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這是西藏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也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祖國統一事業的一件大事。

今天，北京日報紀事帶您回顧，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軍隊，如何用生命鋪就了一條天路。

“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毛主席的這句話，揭開了74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的序幕。

1950年7月31日，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進藏先遣連帶著為大部隊探路的任務，踏上了征程。7個民族、136名戰士組成的這個連隊，也成為了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軍隊。

在他們腳下，用生命鋪就了一條天路。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先遣連行進在進軍西藏的征途中。

其艱難不亞于長征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關于進軍西藏的決定》，確定以西南軍區為主力自川康方向進藏。此外，從云南、青海、新疆分別派出部隊“多路向心”進發。18軍后來也以擔任進軍西藏的主力而聞名于世。

不過，解放西藏的主力任務最初并不在西南軍區，毛澤東將這副重擔指派給了“橫刀立馬”的彭德懷。

1949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把紅旗插遍大半個中國，彭大將軍指揮著第一野戰軍橫掃西北。8月6日，他接到了毛澤東的電報：“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青甘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不久后，11月23日，毛澤東再次發電報給彭德懷：“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出兵西藏，在這封電報里最早提出。

但是，剛剛轉過年來，毛澤東決定改由西南局實施進軍西藏任務。任務主力轉換的原因在下達命令的電文中說得很清楚：“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

這確實是依據實際情況所做的必要調整。即便是在現在的交通條件下，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四條進藏主通道中，新藏線也是最為險峻艱難的一條。而在1964年新藏線通車之前，這個方向上根本就沒有路，西藏和新疆被巍巍昆侖山脈完全隔離，交通斷絕。

中央對進軍西藏的最后部署是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為配合西南主力部隊，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隊派出一支部隊進軍藏北，解放阿里。

剛剛解放了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為此專門組建了獨立騎兵師，善打硬仗的原五師副師長何家產任騎兵師師長。

1950年5月，完成了騎兵師建制的何家產趕到蘭州西北軍區領受任務。

彭德懷的桌上，擺著一張四百萬分之一的地圖。獨立騎兵師要進軍的西藏阿里地區，在這張地圖上還沒有巴掌大。顯然，這不是一張能用來行軍打仗的軍用地圖，但在當時卻是惟一一張阿里地圖了。據說，這張圖還是陳毅托人從香港買來的英文分省地圖，是幾十年前東印度公司的產物。

直到196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才有了一支“丈量世界屋脊”的測繪隊。這支后來被中央軍委授予“英雄測繪大隊”的隊伍，用犧牲22人的代價，歷時20余年，才完成了藏北高原的測繪任務，填補了共和國大陸上最后一片測圖空白。

而彭德懷交給何家產的地圖上，西藏北部還是一大片空白，只有一個黑點和幾個英文字母，即當時的阿里首府噶大克。

彭德懷用紅鉛筆把黑點圈了起來，對何家產說，這就是你們的目的地。

這是一條有起點、有終點，卻畫不出連接線的漫漫行軍路。沒有路，沒有向導，沒有行軍路線，只有一張聊勝于無的粗糙地圖。橫亙在面前的，只有巍峨險峻的昆侖山和千里無人的阿里荒原。

何家產帶著這樣的任務返回了新疆，見到了時任新疆軍區司令員的王震。

此前，王震就曾派人對新疆和西藏間的道路狀況做過偵察，偵察結果匯報給彭德懷后轉給中央：“新藏間橫隔昆侖高原，均有（海拔）6400米有余。進軍阿里，想其艱難恐不亞于長征。”由此提出“不宜大量出兵，應先派出一連左右的兵力先行進藏，擔負偵察、設站等任務。”這個建議被中央采納。

王震指示何家產，抽調精干組建一支先遣連，為大部隊探路開路。

先遣連

新疆當地群眾歡送先遣連進軍西藏。

1950年8月，一封由新疆于闐寄出的家書，送到了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的陳永泰家。寫信的是陳永泰的父親陳忠義，1948年被國民黨抓壯丁走后，就與家里失去了聯系。這時，他已經隨所在的國民黨部隊起義，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陳忠義就是進藏先遣連的一員。由于保密的需要，信中并沒有透露自己即將執行的任務。

