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世貿組織”)成立三十周年。回顧過去三十年,世貿組織既取得了成就,也遭遇到挑戰。目前,世貿組織所奉行的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原則正遭受逆全球化思潮及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侵蝕。有專家指出,世貿組織目前甚至面臨生存危機的考驗。在此背景下,世貿組織進行改革的迫切性進一步凸顯。
促進多邊貿易發展
世貿組織的前身是簽署于1947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這一國際協定旨在促進國際貿易與發展。1948年至1994年間,《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為全球很多貿易提供了規則,并見證了國際貿易增長最快的一些時期。不過,在此期間《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始終只是一個臨時協議。1995年1月1日世貿組織的成立,標志著二戰后國際貿易體系最大的一次改革。《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主要涉及貨物貿易,而世貿組織及其協議還涵蓋了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領域。此外,世貿組織還建立了新的爭端解決機制。
過去三十年來,世貿組織成員就世貿組織規則體系的重大更新達成很多共識,從而促使全球貿易更加暢通。世貿組織成員已擴大至166個,覆蓋全球98%以上的國際貿易。
從《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到世貿組織,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一直是全球自由貿易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世貿組織的一大宗旨在于促進經濟和貿易發展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障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長。歐盟委員會于2021年發布報告《改革世貿組織:邁向可持續且高效的多邊貿易體系》指出,自1947年多邊貿易體系建立以來,全球貿易規模已擴大300倍,如今占全球GDP的60%以上,為世界各地的就業、經濟增長和投資提供了支持。這一成就部分歸功于通過多邊貿易體系逐步達成的關稅削減,同時也得益于該體系所提供的穩定性。
該報告指出,世貿組織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限制了各國在貨物和服務貿易中的差別對待,為全球市場提供了穩定的開放基準,促進了基于效率和創新的國際競爭。此外,世貿組織的規則保護了所有貿易體的利益,防止歧視性、隱性的貿易壁壘,并確保貿易救濟措施符合多邊商定的規則。而且,關稅約束機制降低了各經濟體在經濟沖擊下隨意提高關稅的可能性,而爭端解決機制則確保了規則的執行,有效防止了貿易沖突的升級。
面臨多重挑戰
在過去三十年間,世貿組織遭遇了不少挑戰,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新冠疫情對國際貿易的沖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彼得羅斯·馬夫羅伊迪斯(Petros C. Mavroidis)對本報記者表示,世貿組織成功度過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貿組織成員保持了克制與理性,沒有對一些雖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字面含義但未違背其精神的措施發起激烈挑戰。然而,他認為世貿組織要克服當前的地緣政治危機非常困難。
在世貿組織2024年發布的《2024世界貿易報告》中,世貿組織總干事伊維拉指出,全球貿易正面臨著艱難的時刻。在地緣政治緊張和氣候危機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政策措施有所增長。數據顯示,經過多年關于“脫鉤”的討論,貿易可能正按照地緣政治的分歧逐漸割裂。
除了地緣政治危機,馬夫羅伊迪斯還指出,世貿組織在實現其自身機構的現代化方面困難重重,而且遺憾的是,其影響力正在減弱。他認為,世貿組織一些相關的產業政策規范已經過時——全球價值鏈是在世貿組織成立之后才崛起的,而跨國補貼無法被反制。更廣泛而言,世貿組織的補貼規范是針對自由市場經濟起草的,但并非所有世貿組織成員都采取這一模式。再加上安全困境推動各經濟體采取措施來維護經濟安全、民粹主義日益盛行,所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一股撼動“自由國際秩序”根基的沖擊波。
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是世貿組織的一大成就,也是世貿組織的重要支柱。這一基于規則的正式機制旨在解決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貿易爭端,提供公平、透明的過程以解決貿易沖突,從而增強國際貿易的穩定性。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構自成立以來共受理世貿組織成員間約600宗貿易爭端。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是全球貿易領域的最高法院。然而,由于美國自2017年以來不斷阻撓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新法官遴選,上訴機構于2019年12月因法官人數不足正式停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也因此難以正常運轉。
