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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曾許諾一個更緊密、更平等的地球村,但現實卻走向了它的反面——文明沖突加劇、生態危機頻發、社會信任崩塌。我們原以為“連接”必然帶來進步,卻未曾料到,過度的壓縮與碰撞反而讓世界變得更加破碎。浙江大學劉東教授在新作中尖銳指出:“后全球”時代的真正困境,或許并非全球化的失敗,而是我們對其本質的長期誤判。
當西方學者紛紛討論“逆全球化”時,劉東教授提醒我們:問題不在于全球化是否應該繼續,而在于我們如何重新理解它。文明的碰撞并非簡單的融合或對抗,而是催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系統性紊亂”——風險不再是局部的,而是以指數級的速度在全球網絡中傳遞、放大。我們既無法退回封閉的過去,又尚未找到真正共生的未來。
劉東教授
這篇文章將從“后現代”“后民族國家”到“后全球”的學術話語中抽絲剝繭,揭示一個更為深刻的悖論:人類越是試圖超越舊秩序,就越深地陷入自我制造的認知泥潭。全球化從未真正“扁平”世界,它只是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的裂痕。
本文摘自《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一書,部分有刪減。
《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劉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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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喜歡動用“post”這個術語,要么表達對于當下狀態的超越愿望,要么表達對于新興潮流的時髦追逐,畢竟“當下”在他們挑剔的目光里,總是千瘡百孔、不如人意。由此就不免想到,如果相對于“ancient”一詞而言,所謂“modern”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弄潮或超越,那么“post-modern”則又意味著對于“modern”的超越,更不要說,又有所謂“post-postmodern”的最新提法,比如杰弗里·尼隆(Jeffrey T. Nealon)的那本《后-后現代主義》。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人們有多喜歡生造意味著“跨越”的辭令。作者雖然承認,這種“post-postmodernism”的說法肯定屬于拗口或別扭的“丑陋辭令”(an ugly word),然而他緊接著又在比對中辯稱:
但與此同時,與那些無疑更恰當的競爭對手相比,“后-后現代主義”這個稱謂有諸多可取之處,如所謂“后現代主義之后”“后現代主義的終結”“后現代主義的余波”“后現代主義 2.0”“超越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到底怎么了?”等等。就我的目的而言,這個詞中最不悅耳的部分(即結結巴巴的“后 - 后”)卻是最值得推薦的,因為我在此勾勒的后 - 后現代主義的概念,并非指徹底克服后現代主義。正相反,后 - 后現代主義標志著后現代主義內部的強化和變異(而后現代主義本身當然也是現代主義內部某些趨勢的歷史性變異和強化)。
Jeffrey T. Nealon所著的
Post-Postmodernism
由此又不免聯想到,前文提到的卡洪那篇文章,標上了“Is it Time to Be Post-national?”的題目,再到他的具體行文中,這個“post-nation”又基本與所謂“globalization”等值,那么,其實我們在談論“全球化”的時候,就已暗含著“超越”某種“過時”的傾向了。即使如此,沿著前述的那種“post-post”的思路,還是不能攔住人們更進一步,再端出所謂“post-global”的創新提法。——這就說到了本文的主旨,而我也早把它寫進了標題,亦即“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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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僅就我個人的目力所及,近來以此為題的著作也的確已經不少了,比如拉娜·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撰寫的《歸家:后全球化世界中的繁榮之路》(
Homecoming: The Path to Prosperity in a Post-Global World,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22),又如松林洋一(Yoichi Matsubayashi)和北野重人(Shigeto Kitano)編著的《后全球危機時期的全球金融流動》(
Global Financial Flows in the Pre-and Post-Global Crisis Periods,Springer, 2022), 再如瑪麗娜·勒維納(Marina Levina)和格蘭特·基恩(Grant Kien)編著的《后全球的網絡與日常生活》(
Post-Global Network and Everyday Life,Peter Lang Inc., 2010),還如格辛·米勒(Gesine Müller)和本杰明·洛伊(Benjamin Loy)編著的《后全球美學:21 世紀拉丁美洲的文學與文化》(
Post-Global Aesthetics: 21st Century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De Gruyter, 2022)。等到后文一旦出現合適的談論時機,我還會回到剛才提到的這些書,而眼下,我們先來關注這樣一本書,即由亨利·蘇斯曼(Henry Sussman)編著的《后全球的困境:氣候變化時代的理論》
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它從一個令人恐懼的橫斷面,掃描了整個當代社會的失序狀態。
災難電影《后天》劇照
具體而言,蘇斯曼這本文集邀請了多方的專家,就一系列彼此糾纏在一起的、看來已無從索解的災難性問題,包括社會崩解、氣候劇變、生態失衡、不可持續、人口萎縮、恐怖襲擊、經濟救援、垃圾堆積、流行疾病、信息災難、政治動蕩、人權侵害等,從理論層面分別進行了回應。——而在這本書的導言中,蘇斯曼這樣寫道:
