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中維持和平的長久或短暫，與對敵人的屠殺是成正比的”

這句話出自沙皇俄國名將斯科別列夫，他曾以血腥手段鎮壓了中亞各族的起義，綽號“中亞征服者”。

1877年爆發俄土戰爭，他被沙皇調往歐洲擔任師長，指揮哥薩克騎兵部隊在“諾沃戰役”舍中大獲全勝，打得土耳其軍隊節節敗退。

殲滅土耳其精銳3萬人，兵鋒直逼伊斯坦布爾，斯科別列夫這一壯舉為沙俄在談判桌上贏得了關鍵的籌碼。

米哈伊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斯科別列夫

1882年斯科別列夫去世之前，在彌留之際不忘奉勸他的參謀長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旦國家有事，但愿你永遠不要擔任司令官的職務，因為你雖然會做出很好的計劃，但卻沒有堅強的毅力把它執行到底。”

這個參謀長的名字叫做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他從年輕時就跟隨斯科別列夫南征北戰，擅長制定作戰計劃，但是斯科別列夫去的臨終遺言“一語成讖”。

22年后，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庫羅帕特金被任命為遠東陸軍總司令，沙皇俄國引以為豪的陸軍竟然被日軍血洗，毫無還手之力，最后無奈慘敗，庫羅帕特金也因此被解職。

在日俄戰爭中，曾經在歐洲叱咤風云的俄國陸軍究竟敗在哪里？今天當人們回顧日俄戰爭的時候，庫羅帕特金作為沙皇俄國的陸軍總司令，自然要為戰爭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

雖然他對此非常不服氣，晚年專門寫了一本關于日俄戰爭的書，試圖還原“事情的原貌”，然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個黑鍋注定是要他來背的。

但是從唯物史觀的視角來看，創造歷史的不是王侯將相，而是那個時代無名的人們，所以按照這個邏輯。

把日俄戰爭的陸軍的失敗，歸咎于庫羅帕特金這種說法，就和日本勝利主要是因為明治天皇“英明神武”的論調一樣扯淡。

庫羅帕特金雖然比不上三國名將周瑜火燒赤壁，以弱勝強，力挽狂瀾，但也絕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將其稱為“酒囊飯袋”真的有失偏頗，他確實是一個頗具能力的將領，否則名將斯科別列夫會讓一個這樣的人當參謀長嗎？

除了關注具體的關鍵人物之外，沙俄高層在戰略方面的失誤是什么？背后相關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是什么？本文將從多個角度詳細分析其來龍去脈。

沙俄的遠東野望

可以這樣說，整個19世紀，沙俄都在追求世界霸權，企圖將自己變成一個世界性帝國，所以軍隊的戰略都是以進攻性為主。

俄國總是覺得緩沖區面積太小了，這讓周邊國家寢食難安，“俄羅斯沒有邊界”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需要努力完成的目標，巔峰時期的沙皇俄國領土面積，占到了整個歐亞大陸的42%就是證據。

龐大的沙皇俄國

但事實上，整個遠東軍事戰略中，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卻是以防御為主的，從大清攫取利益的方式是“非軍事”的，而且獲得了巨大利益。

既然可以躺著賺錢，那又何必在遠東大動干戈呢？但是俄國也意識到，日本在遠東的崛起，遲早是一個麻煩。

所以在1891年，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時期，俄國就開始修建了連通遠東的西伯利亞鐵路，此時尼古拉二世還是皇儲。

除了經濟層面的考慮之外，來自日本的威脅越來越明顯，三年后，甲午戰爭爆發，13年后日俄戰爭爆發。

盡管俄國高層已經意識到來自日本的威脅，但是驕傲的俄國人普遍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俄國強悍的陸軍對付“落后”日本人綽綽有余。

在軍事方面，1853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雖然當俄國元氣大傷，但是“餓死的駱駝比馬大”，戰爭的失敗也催生了俄國內部的軍事改革。

迪米特里·米柳京用義務兵制度取代了陳舊的募兵制，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青年也必須服兵役，俄國陸軍不再是由貴族莊園內的農奴兵構成，他還將俄軍的作戰單位，從軍團縮編成“師”，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俄國陸軍的反應速度。

所以，俄國在1877年爆發的俄土戰爭中，就一雪前恥，和當年克里米亞戰爭的頹勢相比，效果異常明顯，甚至一度差點拿下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這也側面證明了米柳京的軍事改革的正面作用，截止到日俄戰爭爆發前，俄軍一共有現役120-150萬人，預備役則高達300萬人。

