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刊物《外交事務》發布了一篇名為《低估中國：美國應如何構建新聯盟以抗衡中國優勢》的文章。文中指出，美國對中國的輕視是其戰略上的一大失誤，并且認可了大國崛起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昔日霸主的輝煌與沒落

國家間的較量中，國土面積大、資源豐富往往是決定性的因素。人口眾多、地域廣闊通常意味著經濟潛力巨大，后來者超越前人并不罕見。

回顧歷史，第一次工業革命讓英國成為全球焦點，超過四成的世界工業品貼上了“英國制造”的標簽，風光無限。然而，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德國在電力和化工領域迅速崛起，成功取代英國成為歐洲工業的新領頭羊。

與此同時，美國也抓住了這一波技術革新的機遇，再加上兩次世界大戰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強大的生產能力，最終將英國拉下神壇，確立了自己的全球霸權地位。從1900年的人口和國土數據來看，規模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美國很快掌握了壓制競爭對手的技巧，運用得爐火純青。

二戰后的英國元氣大傷，財政枯竭，只能向美國尋求援助。美國通過《租借法案》表面上提供幫助，實際上逐步瓦解了英聯邦的貿易保護體系。英鎊的國際地位急劇下滑，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成為世界貨幣的核心，而英國為了恢復經濟不得不接受美國貸款，結果殖民地紛紛獨立，“日不落帝國”的榮光只能留在歷史書頁中。

歐洲棋局中的馬歇爾計劃與蘇聯的失誤

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和戰敗國，德國的命運被戰勝國牢牢掌控。盡管經濟迅速復蘇并重新成為歐洲工業中心，但由于美英軍隊長期駐扎，德國在政治上難以實現完全自主。

著名的馬歇爾計劃看似是美國慷慨解囊幫助歐洲重建，實則要求受援國購買美國商品并設立配套基金，使歐洲經濟與美國緊密相連。這不僅為美國過剩的制造業找到了出口市場，還遏制了蘇聯在西歐擴展影響力的努力，并催生了北約這一軍事同盟，至今仍在歐洲發揮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蘇聯在歐洲的布局顯然落后一步。它與東歐國家組建的“經互會”成員國大多工業基礎薄弱，體系封閉，難以與有美國支持的西歐競爭。最終，“經互會”非但未能成為經濟助推器，反而成了蘇聯無法擺脫的負擔。

蘇聯在太空競賽和阿富汗戰爭中耗費巨資，加上美國的各種“戰略引導”，紅色帝國及其盟友體系最終走向崩潰。美國在這場歷史博弈中愈發成熟。

日本的興衰與石油美元體系的建立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日本的崛起也曾讓美國感到壓力。朝鮮戰爭的爆發意外為日本帶來了“戰爭特需”的紅利，美國幾乎全程扶持日本產業體系的發展。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日本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甚至超過了美國。當時的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國內經濟問題重重，布雷頓森林體系因黃金儲備不足而崩潰，這給了日本快速發展的機會。

不過，美國很快調整策略，基辛格通過一系列操作將美元與石油綁定，創立了“石油美元”體系，穩固了美元的全球結算地位。

隨后，美國推動簽署“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削弱了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有效遏制了日本的擴張勢頭。美國在處理經濟對手時手段層出不窮。

產業轉移與中國角色的變化

解決了日本問題后，美國開始考慮產業轉移。國內環保標準提高、工會力量強大導致生產成本上升，資本家們迫切需要尋找新的生產基地。印度因與蘇聯關系密切并非理想選擇。

于是，目光轉向中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美關系開始緩和，1979年的中越邊境沖突展現了中國軍隊的實力，為兩國日后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從此，曾經在意識形態上對立的中國成為了承接美國低端產業鏈的“風水寶地”。大量高污染、高耗能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涌入中國。

客觀而言，這既解決了中國的就業問題，也讓美國擺脫了高昂的成本負擔，看似雙贏。當然，西方國家并非毫無防備，據說為中國設置了多條產業政策“紅線”，以防其發展失控。

突破限制的中國崛起

出乎意料的是，中國輕松跨越了這些所謂的“紅線”，并在制造業規模和經濟總量上達到了令人驚嘆的高度。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電動汽車、新一代核反應堆和高鐵等領域，中國占據了主導地位，專利申請數量位居世界第一，軍事力量也實現了質的飛躍。這已不再是那個只能從事簡單加工的“世界工廠”，而是朝著全能冠軍邁進。

回顧過去三十多年，中美關系經歷了從蜜月期到摩擦不斷再到如今復雜交織的局面。據說，美國曾有多次機會遏制中國發展，卻都因各種原因錯過。

當美國再次揮舞關稅大棒試圖逼迫中國妥協時，才發現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是它說了算的時代。中國的體量和韌性遠超傳統意義上的“老二”。此時，《外交事務》這類老牌雜志才提出要構建“全球優勢”聯盟來圍堵中國，似乎有些姍姍來遲。

歷史總是在重復，但每個大國的崛起都有其獨特之處。舊劇本在新時代面前是否仍然有效？這正是當今這場大戲最引人入勝的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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