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社會，眾多家長時常陷入教育選擇的困惑之中，例如孩子的專業方向該如何抉擇，文科專業是否還有發展前景；又或者在當下的環境里，送孩子出國留學是否依然是一筆劃算的投資；亦或是家庭資源究竟該如何分配，是否應全力投入子女教育。

現在的教育領域，用馬江博老師的話說就是，正在發生重置，教育的舊邏輯已經失效了。那么，新的邏輯是什么呢？我們又該怎樣應對呢？

一、舊教育邏輯失效的根源

回溯歷史，自 1978 年高考制度恢復以來，中國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依托于三個重要的歷史前提條件。其一，人口數量處于上行增長階段；其二，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城市規模不斷擴張；其三，傳統工業迎來大規模發展時期。

這三大因素分別從人口、城市建設以及產業發展等維度，催生了對教育的龐大需求，使得中國教育在過去數十年間始終處于發展的紅利期。

然而，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如今的社會環境已發生巨大轉變。在人口方面，新生兒數量持續減少；城鎮化進程中，第一波大規模高速擴張已接近尾聲；傳統產業的發展也遭遇瓶頸，產業結構急需轉型升級。

這些曾經深刻影響教育發展的關鍵因素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此引發整個教育領域在時代發展的浪潮中進行徹底的重置。這種重置具體體現在教育杠桿、教育產業邏輯、教育性價比以及教育資源等四個方面。

二、教育杠桿的重置

所謂教育杠桿，指的是普通大眾借助教育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 “教育杠桿” 效應極為顯著，一個普通家庭的子女，只要能夠進入大學甚至中專院校學習，就極有可能實現階層的跨越。

當時，社會整體學歷水平較低，大家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底層家庭的孩子憑借一張試卷就能改變自身命運。這種高教育杠桿效應，持續了長達三十年之久。

但時至今日，教育杠桿的作用正不斷減弱并發生重置。一方面，擁有豐富資源的家庭子女，在教育競爭中占據天然優勢，不僅在起跑線上領先，還能在學習過程中不斷加大投入。有研究數據顯示，上世紀 80 年代，北京大學農村生源占比超過 30%，但在隨后的 40 年間，這一比例持續下降。相關報道指出，近年來該比例可能僅維持在 10% - 15% 左右，與此同時，更多來自小鎮的孩子只能進入二本院校就讀，“寒門難出貴子” 逐漸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

另一方面，即便學生畢業于名校，在就業和個人發展過程中，家庭資源所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甚至超越了教育本身對個人發展的推動作用。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教育杠桿的衰減與社會財富的積累密切相關，背后反映的是社會資源和財富積累從匱乏到豐富的周期性演變。

40 年前，社會整體資源有限，教育成為改變命運的關鍵杠桿；而經過 40 年的發展，部分人群積累了大量資源，普通孩子單純依靠教育杠桿，已難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這一現象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同樣存在，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尤其當社會財富增長從 “增量擴張” 階段進入 “存量固化” 階段，競爭愈發激烈，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也更加突出。教育杠桿的重置，本質上是社會資本積累速度超過學歷或教育紅利增長速度的體現，個人實現階層突破的成本也從過去的 “十年寒窗苦讀” 轉變為 “兩代人的資源積累”。當然，國家也在積極規劃相關改革措施，以解決這些問題。

三、教育產業規律的重置

從本質上講，現代教育也是一種特殊的 “產品”，其培養的人才需要與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相契合。一旦產業結構和國家戰略發生重大變革，教育體系必然隨之調整。

在改革開放后的前 40 年里，中國經歷了外貿、基建、房地產、互聯網四波發展浪潮，教育的產業規律在很大程度上與這四大產業緊密相連。例如，過去興起的 “土木報考熱”，正是因為房地產和基建行業的蓬勃發展帶來了大量人才需求；“計算機熱” 則源于互聯網行業的快速崛起；“金融熱潮” 更是與多個產業相關，因為各產業發展都離不開融資環節。

包括經管、法律等文科專業的發展也是如此。當時，國家經濟發展依賴金融融資，社會經濟的快速擴張需要大量 “普通通用型管理人才”，而文科專業培養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在過去二十多年間，大量經管、法律類文科生被培養出來。

然而，這種基于市場需求驅動的人才培養模式存在結構性滯后問題。當產業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教育系統仍在為上一輪產業周期培養過剩人才。

如今，教育產業化出現了兩個根本性轉變。其一，教育服務的對象從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隨著貿易戰對傳統外貿的沖擊，以及國內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高科技產業和數字產業迅速崛起，社會對通用型一般管理人才的需求大幅減少，以往的文科生培養模式已不再適應新的產業需求，轉而更加需要科學家和工程師等專業人才。

