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張敏拜師呂述望教授一周年主題活動理論研究成果之一。

一、真理的本質：流動的智慧與動態的實踐

孔子曾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江河奔流不息，真理亦非凝固的教條，而是如活水般與時代共振的智慧。中國哲學自先秦始，便以“道”為核心構建真理觀。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直指真理的超越性與不可言說性。莊子則提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強調真理的體認需以生命實踐為根基。這種思想傳統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對真理的認知：真理不是書本上的教義，而是扎根于實踐、隨勢而變的生命智慧。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批判“口耳之學”，主張“知行合一”，認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他將真理從經院哲學的桎梏中解放，賦予其行動的生命力。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直言：“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將抽象真理還原為具體實踐中的規律。這種以實踐為真理試金石的理念，與馬克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的論斷遙相呼應。

二、歷史鏡鑒：教條主義的沉痛教訓

中國歷史上不乏教條主義之殤。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司馬光曾痛陳：“祖宗之法不可變”，將制度固化視為真理，終致改革受阻。20世紀30年代，王明等人將蘇聯經驗奉為圭臬，照搬“城市中心論”，致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創。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教條主義的本質在于割裂真理與實踐的辯證關系。漢代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僵化思維，與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絕對化主張，都曾將鮮活真理異化為束縛思想的枷鎖。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任何真理若脫離具體時空條件，終將淪為束縛創新的桎梏。

三、守正創新：中華智慧的辯證統一

《周易》揭示的“變易、不易、簡易”三義，恰是真理觀的絕佳詮釋。“變易”強調與時俱進，“不易”堅守核心價值，“簡易”追求大道至簡。這種辯證思維在歷史關鍵時刻屢顯智慧：

—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的宏大理想，卻主張“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將真理探索與生命實踐統一

—朱熹雖構建龐大理學體系，仍強調“格物致知”需“即物窮理”

—王夫之提出“理勢合一”，認為“理因乎勢”而“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時，既堅守“四項基本原則”，又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守正創新”的典范。這種智慧印證了《禮記·大學》所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真理的生機源于對現實的永恒叩問。

四、實踐哲學：真理檢驗的終極標準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系統闡發真理觀：“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這種思想可追溯至墨子“三表法”，即“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的實踐檢驗體系。清代戴震提出“十分之見”，強調真理需“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將考據學提升為方法論革命。

王陽明龍場悟道后創立心學，正是通過生命實踐驗證真理的典型。他在鎮壓農民起義時發現：“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將社會治理上升為心性修煉。這種實踐智慧與馬克思“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論斷不謀而合，彰顯真理的實踐品格。

五、當代啟示：在歷史長河中錨定真理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守正創新”，這既是對中華智慧的傳承，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真理觀的深化。從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變革勇氣，到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放胸襟，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中國始終在歷史實踐中探索真理之路。

《孫子兵法》云：“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真理的探尋同樣需要“因敵變化而取勝”的智慧。當我們以《實踐論》的求真精神破除教條迷霧，以《易經》的變通智慧應對時代挑戰，便能理解王夫之所說：“道莫盛于趨時”。真理從來不是靜止的教條，而是在歷史長河中奔涌向前的實踐智慧，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精神寫照。

（文/笛笙 東興）

注：本文轉載自今日頭條號“武龍行天下”，經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