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集體婚禮被廣泛接受，成為弘揚新時代婚育文化的橋梁。每逢七夕、情人節、“520”等時節，不少地方都會精心設計，舉辦規模盛大、內容豐富的集體婚禮。作為“西風東漸”的產物，集體婚禮早在民國時期就已被引入中國，為當時的婚俗變革起到了積極作用。

集團結婚的興起是在清末以來“文明結婚”發展的背景下進行的，“光（緒）、宣（統）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于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1]相對繁瑣冗長的“三書六禮”，文明結婚力求節儉，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官紳群體中廣泛流行。在1928年蔡元培擬定《婚禮草案》的推動下，內政部于1930年制定包含十二節的《婚禮草案》，“因古禮之遺，循習俗之宜”，仍稍顯復雜[2]。對集團結婚的推動起關鍵作用的，是1934年2月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旨在“改良社會秩序，挽救國家危亡，恢復民族道德，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準繩”的新生活運動。而20世紀20年代意大利為增加人口、鼓勵結婚生育推行的集體婚禮提供了嶄新思路，如1930年墨索里尼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舉辦70對夫婦參加的“聯合婚禮”[3]。

“集團結婚”一詞于1934年首見于《申報》、《新聞報》等各中文報刊。當年12月，上海市社會局“為推行新運、提倡儉婚，仿意大利集團結婚辦法，發起新生活集團結婚典禮”[4]。社會局發言人稱，“近鑒于習俗日趨奢侈，結婚費用動輒數千，市民對于儉婚之希望雖殷，終不敢以身作則，懼遭親友之輕視。際茲積極提倡新生活運動之時，儉婚實有由政府提倡之必要，使民間易于普及。至用集團結婚式，所以使結婚人明了其為社會中之一員，將家庭之觀念，擴而至于社會之觀念”[5]。不少有識之士意識到，婚禮成本的不斷上升、攀比思想的愈演愈烈已經引發了個人經濟乃至社會的巨大風險，不少人“寧可舉起幾年還不清的債，來爭三天的虛榮……饑餓隊里的群眾多得難于估計，而遠東最富麗的電影院和聳入云際的大飯店，卻不斷地建筑起來，點綴著都市的繁華；矛盾性引起了都市的危險性：自殺——個人經濟崩潰的結果；金融恐慌，銀行倒閉——象征著社會經濟的崩潰”，因而“需要莊嚴、隆重的結婚儀式，來轉移民間的錯誤觀念，就是所謂‘變政先變俗’的工作，也就是擬議‘新生活集團結婚’最大的意義”[6]。

因而，“新生活集團結婚”的主要特征是由官方推動“儉婚”，“在極度儉約的經濟支配之下，舉行極度莊嚴的結婚儀式”[6]。1934年4月，上海市長吳鐵城令社會局改良婚儀，社會局在“禮節莊嚴、經濟時間、節省費用”三原則指導下，擬定包括婚禮、相見禮、告廟禮三項的結婚標準儀式，大量刪減其他細目，使婚禮能在半小時內完成。與以往通過八字、五行等擇日的傳統不同，社會局規定每年元旦、孔子誕辰、雙十節、總理誕辰為集團結婚日期，以期將結婚日納入政府紀念活動的時間序列。初期安排中，每次同時有五十對參加，每對交費20元，約僅相當于當時傳統婚禮平均花銷的10%[7]。集團婚禮在市府新屋大禮堂舉行，由市長、社會局長證婚；禮成后，由市長、社會局長夫婦在市政府食堂歡宴新人，稱作連歡宴。

1934年12月21日，第274次市政會議一致通過集團結婚原則。以如此實惠的花費享受如此莊重的典禮，每年節約的民財，“以每對五百元計，便是十萬”，其促進社會經濟安寧的效果如何？[6]《申報》社論從厲行婚姻倫德化、保持婚姻莊嚴性兩點兼顧的角度肯定了集團結婚辦法，但也指出其推行尚有待于社會中上層階級的身體力行；每年四天，每次五十對的限額過少，若市長、社會局長公務繁忙，可由其他局長及社會中之德高望重者分任其勞。針對舉辦次數過少的呼聲，市府重新規劃日期，擬定于每月第一星期的星期三舉行，每年舉辦十二次[8]。