其二，教育發展的主導力量發生變化。在中美大國博弈的背景下，為解決 “卡脖子” 問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教育導向從單純依靠市場或就業驅動，轉變為國家戰略的強力引導。國家通過一系列高校改革、高考改革和專業改革措施，將教育資源向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領域集中，由此不難理解國家大力發展理工科、推進各類選拔計劃的原因，教育體系正逐漸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支撐。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實際上是產業結構發展到關鍵拐點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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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性價比的重置

基于教育杠桿和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及其背后的原因，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到教育領域的第三個重要變化 —— 教育性價比的重置。

教育本質上是一種投資行為，但如今的教育投資已不再像過去那樣 “穩賺不賠”，而是具有了一定的風險性。打個比方，過去的教育投資如同銀行存款，到期便能獲得穩定收益；而現在的教育投資則更像是股票投資，不僅不一定能獲得回報，甚至可能面臨虧損。

這種風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教育成本不斷攀升，高價學區房的購置、海外留學所需的高額費用等，都給家庭經濟帶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教育收益卻在逐漸降低。如前文所述，教育杠桿作用減弱，教育收益減少；同時，教育服務的產業結構發生重構，部分教育 “產品線” 早已不符合市場需求，培養出來的人才無法滿足社會實際需要，導致教育投資的效益大打折扣。

從更深層次來看，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教育模式可以被稱為 “普惠式的精英教育”?！捌栈菔健?體現在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普及，“精英” 則表現在高等教育仍以培養白領和中產階層為目標。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種看似矛盾的教育模式的問題被掩蓋，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大量培養的白領人才后備力量過剩，而社會對藍領工人、職業教育人才的需求卻遠遠得不到滿足。以江蘇為例，掌握數控技術的藍領工程師、泥瓦工等職業人群，其收入在當地往往處于較高水平。

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分析，教育性價比的重置實際上是知識資本重新定價的過程。在工業時代，教育投資遵循線性增值規律，學歷與收入呈正相關；但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知識更新速度極快，傳統學歷的 “保值” 功能逐漸失效。未來，中國人才將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一部分人走高端路線，成為高價值的科創人才；另一部分人扎根基層，成為具有專業特色的藍領職業人才；而處于中間層次的普通人才，可能會面臨較大的發展困境?？傮w而言，普通白領的性價比逐漸降低，職業藍領的性價比則不斷提升，因此在進行教育投資時，家庭需要重新評估成本與收益。

五、教育資源的重置

在人口結構變化、技術革命以及產業升級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教育已成為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和強有力的支持。

因此，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會再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而是會有所側重。就如同在區域發展中，國家會將優質資源向具有發展潛力的省份傾斜，以推動創新突破；在教育領域，優質教育資源也將向具備優勢的主體集中，助力攻克 “卡脖子” 技術難題。

未來，主要有兩類院校將從中受益。第一類是理工類、國防類、醫農類高校，尤其是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學科方面具有優勢的院校，而財經類、政法類院?？赡軙媾R一定的發展壓力。第二類是經濟發展與教育資源不匹配地區的院校。以深圳為例，其經濟實力強勁，但本地教育資源相對其他一線城市甚至部分二線城市存在差距。得益于當地強大的經濟支持，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以及杭州的西湖大學等院校迅速崛起，成為教育領域的新興力量。

面對教育領域的這些變革，普通人該如何做好準備呢？以下是幾點具體建議。

第一，針對教育杠桿的重置，個人在行動上應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爭取進入優質學校，獲取高學歷，充分利用教育杠桿帶來的機會；在心態上，要降低對階層躍升的預期，認識到實現階層跨越需要更多時間和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重新調整個人和家庭的心理預期。

第二，在教育服務產業發生重置的情況下，選擇專業的重要性不亞于選擇學校，甚至更為關鍵。建議優先考慮面向未來發展的專業，以及國家戰略支持的理工類或高應用型文科類專業；對于普通學生而言，技術型藍領職業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發展方向。

第三，面對教育性價比的變化，要以理性的態度看待教育投資。如今的社會環境已發生改變，教育投資存在風險，普通家庭應根據自身經濟實力量力而行。例如，對于許多家庭來說，花費數百萬送孩子出國留學，畢業后卻只能獲得幾千元的月薪，這樣的投資并不明智，將資金用于購置房產、購買保險等，或許是更為現實的選擇。

第四，在教育資源重置的背景下，如果其他條件相近，建議優先選擇東部經濟大省或發達地區的高校，這些地區往往擁有更豐富的教育資源和更好的發展機遇。

總而言之，在進行教育決策時，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并遵循社會發展的周期性規律，這是普通人把握時代發展紅利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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