美國巴布森學院經濟學教授肯特·瓊斯(Kent Jones)指出,特朗普政府對世貿組織體系發起攻擊,通過單邊保護主義措施削弱其規則與規范。在拜登政府下,美國的民粹主義貿易政策仍然得以延續。
有不少專家指出,如今世貿組織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其自身的生存危機。馬夫羅伊迪斯對此表示贊同。“現在需要及時止損,將損害降到最低。特朗普政府的上臺對于多邊主義沒有裨益。”對于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所面臨的困境,馬夫羅伊迪斯建議:“假設我們希望全部現有成員都參與其中,在我看來,唯一現實可行的方案是借鑒國際法院模式——設立一個一審終審的法院,其中部分成員將在互惠基礎上接受其強制管轄權,而其他成員則不會這樣。”不過,他認為,不接受管轄的成員也將付出代價:如果他們希望在類似的司法管轄機構下解決爭端,就必須設法說服最終應訴方。
特朗普重返白宮加劇了各界對世貿組織前景的擔憂。馬夫羅伊迪斯提出:“特朗普第一任期給我的一個教訓就是他充滿不可預測性。有鑒于此,我不認為他會重啟更新世貿組織的努力。”他認為,最理想的情況是,美國繼續留在世貿組織,但不刻意破壞整個體系。世貿組織成員只能熬過這一屆美國政府,寄希望于未來局勢好轉。“正因如此,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盡量控損。”他強調。
以改革創造機遇
上述歐盟委員會報告指出,世貿組織改革最緊迫的任務是找到一個共同的基礎,恢復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并推進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這個任務應當優先處理,而不應與世貿組織改革的其他方面掛鉤。如果沒有一個正常運作的爭端解決機制,各國很難有動力去推動規則的現代化和填補空白。
馬夫羅伊迪斯認為,世貿組織必須為經濟安全留出空間,但以目前的狀況來看,它幾乎沒有做到這一點。在這方面,現有規則亟須重新審視。“然而,遺憾的是,在當前格局下,我看不到這一變化的可能性。”他建議,如果對復邊協議(也稱“有限性多邊協議”)的規則有所放寬,或許還存有一線希望。但現實是,這一思路目前主要體現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中,而自由貿易協定似乎正在主導全球貿易議程,遠遠超前于世貿組織的改革步伐。
瓊斯建議,要修復世貿組織體系,必須采取以下關鍵措施:世貿組織各成員進行內部改革,提升其自身的經濟調整能力、勞動力流動性,并完善社會安全網;世貿組織本身進行改革,擴大其成員的內部決策空間,磋商制定新規則解決爭議性問題,并放寬以“協商一致”原則為基礎的決策機制;美國重申對多邊貿易規則的承諾。瓊斯認為,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全球領導力的重振。如果現行世貿組織規則無法有效應對這些挑戰,各經濟體可能會進一步轉向區域貿易協定,由此可能會為重塑基于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創造條件。然而,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帶來的壓力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仍可能導致主要經濟體持續缺乏合作意愿,為全球貿易體系的未來蒙上陰影。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迅速發展,數字貿易異軍突起。此外,隨著全球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也在重塑全球貿易格局。馬夫羅伊迪斯表示,從理論上講,數字貿易及可持續發展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然而,現實中政治因素橫加阻撓,在當下尤為如此。
歐盟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世貿組織規則需要對接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現實。其首要任務是現代化關于電子商務、投資便利化、服務業國內監管和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相關規則,包括補貼問題。在談判方法上,單一談判方式已經無法達成有效成果,取得進展的最佳方式應是采取不同的程序,尤其是開放的復邊協議。開展實質性談判的同時,世貿組織成員應思考如何將復邊協議更好地融入世貿組織框架。
對于世貿組織的未來,馬夫羅伊迪斯并不太樂觀。“我始終支持多邊主義,并希望當前局勢能夠改變,而且必須改變。面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如果沒有各方的共同承諾,我們將無法有效應對。”他認為,要推動這一態度的轉變,各貿易體至少應設法避免世貿組織的根基遭到動搖。畢竟,失去世貿組織的代價不僅僅是貿易損失,更嚴重的是多邊合作將受到沖擊,影響范圍將超越貿易領域。
( 本報特約記者 姜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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