義青年團，連團名也是他起的。

江西剿共期間，他仿效德國黨衛軍，組建國民黨軍委會別動隊，隨后又在當地設立“壯丁隊”“鏟共義勇隊”，以強征青年、切斷紅軍兵源為要務，制造血腥鎮壓，屠害無數革命干部與群眾。

此人罪惡深重，乃紅軍死敵。

后來他終究落入紅軍之手，眾人群情激憤，怒火難消。

就在喊殺聲四起之際，毛主席一紙電令下達：把此人盡快送來。

殺人如麻的劊子手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兩大特務頭目，非戴笠與康澤莫屬。

前者負責外部情報，刺探日軍動向，監視共黨行動；后者則深入國民黨內部，肅清異己，整肅黨內各派。

二人皆為蔣介石耳目，權力之大，令人側目。

一般人求見蔣介石，需經侍從室層層通報，侍從室視情況決定是否上報，蔣若不愿見，求見者便只能鎩羽而歸。

然而，戴、康二人例外，出入無阻。

戴笠

即便蔣氏與宋美齡私下密談，二人亦可隨時闖入，特權之大，不言而喻。

康澤何以受蔣如此青睞？此事還得從他早年的經歷說起。

1904年，康澤出生于四川安岳縣一戶普通農家，原名康代賓。

年僅七歲，父親病故，全家依靠母親紡織維生。

他自幼勤勉，天資聰穎，刻苦求學，成績在同齡人中一騎絕塵。

中學畢業后，在恩師李恒生、劉卓安及族人康紀鴻的幫助下，他遠赴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

入學后，他對曾刺殺滿清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字兆銘）極為崇拜，不僅改名兆名，號康澤，更是刻意模仿汪氏言行，久而久之，舉手投足皆帶幾分汪氏氣度。

自此，“康澤”之名，開始在黃埔系中嶄露頭角。

他善演講，記憶力驚人，從不備稿，出口成章，邏輯清晰，條理分明。

其談吐之犀利，組織之嚴謹，使不少人對其刮目相看。

在黃埔軍校，他刻苦鉆研軍事理論，從不貪圖享樂，假日亦沉浸于《三民主義》研讀之中。

一次周末，他獨自一人在教室整理蔣介石的訓話筆記，忽聞腳步聲，抬頭一看，竟是蔣介石在教官陪同下巡查。

見狀，他立刻起身立正，神色肅然。

蔣介石翻閱其筆記，隨口問道：“你叫什么？為何不休息？”

教官連忙答道：“他叫康澤，勤奮刻苦。”

蔣介石微微頷首，自此將其列入“可造之才”。

半年后，他以優異成績畢業，蔣介石親自推薦，將其送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

從此，他踏上了生涯的快車道。

1927年10月，康澤自莫斯科學成歸國，步入國民黨核心權力圈，起初任北伐軍總司令侍從參謀，隨即進入軍政系統。

隨后他升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調任總司令部江西“剿共”宣傳大隊大隊長，專司反共宣傳。

他筆鋒犀利，言辭煽動，在政治宣傳領域頗有“建樹”，贏得蔣介石的特別信任，步步高升。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陡然加劇，全國抗日風潮洶涌而起，民眾怒吼，學生請愿，軍人誓死抗敵。

蔣介石憂心忡忡，惶惶不可終日。

他既害怕抗日救亡運動失控，又恐中共趁勢發展，于是決定加強特務統治，建立更隱秘、更高效的情報系統。

1932年3月，“復興社”在南京勵志社會議室正式成立，成為蔣介石特務體系中最核心的機構。

康澤，統領最陰毒、最血腥的“別動隊”系統，專門用于殘酷鎮壓革命力量。

其“別動隊”仿效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墨索里尼的黑衫軍。

班底直隸蔣介石調遣，成員皆經過嚴苛訓練。

該隊編制精簡，裝備精良，行事隱秘，往往分散成小隊，潛入蘇區及其外圍地區進行滲透破壞，手段狠辣。

紅軍暫時撤離的地區，地主豪紳組成的“還鄉團”便在其支持下卷土重來，肆意殺戮，瘋狂清算。

別動隊員有時身穿軍裝，以正規軍身份出現；有時化妝改扮，暗攜武器，潛伏活動，專門對中共地下組織、進步人士實施暗殺、刑訊與清剿，制造血腥恐怖。

別動隊雖人數不多，但每一個隊員皆為訓練有素的劊子手。

他們不僅裝備精良，還配備現代化交通工具，蔣介石甚至特批：“凡別動隊執行緊急任務，一切車輛應無條件讓行。”