為倡導集團結婚，上海市社會局職員在1935年1月9日的新年同樂大會上，表演集團結婚儀式。2月初，社會局發布布告，定于當年4月3日舉行第一屆新生活集團結婚典禮，并征集集團結婚式樣書[9]。上海首開風氣之后，北平、杭州乃至西川郵務工會會員都仿行籌劃集團結婚，均擬于政府禮堂進行，由政府官員證婚。3月2日，上海第一屆集團結婚的登記申請者已達到58對，并于當月11日開始第二屆的登記；第一屆核準參加的結婚人信息，均通過社會局布告公布，且結婚人須在婚前五日內的規定日期來社會局現場蓋印結婚證、領取登記證[10]。最終確定的59對新人中，男子多為公司職員、公務員、商人；女子近半無職業，其余多為學生、小學教員；男女最大年齡分別為37歲、30歲[11]。值得注意的是，集團結婚與推銷國貨相輔相成：男女禮服均來自美亞絲綢廠，男禮服甲種15元，乙種12元；女禮服甲種5.6元，乙種4.5元，價目均屬低廉[12]。通過國貨禮服的物質符號，集團結婚將節儉消費與民族主義綁定，以抵制奢靡之風，并呼應綢緞業公會發起、旨在與洋裝、洋貨競爭的“國綢禮服運動”。

首次集團婚禮前夕，上海市府于4月2日下午在大禮堂舉行演習。當日，專用接送車輛于下午2時20分自大世界開出，30分經寶山路，3時前抵達市中心區。[13]婚禮當日，接送車輛的時間、路線保持一致，市中心區交通由七區二所派警員維持，指定七百余名觀禮者由市府后門入內，新人由正門入內，以防止擁擠。禮堂內已布置妥當，禮臺之下為結婚人行禮完畢后集中之地，下鋪紅毯、排定數字；其旁一側為結婚人站立等候行禮之地、主席坐席、樂隊，此外均為觀眾席。禮臺和階梯上布置鮮花，正中孫中山銅像前臺上有結婚證書及紀念品。[14]

在市府樓下食堂化妝準備完畢后，社會局派男女科員四人，由休息室中引導新郎新娘分行至市府正門大臺階，登階時，市音樂隊于禮堂外奏樂。入內后，張蓮青女士及國立音專四人奏鋼琴及提琴，滿屋由喧嘩變為靜寂莊嚴的氛圍。婚禮開始，新郎、新娘分別由社會局科長孫秉輝、陳國偉引導入內，登禮臺向孫中山遺像敬禮三鞠躬，新郎新娘對立兩鞠躬，向證婚人致敬禮一鞠躬。禮畢后由吳鐵城及社會局長吳醒亞證婚，吳鐵城宣讀證詞、訓詞，正式宣布新人依法結為夫婦。[15]再次奏琴后，新人隨手提明角燈和宮燈走出禮堂，“藍袍黑褂與白色婚紗相映，遠望之，頗類含有東方風味之花邊圖案，可謂奇觀”。

新人列隊入市府大禮堂《申報》1935年4月4日，第13版

上海市長吳鐵城與社會局長吳醒亞與新人合影《申報》1935年4月4日，第13版

禮成后，由王開照相館負責拍攝合影，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美國影片公司均派攝影師也在場拍攝。合影時吳市長、吳局長站在新人中間，直至六點左右，人群才各散去，“一時市中心區及江灣路上車輛連接、觀眾擁擠，一番欣喜狀況，實未曾見”。[15]首次集團結婚大獲成功后，市府于當年5月、6月、10月、12月分別舉辦第二至第五屆集團婚禮，分別有35、54、142、111對新人參加。每屆舉行，中外人士“結伴往觀”，市府廣場前往往人山人海[16]。從第四屆開始，上海市廣播電臺向全市直播集團婚禮的全過程。直至1937年4月，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共舉辦了13屆集團結婚，這項新婚俗也風靡全國，北平、天津、南京、杭州、蕪湖、漢口、長沙、廈門及廣西、云南的部分地區紛紛效仿舉辦。抗戰勝利后，集團結婚還走入上海市郊的浦東高橋，在1947年1月到1949年1月間以每月一次的頻率舉行，逐漸實現規范化、普遍化。