盡管構成《后全球的困境》的材料,在方法、策略和即興創作方面豐富多樣,可它們都源自一個有關全球化主導敘事失敗的共同故事,而該故事的后果包括造成了生態災難的放射性蔓延、政治騙術、大規模剝奪公民權、人口萎縮、金融危機、毒品戰爭、資源挪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組、技術權宜之計,以及我們當前都在經歷、應對和書寫的還原論文化口號(reductive cultural slogans)。
鑒于這一團亂麻所帶來的挑戰,也嚴峻地指向了人類的認識本身,亨利·蘇斯曼緊接著更進一步地指出,這也在要求學術自身的解構與重組,也就是說,鑒于困擾著人們的生態污損、物質短缺,以及令人絕望的行政、政治措施,也在同步沖擊著各個學科、學派和范式,當下的學術分工本身,已無法再與往昔同日而語了。
總而言之,在這些打出了“后全球”旗幟的學者們看來,盡管這個“全球化”的進程從表面上看,就如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說,正把這個世界推成了“一馬平川”,可只須定睛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它實則是變得更加彎彎曲曲、坑坑洼洼了,或者說,是給世界帶來了更大的紊亂、失序與崩解。在這個意義上,這臺曾像是凱歌行進的軋道機,就并非僅僅帶來了機遇與愿景,同時也帶來了災難與危局。——當然,這也正激發了這些學者的理論抱負,打算以“后全球”(post-global)的口號來凸顯,以往那個流行于世的“全球化”概念,到今天早已經被抽空、耗盡和證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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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這種尖銳而晦暗的議論也有其好處,它凸顯了以往時常被忽視的、恰恰是由“全球化”進程本身帶來的新型沖突,它也放大了以往曾淹沒在樂觀聲浪中的、并不那么美妙和諧的嘈雜、爆裂與噪聲。事實上,正如我以往論述過的,相互擠壓、嵌入與疊加的“全球化”,同時給世界造成了諸多的脫節與錯亂,也正是這類的嵌入與錯亂的交織,又誘導出各種各樣的、以往根本始料未及的問題。——甚至于,原本就已危機重重的人類社會,也正由于彼此的快速擠壓與嵌入,原先的危機開始相互激發,乃至發酵出危機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從而加劇了貝克意義上的全球性的風險社會。
在以往那些相對寂靜的歲月里,人們還是無法想象,人類各個文明之間的交往,竟能變得像現在這樣頻繁、密切、嘈雜,甚至成了須臾不可稍離的生存手段。今天,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起居中,我們也是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離不開作為整體的“全球場”。——不過,這種整合卻帶來了讓人愛恨交加的雙刃劍。一方面,我們由此好像是更加自由了,從這塊疆域到那塊疆域,大家可以輕易地飛來飛去,享受到各種文明的發明與特色。可另一方面,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在其名著《風險社會》(
Risikogesellschaft)中所說,在地球越變越狹小逼仄的同時,人類生存的空間也被日漸壓縮,使得心情與感受越來越緊張,因為地球上任何角落的突發事件,都可以即時傳播到我們耳朵里,要求全體人類共擔風險,從而構成我們心跳加快和夜里失眠的理由。(《再造傳統》,第10頁)
《再造傳統》,劉東 著
凡此種種的負面現象,其實早就明擺在那里了,而我們當下面臨的選擇無非是,究竟是要在“全球化”的理論前提下來理解這類的嘈雜、爆裂與風險,還是干脆轉移到“后全球”的參考框架下,重新認識和估量“月球的背面”?應當進而留意的則是,此中最關鍵的還在于,這已經跟卡洪那篇論文的主旨大不相同了,即不再是要保守或留駐在“前全球化”中,而是要超前或躍進到“后全球化”中了。由此我們便恍然大悟,到底想要或寧愿選用哪種理論來概括當代,恐怕更多的還是屬于主觀的信念問題,取決于人們天然就傾向于相信什么,畢竟人類的“理論建構”的行為動力之一,正是來自自身固有的主體性。——既是這樣,又使我想起另外兩句蘇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無論如何,總應當如實而平衡地看到,即使在采用“全球化”概念的時候,我們也并不是一臉天真地認為,從此“世界”就是“扁平”的了,或者從此“歷史”就已然“終結”了;再反過來說,哪怕接受了這個“后全球”的術語,我們也無力再要求回到“前全球化”狀態,而無非只是在一種先連接又斷裂的狀態下,透過許多層破碎的玻璃透鏡,來觀察那種已經變了形的、屬于模糊疊影的“全球化”。——換句話說,“地球村”總歸還是這么個“地球村”,并不可能當真就此“老死不相往來”了,它充其量只能再次表現為,被既連續又斷裂地劃作了村東頭和村西頭,或者村北邊和村南邊,而且,兩邊都認定了對方是天然邪惡的和不可理喻的。
引言來自《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
這也就意味著,從當今迫在眉睫的情勢出發,我們總要像卡洪的那篇文章一樣,再來考察另外一種形式的“后什么”,盡管這個“后什么”在他那里代表著“后民族國家”或“全球化”,而類似的前綴挪到今天的場合,則又代表著超越了它的“后全球”。然而,鑒于“post”一詞本身暗中含有的、大概只是被虛擬出來的時間性,我們仍須再謹慎地澄清一點:即使沿用了這種俗常的熟語,也并不代表我們老病復發,自認為先從“前全球化”走到了“全球化”,又從“全球化”走向了“后全球化”;就像人們同樣曾經認為的,我們是沿著某種單線的歷史目的論,先從早前的“前現代化”走到了后來的“現代化”,又從這種“現代化”走到了時新的“后現代”,甚至于,還會再從“后現代”走向更加時尚的“后-后現代”。在我看來,與其相信這種不無神秘的、代表了某種“神意”的單線目的論,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坦白說,我們就是弄不清楚究竟為了什么,突然發現自己掉進了這個泥潭,根本談不上是沿著一條預定的線索——更不要說是基于某種“前定的和諧”——而眾望所歸、如其所愿地走到了這里,然后又得意揚揚、高奏凱旋地“走向未來”。
是處在“后全球”時代嗎?
——當今世界的機遇、嵌入與錯位
劉東 著
劉東教授新作
把脈“全球化”的紛亂與沖突
厘清“后全球”概念及當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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