這封家書卻成了陳忠義留給家里的最后音訊。對父親沒有任何記憶的陳永泰，一直將其珍藏在身邊。那時他并不知道，這封信映射了一段英雄史詩般的歷史進程。

2010年，陳永泰帶著這封信找到了當年的先遣連指導員李子祥。耄耋之年的老人看見那張發黃的信紙，淚如泉涌：“這是一排長王永平代筆寫的。我們出發前，很多戰士都給家里寫了信，都找他代筆。他犧牲了，你的父親也犧牲了……”

時光閃回60年前。1950年7月31日，在新疆于闐縣普魯村一個靠河邊的麥場上，先遣連舉行了進藏誓師儀式。

136名先遣連干部戰士由漢、藏、回、蒙古等7個民族組成，配有179匹戰馬、35峰駱駝，屬于一個加強連的編制。

和陳忠義一樣，先遣連的不少戰士是在和平解放新疆時從國民黨部隊起義而來，包括連長曹海林。先遣連原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獨立騎兵師1團1連，大部分士兵由原國民黨騎兵第4旅8團改編而成。連隊的核心，則是從全軍抽調來的20多名黨員骨干。

二軍是一支有著輝煌軍史的部隊，前身就是著名的359旅。他們跟隨彭德懷、王震轉戰大西北，攻西安、克蘭州、取西寧、進新疆，戰功彪炳。

委派給先遣連任前線總指揮的李狄三，時任1團保衛股長，1938年就參加革命，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大小數十戰；原團部參謀周奎琪、干事陳信之下連隊，組成前線指揮部；副連長彭青云原是偵察參謀，特級戰斗英雄，在進軍關中第一戰的壺梯山戰役中，只身端掉了敵人的機槍火力點，被稱為“壺梯山小老虎”……

彭青云現在還在世，只是因為腦血栓，老英雄已經臥床數年，再也不能講述那些叱咤風云的崢嶸歲月。那段歷史，只能從十幾年前老人的一次口述回憶中追尋。

先遣連出發之前，彭青云就已帶人進行過三次偵察。前兩次，皆因路途艱難，出現嚴重傷亡而無功而返。第三次，彭青云帶著9名偵察員走了31天，終于翻過了昆侖山。他們來到一個湖邊，因為這個地方比較暖和，彭青云就給湖取名“暖海子”。幾天后走到一座小山旁邊，為了記住走過的路線，他們把幾件舊衣服埋在山包上，并給這座山取名“埋衣山”。

彭青云帶隊踏勘出的這條線路，就成了進藏先遣連的行軍路線。而這段路，其實只能稱作行軍的開始。和他們之后遭遇的艱難困苦相比，翻越昆侖山的艱險甚至都可以說“輕松”了。

臨出發前，新疆軍區政委王恩茂得知先遣連還差一部分防寒物資，當即表示全部由軍區解決。他找來后勤部領導說，要想盡一切辦法，保證先遣連每人至少有兩件防寒皮衣，除每人一件皮大衣外，必須要有一件皮褲或一件皮背心，還要保證每人有一條毛氈或毛毯：把軍師級干部配發的翻毛皮鞋全部收回，連同庫存的全部發給先遣連的人員。另外給每人發了一雙氈筒，帳篷全部換成棉制的。經過清點，皮大衣還缺20多件，王恩茂當場脫下自己的皮大衣，并要求軍區其他領導及機關干部也將大衣捐出。

在誓師大會上，彭青云騎著一匹披紅掛花的馬跑到主席臺前，從何家產手里接過寫著“向西藏大進軍”的旗幟，然后騎馬擎旗繞場三圈。

紅旗獵獵，馬蹄聲聲。先遣連在“向西藏大進軍”的大旗引領下出發了。

何家產騎著馬，一直把隊伍送到了昆侖山腳下的蘇巴什河邊。李子祥給陳永泰講起，那時正趕上發洪水，戰士們依次緩慢渡河，他走在隊尾斷后。一股急流沖來，李子祥一個趔趄，差點被沖走。何家產站在岸邊急得大聲叫喊，一下子暈倒在河邊——海拔4000米的蘇巴什河谷，已經讓很多人嚴重缺氧。