這使別動隊行動更加迅捷，所到之處，紅色根據地遭受沉重打擊，共產黨地下組織多次被摧毀，革命群眾蒙受血腥屠殺。

憑借這些“戰功”，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扶搖直上，深得器重。

蔣介石稱他“忠誠可靠”，視其為得力助手；而康澤，則將蔣介石奉若“至尊”，甘心效犬馬之勞，誓死追隨。

自此，康澤成為蔣氏特務機器的中堅，染血無數。

被俘后主席極為重視

康澤的權勢，在抗戰時期仍如日中天。

然而，抗戰勝利后，國共談判展開，全國范圍內反特務、反獨裁的呼聲日益高漲，康澤聲名狼藉，成為眾矢之的。

蔣介石不得不暫避鋒芒，將其外放，派往海外考察二戰后各同盟國的戰后復員工作，以求削弱社會對其的關注。

1946年夏，蔣介石公開撕下“和平、民主”的偽裝，全面發動內戰，內戰烽煙再起，康澤才于1947年初歸國。

此時的他，仍舊是蔣介石倚重的心腹。

同年3月，他被安排進入國民黨立法機構，擔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并同時躋身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常務委員。蔣介石仍未舍棄他，甚至考慮讓他出任熱河省主席。

康澤聞訊，內心惶惶，不敢前往。他深知，熱河已成為中共戰略反攻的主戰場，冀察熱遼邊區的統帥程子華正指揮解放軍猛攻國軍防線。

康澤雖擅權謀，但絕非前線指揮之才，面對戰功赫赫的程子華，他自知不敵。更重要的是，熱河屬于傅作義的勢力范圍，而康澤過去曾多次在蔣介石面前密告傅作義，試圖削弱其權力。

如今若是赴任，傅作義焉能不“禮尚往來”？

康澤權衡再三，借故推辭，未敢前往，逃過一劫。

但蔣介石并未就此放棄對他的安排。

1948年1月，康澤被任命為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駐防襄樊。

康澤雖為黃埔軍校出身，但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真正指揮作戰的經驗幾乎為零。

如今讓這樣一位特務頭子統領軍事重鎮，頗有些“趕鴨子上架”的意味。

但是蔣介石仍然寄望于他能死守襄樊，遏制解放軍南下攻勢。

1948年7月初，劉伯承指揮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及桐柏軍區主力，正式向襄樊發起猛攻。

面對精銳的解放軍，康澤心知肚明，自己根本無力抵擋。

但既然官職在身，表態仍需做足。

他通過電臺向蔣介石表決心：“生決與城共存亡。”

同時，下令城內每天按時升降國旗，召開訓話大會，極力維持鎮定。

隨著戰況急轉直下，康澤的鎮定徹底崩潰。

他一邊向手下發布激昂口號，一邊偷偷向南京發出最后乞援的電報：“職固守最后碉堡，以待援軍。”

1948年7月15日20時30分，解放軍對襄陽城發起總攻。

解放軍戰士冒著槍林彈雨，突破外城防線，逐步向城核心推進。

激戰整夜，至16日拂曉，各部隊已將殘敵壓縮至東街楊家祠堂與古樓一帶。

7月16日清晨，戰斗愈演愈烈，槍聲、爆炸聲不絕于耳。

解放軍不斷逼近，外圍喊聲此起彼伏：“繳槍不殺！”

殘存的國軍士兵已軍心渙散，有的放下武器，有的倉皇逃竄。

康澤的親信胡學熙急得團團轉，見大勢已去，趕忙找來一套士兵服，勸康澤換裝突圍。

但康澤卻一臉鐵青，語氣僵硬地回絕：“這不是我康澤的為人。”