集團結婚相關插畫《申報》1935年11月17日第12版

上海市第三屆集團結婚新娘走出化妝室《時報》1935年6月6日，第5版

集團結婚在市府新屋大禮堂舉行，將原本用于行政活動的政治空間轉化為公共儀式空間，不僅利用政府建筑的莊嚴性，更通過政治與私人儀式的結合，實現空間功能的疊加，強化了國家權力對私人生活的介入。通過規定新人從正門入場、觀眾從后門入場，以及紅毯、指定站位等空間分隔確保儀式秩序，體現了權力對空間的精細化控制。婚禮結束后市府食堂的“連歡宴”，則將私人慶祝活動納入政府管理的公共空間，進一步模糊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力的邊界。

通過將節儉上升為公民道德，集團婚禮服務于新生活運動“去奢崇儉”的意識形態；其使結婚人“明了其為社會一員”的愿景，將家庭觀念融入社會觀念，通過儀式空間將個人婚姻納入國家共同體的建構中。市長、社會局長作為證婚人，將政府權威納入婚禮儀式，使婚姻合法性由傳統宗族轉向國家認證；孫中山像、對總理遺像三鞠躬的禮儀等，通過空間符號，將婚姻與意識形態直接關聯。宣傳機器通過將集團結婚宣傳為解決當時上海社會矛盾的手段，通過儀式空間轉移民眾對經濟困境的焦慮，塑造了“莊嚴儀式替代虛榮消費”的合法性敘事。

集團婚禮現場通過音樂、燈光與鮮花的布置，營造“靜寂莊嚴”的氛圍，使參與者感受到與傳統婚禮不同的現代神圣性。專業攝影與新聞媒體的廣泛傳播，將婚禮轉化為公共視覺事件，進一步強化其影響力；提前布告公開新人信息，使私人家庭成員轉變為公共示范案例，婚姻被賦予了引領社會風尚的使命。然而，盡管集團結婚“無階級限制”，但參與者多為公司職員、公務員、商人（男性）及學生、教員（女性），實際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集體表演，暴露了儀式空間的階層局限性。傳統“藍袍黑褂”與西方“白色婚紗”搭配，宮燈與西洋樂器的并置，試圖通過符號混搭消解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塑造一種“東方風味”的現代性。

作為權力滲透的工具、應對社會危機的策略和現代性認同的生產，集團結婚不僅是婚禮形式的革新，更是國民政府通過空間生產實現社會控制、意識形態傳播與現代國家建構的典型案例。

參考文獻：

[1]徐珂：《清稗類鈔 (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2]《內政部擬定婚禮、喪禮草案》，《興華》1930年第27卷，第6期。

[3]秋水：《國聞周報》，1930年第7卷，第23期。

[4]參見《滬社會局發起推行新生活結婚儀式》，《中央日報》1934年12月7日。

[5]《新生活集團結婚辦法》，《申報》1934年12月9日。

[6]孫詠沂：《“新生活集團結婚”擬議的前后》，《社會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8期。

[7]吳一恒、陳叔英：《各地農民概況——上海附近》，《東方雜志》第24卷，第16期。

[8]《新生活集團結婚》，《申報》1935年1月28日。

[9]《上海市社會局布告字第900號》，《申報》1935年2月7日。

[10]《參加集團結婚男女社會局開始調查》，《申報》1935年3月3日。

[11]《市社會局核準公布首屆集團結婚名單》，《申報》1935年3月10日。

[12]《集團結婚與推銷國貨》，《申報》1935年3月21日。

[13]《首屆集團結婚新夫婦先辦理蓋印二日下午演習》，《申報》1935年3月29日。

[14]《今日舉行首屆集團結婚》，《申報》1935年4月3日。

[15]《首屆集團結婚昨在市府舉行婚禮》，《申報》1935年4月4日。

[16]上海市通志館年鑒委員會：《上海市年鑒》，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