這卻是進藏先遣連整個征途中海拔最低的地方了。

雪盲

先遣連指導員李子祥

進藏先遣連出發時，可以說是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三個步兵排每人一支步槍，每班一挺輕機槍。第四個排是機炮排，裝備有6門無后坐力炮和迫擊炮，兩挺重機槍。

這些武器雖然齊備，在以后的進軍途中卻極少被使用，因為他們帶著和平解放西藏的使命進軍，要面對的也不是持槍之敵。事實上，在建立第一個據點后，機炮排和大多數重武器都被留在這里：攜帶它們已經成為沉重負擔。

7月31日，先遣連自和田地區的于闐縣普魯村出發。與此同時，部隊領導機關和新疆和田地方政府組建起由900多名民工、4500頭毛驢組成的9個龐大運輸隊，為進藏部隊馱送糧食、馬料等軍需物資。

在行軍第一周結束時，先遣連就損失了幾乎所有運輸隊。李子祥說，他們夜晚宿營時遭遇大雪，早上走出帳篷看到遍地都是凍死的驢子，幾乎無法從中間穿過。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頭驢子和駱駝死掉。

先遣連不得不遣返了運輸隊。這時，戰士們頭痛、胸悶、昏迷等高原反應已經非常明顯。即使這樣，先遣連仍以每天35公里至40公里的速度在昆侖山中行進。

第9天，他們開始翻越海拔6000米的界山達坂。

走到半山腰的時候，天突然變臉了，烏云翻滾，大風夾著大雪撲面而來。“我們被吹得東倒西歪，周圍都是雪，什么東西都看不到。最大的威脅還不是冷，而是高山反應。我們都開始出現頭疼、惡心、嘔吐、心跳加快、呼吸困難等癥狀。”彭青云回憶。

隨著海拔的增高，連馬都不走了，有的馬鼻孔開始流血。這時，他們失去了第一個戰士：劉進吉。

為了跟上隊伍，劉進吉把自己綁在馬背上行進了幾天，終于沒能戰勝嚴重的高原反應。他的登記信息很簡單：1917年出生，甘肅天水，漢族。

類似的先遣連烈士還有很多，由于無法獲知他們的家庭住址信息，絕大多數先遣連烈士的烈士證至今還沒有發出。

好不容易過了界山達坂，先遣連走進一片美麗的草甸。草甸上有幾個小湖，水碧藍碧藍的，成群的野馬在草甸上悠閑地啃食著草皮。戰士們在這里進行了難得的兩天休整，他們給這個草甸取名為“野馬灘”，這個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過了野馬灘，就進入藏北高原，部隊開始了雪地行軍。高原強烈的日照在雪地上反射回來，晃得人眼睛都睜不開。第一天的雪地行軍，很多人的眼睛就開始淚流不止。到了第三天，半數以上的戰士就什么也看不見了。

剛開始，大家只是覺得眼睛比較燙，像火燒一樣，接著兩眼又腫又脹，眼球好像要跳出來似的。衛生員徐金全把眼藥水都拿了出來，每個人一天點三次也不奏效。

彭青云回憶：“有一天，剛走了不到5公里，全連竟找不到一個能睜著眼睛帶路的人了。”

李狄三與幾位連隊干部碰頭，決定就地扎營，想辦法先把眼疾治好。他們并不知道這就是雪盲——陽光中的紫外線經雪地表面反射對眼部所造成的損傷，也沒有人知道如何醫治，全連戰士像一群盲人一樣，閉眼圍坐起來，討論了半天，毫無頭緒。

恰在此時，炊事班的戰士有了意外的發現。炊事員的眼睛也患了嚴重的雪盲，做飯時眼睛看不見，好幾個人把鍋灰抹在了臉上，沒想到眼淚竟流得少了，眼睛也能看到東西了。炊事班趕緊將這個偶然的發現向所有戰士推廣，第二天出發時，每個戰士都用鍋灰抹了黑眼圈，才順利走出了雪地。9月15日，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行軍，先遣連到達阿里地區改則宗(即改則縣)的兩水泉。至此，進藏先遣連已經艱難跋涉了1300多華里。