在經濟方面，迪米特里·米柳京的弟弟小米柳京通過解放農奴的改革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再加上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重用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實行經濟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只有戰爭是終極的考驗，從紙面上來看，在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前，俄國對日本來說的確是一個十分強大的對手，但是在遠東地區是俄國的能力邊界，勝負難料。

遠東最大的威脅

正如著名的科幻小說《三體》中的那句名言一樣，“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俄國高層帝國了日本的野心和膽量，樂觀的認為日本不敢單獨挑起戰爭。

除非俄國在歐洲被卷入戰爭，所以在遠東的兵力部署上過于薄弱，更確切的說是運輸和經濟能力不足以支撐在遠東爆發一場大規模戰爭。

沙皇俄國的主要兵力集中在歐洲東部和黑海地區，面對日本的軍備競賽，俄國只能通過逐漸增兵的辦法來實現威懾。

1904年前，俄國在遠東的駐軍僅有12-15萬人之間，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滿洲里和旅順港三個地區為駐軍重心，駐軍數量分別為4.5萬、2.8萬、2.5萬，非常分散。

所以才會導致在戰爭開始初期，俄國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因為沒有能力集結優勢兵力主動出擊，這樣一來，擅長搞偷襲的日本就如魚得水。

事實上日本在戰前制定的作戰計劃，也驗證了這一點，日本的間諜非常清楚俄國在遠東的戰略安排，而俄國對日本的真實意圖知之甚少。

所以日軍的作戰的核心計劃是，利用俄軍兵力不足而且后勤跟不上的弱點，以偷襲的方式先殲滅俄軍的太平洋艦隊。

奪取黃海和日本海的制海權，在海軍的掩護下，保障日本陸軍在朝鮮和遼東半島登陸，攻占旅順港。

再集中陸軍主力，在俄國增援部隊到達遠東之前，在遼陽和奉天地區殲滅俄軍，這是一個速戰速決的計劃，強調進攻。

這和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作戰計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整個日俄戰爭中，制海權變得非常重要。

日俄在遠東制海權的較量

19世紀90年代中期，世界海軍史上出現了一個重量級人物，美國海軍戰略家，《海權論》的作者阿爾弗雷德.馬漢，他的理論席卷整個歐洲，當然圣彼得堡也不例外。

俄國太平洋艦隊創建之初，深受其理論影響，為此建造了一系列遠洋戰列艦，比如1.1萬噸排水量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級戰列艦，雖然不是世界頂流，但是可以和當時大部分西方國家的主力艦一爭高下。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

沙俄還通過強占旅順港，當作其在遠東的海軍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在遠東擴張的野心，俄國太平洋艦隊建立之初的戰略目的就是，試圖通過進攻來遏制任何敢于威脅俄國遠東利益的國家，劍指日本。

因為當時西伯利亞鐵路還沒建好，俄國大規模調動陸軍的難度很大，一旦日軍在朝鮮半島登陸，在歐洲的陸軍調度很困難，一時半會很難進行支援。

所以在鐵路修好之前，制海權就是生死線，俄國太平洋艦隊只有穩住制海權，才能贏得戰爭，但是當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俄國遠東總督阿列克謝耶夫在戰術上。

卻要求太平洋艦隊在戰爭中保存實力以防御為主，目的是牽制日本海軍，這種想法對于陸軍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本不適用于海軍。

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阿列克塞耶夫

因為海軍作戰的一個特點，就是防御必須在海上進行，如果讓敵方控制了制海權，那么在陸地上的防御工事就會變得形同虛設。

在敵方軍艦的掩護下，可以選擇任意地點掩護陸軍登陸，所以來自海上的敵人，必須在海上進行防御，而海上最好的防御就是進攻。

但是如果把戰爭失敗的原因全部歸咎于遠東總督阿列克謝耶夫這個人，也是違背唯物史觀的，因為從客觀條件來看，俄國海軍是西方海軍中最悲催的一個，也許沒有之一。

因為在歐洲和黑海的出海口都是內海，通向四大洋都會被英國及其小弟卡脖子，這讓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黑海艦隊必須各自單挑。

當然太平洋艦隊也是這樣，地理上的阻隔，讓俄國整個海軍很難集中優勢兵力給對手致命一擊，三大艦隊很難形成合力，而英國、美國、日本這樣的海權國家在這方面優勢明顯，在英國和美國的幫助下，日本海軍的優勢就很明顯。