當天下午16時，解放軍指揮員王近山下令發起最后攻擊。

火力全開，碉堡墻體被炸出巨洞，戰士們迅速突入，一層層清掃殘敵。

進入中心碉堡底層后，只見康澤倒臥在地，神情呆滯，身體右側被烈火燒傷，焦黑一片，所幸傷勢并不致命。

這個曾經威風凜凜的“別動隊”統帥，最終還是沒能逃脫，被解放軍俘虜。

面對這個昔日紅軍的死敵，戰士們義憤填膺，紛紛請命處決，現場群情激昂，恨不得立刻槍斃這個滿手鮮血的特務頭子。

捷報傳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極為重視，經過思索后特意發來電令：“將康澤送往華北，并派可靠武裝，加鐐銬妥送。”

晚年終被特赦

反共二十余年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落入解放軍之手后，原以為等待自己的必然是審判與處決。

現實卻遠超他的預料。

中共對他采取寬待政策，不僅給予治療，還派專人照料起居。

甚至，在戰局緊張之際，劉伯承依然抽出時間，親自接見了他，與這位同鄉推心置腹地長談。

康澤滿腹狐疑，坐臥不安。

在他的認知中，共產黨人理應對他恨之入骨，畢竟，他曾屠殺過無數革命者，雙手沾滿鮮血。

每一天，他都在忐忑與煎熬中度過。

他不敢進食，害怕飯菜中下毒；他徹夜難眠，時刻警惕腳步聲，以為槍口隨時對準自己。

日復一日，他發現現實遠比自己想象的復雜。

他的監獄伙食竟比看守人員更好，甚至有專門的醫護人員為他療傷

他本以為會遭受嚴刑逼供，但審訊人員態度和藹，甚至耐心詢問他是否吃飽、傷口是否好轉。

這一切，令他不知所措。

這是毛主席的智慧。

殺他，并不能為無數死去的革命烈士復仇，反而可能破壞解放軍一貫執行的“優待俘虜”政策。

新中國即將建立，如果處決康澤，不僅會讓國民黨殘余勢力借機造謠殺俘，更會讓許多仍在觀望中的國民黨官員心生懼意，不敢投誠。

而給予反革命分子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才是對人民事業真正有利的選擇。

并且，襄陽戰敗，康澤被俘，讓國民黨高層卻陷入尷尬，顏面掃地。

蔣介石的“特派戰地視察組中將組長”周建陶，在城破之際丟下康澤，自己化裝逃走。

敗軍之將，倉皇出逃，生怕自己成為蔣介石怒火下的犧牲品，便急忙向南京發去電文：“襄陽戰斗于7月16日上午結束，康澤自殺未遂，受傷被俘，李本一的整七師已撤至宜城附近。”

收到消息后，蔣介石滿臉陰霾，臉色鐵青。

他是第一時間想辦法如何粉飾太平。

于是，中央通訊社立刻對外發布“官方消息”： 康澤自殺成仁，為黨國犧牲。

7月22日，蔣介石親自授意發布聲明，宣布康澤已“英勇殉難”。

第二天，《大公報》等國民黨喉舌媒體紛紛刊登報道，歌頌康澤如何“壯烈成仁”“以身殉國”。

結果這個謊言沒能維持多久。

康澤不僅沒有“自殺殉國”，反而在解放軍的優待政策下安然無恙地活著。

當國民黨高層得知這一消息后，驚愕不已，整個國民黨營壘為之震動。

國軍士氣本就低迷，此事更是讓大批將領與官員開始懷疑。

而蔣介石本人，則是既憤怒又尷尬，狼狽不堪，惱羞成怒。

后來周建陶面見蔣介石。

蔣介石一見到這個“怕死鬼”，立刻勃然大怒，胡子一翹，劈頭蓋臉便是一頓臭罵：“你這個沒用的東西！臨陣脫逃！不好好協助康澤，一敗涂地，還有臉來見我？”

康澤在戰后被給予了改過自新的機會。

在寬待政策下，他接受改造，進行反思。

隨著時間推移，康澤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有了新的認識。

他目睹了解放軍優待俘虜的政策，也看到了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與國民黨的腐敗形成了鮮明對比。

1961年，康澤因健康問題，被批準監外就醫。

兩年后，即1963年4月，他被特赦釋放，成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這個曾在國民黨特務系統內權勢滔天、不可一世的人，最終以一名普通政協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度過了晚年。

1972年，康澤在北京病逝，終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