除非太平洋艦隊實力非常強，可以在海上碾壓對手，但是鑒于當時俄國的經濟實力，顯然是無法支撐三大艦隊開支的。

所以太平洋艦隊的定位就非常尷尬，沒有碾壓日本海軍的實力，所以選擇防守，但是一旦選擇防守，海軍的優勢就沒有了。

這就好比玩《英雄聯盟》一樣，海軍的角色就像刺客，從一開始就要浪起來，就算沒錢買裝備，也要以進攻和刺殺為目標。

就算死在攻擊的路上，也萬萬不能當肉盾去用，在海洋上最好的防御就是殲滅對方，制海權的爭奪就是你死我活，贏家通吃，但是對俄國陸軍來說，防御卻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俄國陸軍的“戰略尷尬”

俄國陸軍總司令庫羅帕特金其實非常清楚，就遠東那點兵力是不可能阻擋日軍在朝鮮登陸的，當然也無法阻止其進攻遼東半島，所以他制定的計劃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拖”。

他計劃以現有兵力進行防御，死撐6個月來爭取時間，等待增援，然后再集結兵力發動反攻，庫羅帕特金實際上是在憋大招，但是CD時間太長。

陸軍防御的計劃包括，不惜任何代價堅守旅順要塞，以鴨綠江作為分水嶺，阻止日軍從朝鮮半島北進，避免與日本陸軍展開決戰，通過騷擾日軍后方，引誘其北上。

所以在庫羅帕特金的計劃中，海軍的目的也不是進攻，而是配合陸軍拖延時間，根據陸軍的計劃，俄國海軍的主要目的是，以旅順港作為基地，控制黃海和朝鮮海峽的制海權，從而阻止日本陸軍在朝鮮西海岸登陸，分散日本海軍對主戰場的注意即可。

但是這與海軍強調的進攻性也是矛盾的，阿爾弗雷德.馬漢的理論主要就是強調海軍進攻的重要性，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對方的主力艦隊，從而掌握制海權。

海軍和陸軍的最高統帥都沒法給出對方一個合理的戰略安排，完成海陸協同作戰，并且為戰爭的勝利負責，庫羅帕特金和阿列克謝耶夫顯然都不是帥才，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

然而除了戰略上的失策之外，俄國海軍和陸軍在作戰上缺乏整體性，指揮鏈混亂也是非常致命的。

究竟該聽誰的？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初，遠東總督阿列克謝耶夫制定了新作戰計劃書，對俄軍在遠東的部署進行了最后的調整，其中位于我國東北地區的中東鐵路成了關鍵。

俄軍將以這條鐵路為基礎，將陸軍在整個東北地區鋪開，通過鐵路將分散在各地的陸軍基地連接起來，戰爭爆發后就可以互相支援，海軍則以旅順港為據點，進行防御。

中東鐵路

這個計劃遭到了遠東陸軍總司令，庫羅帕特金的強烈反對，他認為俄國并沒有壓倒性的優勢，如果分散開來，就會讓關鍵的戰略要地兵力嚴重不足，

如果把大量的野戰部隊部署在南滿方向，一旦日軍攻下了位于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國海軍基地，那么這無疑是歷史性的災難。

所以庫羅帕特金認為應該集中兵力做后退防御，用空間換時間，等到支援部隊趕到之后，再集結兵力反擊。

吊軌的是，這個方案阿列克謝耶夫并沒有采納，因為在他看來，陸軍的戰線一旦被拉長，就意味著旅順會失守，從而丟掉黃海的制海權，作為海軍上將，阿列克謝耶夫是不會放棄旅順的，他對陸軍也一竅不通。

他是老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私生子，按照輩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自然不會把庫羅巴特金的方案放在眼里。

而庫羅巴特金作為遠東陸軍總司令，曾跟隨名將斯科別列夫久經沙場，陸軍的實戰經驗非常豐富。

但是更尷尬的是，庫羅巴特金的作戰方案必須經過彼得堡總司令部的審核，才能進行修改，最后雖然經過彼得堡方面的審核，原則上同意了庫羅巴特金的意見，但是也向他表明了，俄國不能失去旅順港。

俄國貴族

說白了就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而阿列克謝耶夫憑著皇室血統可以直接無視，這種指揮鏈上的混亂，讓俄國在遠東的陸海協同作戰化為泡影。

所以從陸軍的角度來看，從戰爭爆發開始，庫羅巴特金就左右為難，如果他不靠近南滿，那旅順港必然失守，但如果保全旅順港，就過于向南滿方向深入。

日軍從朝鮮登陸之后又會從其側后截斷退路，很難兩全其美，這就導致他在指揮作戰時，顯得畏首畏尾。

從海軍的視角來看，本應積極進攻，卻以防守為主，陸軍要聽海軍指揮，阿列克謝耶夫既不懂陸軍，又無法發揮海軍的優勢，選擇消極防御。

就像一個出肉裝的刺客瞎帶節奏，前期不去削射手和法師，專挑坦克下手，殺又殺不死，關鍵他還是隊長，都要聽他的，你說氣不氣人？

除了海陸無法有效的協同，指揮鏈混亂等戰略問題之外，在物質上的供應也是俄國失敗的一個原因，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時，西伯利亞鐵路還沒有修好，這就導致俄國軍隊經常缺炮少彈，所以士氣極其低落。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庫羅帕特金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不得不在機槍很少，沒有足夠炮彈的情況下盡力戰斗，一個士兵一天只有1俄磅的肉，和生了蟲子的面包，食物中毒現象時有發生，生病了沒有藥物，冬天需要棉衣，后勤部門送來的卻是夏天的雨衣，他的日記中充滿絕望的語氣。

所以導致俄國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后勤拉垮，嚴重的影響了軍隊的作戰能力，但從本質上來看，是沙皇俄國的政治和經濟出現了問題，二者相互作用，原因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第一：沙皇俄國雖然發展的是資本主義，但是產業類型主要是農業，工業基礎設施相對西方國家是薄弱的，與資本主義工業國相比缺乏競爭力。

沙皇政權是一個專制制度，腐敗、官僚主義橫行，俄國貴族擁有大片土地，能夠以稅收和地租的形式從底層農民手中榨取巨額資金。

被壓迫的底層平民

這意味著國家的大部分財富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普通平民消費能力薄弱，國內的消費市場內需不足，不利于工業化的發展，戰爭最后拼的就是工業體系和經濟能力。

當時的日本經濟也出現了問題，但是甲午戰爭之后的巨額賠款，被用于大力發展海軍，從而拉動了日本的鋼鐵和造船產業發展，再加上地理位置很近，讓日軍的后勤得到的保障。

第二：經濟問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在日俄戰爭之前，沙皇俄國的政局動蕩，上層的貴族不斷對底層農民進行剝削壓迫，導致人民對政府制度的不滿。

開始迫切的建立更民主的制度，此時潛伏在俄國的日本間諜明石元二郎看準時機，申請了100萬日元的活動經費，用于資助俄國內部起義。

1905年，在彼得堡發生的”星期日慘案”和波將金號嘩變等一系列活動，都可以找到他的身影，在明石元二郎的推波助瀾之下，俄國各地紛紛展開了反對沙皇的起義活動，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和暴動。

為此沙皇被迫放棄調動前往遠東對日作戰的部隊，轉而對其進行鎮壓，搞得俄國政局動蕩，內部分裂，讓戰局優勢向日本傾倒，所以沙皇俄國算的上是內憂外患。

第三，俄國的戰爭融資不如日本，為了打贏日俄戰爭，日本開始到處借錢，美國猶太巨富雅各布.希夫向日本提供2.1億美元的戰爭貸款，利息高到10%。

在英國的幫助下，一共向日本提供了折合2億美元的貸款，其中日本明治政府通過英國匯豐銀行和橫濱正金銀行，在倫敦金融市場發售了1000萬英鎊債券，相當于0.5億美元。

英國動員了其在國際輿論與資本市場上的巨大影響力，為日本搖旗吶喊、竭力鼓吹。在發債當日，日本發行的戰爭債券被炒得像熱門馬票一樣。

最終的認購款竟然達到了借款額的5倍，完全超出日本政府的預期，在英國資本的推動下，美國金融界對日的貸款的利率下降到了6%。

日本在戰爭期間，籌集到了8億多日元的戰爭貸款，用在了投資軍事裝備和兵力的擴充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通過巴林銀行組織法國財團，向沙皇俄國提供了折合1,600萬英鎊的戰爭貸款，折合約0.9億美元，利率最高不超過3%。

所以日俄戰爭不光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較量，還牽扯到戰爭的融資能力，英國、美國的資本家在全球金融領域對戰爭的影響也非常重要。

引用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張文木教授的話，“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國家為生存和發展與他國博弈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要帶刀子的，同時戰略又是研究國家發展能力邊界即底線和極限的學問”

在日俄戰爭之前，沙皇俄國的戰略是建立“海陸并強”的世界性帝國，然而基于其自身的地緣條件，要建立一個海權強國已經超出了能力極限，所以任何超出能力極限的戰略終究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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