在兩水泉，他們建立了第一個轉運留守據點。

這一個多月，是一次沒有敵人、沒有對手的遠行軍。一路上，先遣連竟然連一個人也沒有遇到。在茫茫的藏北高原上，甚至找不到有人生活的痕跡。“地廣人稀”四個字在這里有著最現實的注解。

“夏保”

先遣連總指揮李狄三畫像。

藏北高原位于昆侖山與岡底斯山脈間東西長2400公里、南北寬700公里的遼闊地帶。這片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曠野富含堿性，基本屬于不毛之地，很多地區至今仍是無人區。可可西里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分。到達改則時，先遣連剛剛橫穿了這片至今仍令探險者畏懼的無人區。

一百多人的進藏先遣連孤獨地行進在這片曠大、原始的荒原上。以先遣連最先到達的改則縣為例，在這片幾乎相當于浙江省面積的土地上，現在的人口總數也僅僅1.5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兩人。

在兩水泉扎營后，先遣連就組織了五個偵察組，分頭出發尋找藏胞，結果都是無功而返。緊接著又開始了第二次、第三次搜尋，范圍一次比一次廣，參加的人數也一次比一次多。最后除了李狄三、陳信之帶一個班留守營地外，其余干部每個人都要帶一個小組出去尋找。

彭青云回憶，有急躁的戰士發起了牢騷：“我們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可這里連個人都找不到，我們解放誰啊？”

戰士的牢騷不無道理。只有找到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才真正與這片神圣的國土取得了聯系，才能把黨和政府的政策傳達過去，打開解放西藏的大門。

最先找到藏胞的是彭青云小組。他們在草原上發現了幾顆尚未干透的羊糞蛋子，于是順著放牧痕跡一路找尋過去，終于遠遠地看到了藏族帳篷的火光。那是一對藏族夫妻，帶著四個孩子在放牧羊群。

彭青云沒有貿然上前——他們這個小組沒有人懂藏語。天已經黑了，幾個背著槍的男人忽然出現，必然造成藏胞的恐慌，引發誤會就得不償失了。

于是，彭青云派人馳快馬趕回營地報信，其余的人則繞到一道土梁的背面隱蔽起來。幾個人和衣而臥，捱過了高原寒冷的一夜。

可是第二天早晨，那戶藏胞開始拆帳篷準備轉場了。彭青云急了，趕忙露出身形，遠遠地沖他們喊話。這下卻把藏胞嚇到了，一家人丟下帳篷和羊群，慌慌張張向山上跑去。

彭青云先是解下了自己的槍，表示自己沒有惡意，隨后取出了一條哈達，雙手捧著向山上走去——這是先遣連進藏前就做好的“功課”，按藏族的風俗，獻哈達表示祝福和尊敬。

可藏胞對這幾個帶著槍的陌生人仍存戒心，那個藏族漢子端起了杈子槍對準彭青云。彭青云向前，他就后退，彭青云停住，他也停住。始終與彭青云保持著百米以上的距離。

直到當天下午，李狄三帶著翻譯喬德祿等人快馬加鞭趕到時，兩個人還在對峙著。

李狄三分析了一下形勢，決定先帶著戰士們幫藏胞收攏四散的羊群。之后，他和彭青云一起趕著羊群向藏胞過去。兩個人手捧哈達，喊著“夏保”（藏語“朋友”）向藏胞走去。這一次，藏族漢子收起了槍，還把他們請進了帳篷。

有了翻譯，李狄三等人向藏胞解釋解放軍的性質和使命也是一大難題。現在，藏語用來稱呼解放軍的“金珠瑪米”，直譯過來是“拯救苦難的菩薩兵”，詞語中飽含著藏族同胞對這支人民軍隊的贊頌之情。而先遣連出現在藏胞面前時，“金珠瑪米”這個詞還沒有出現。

翻譯喬德祿犯了難。

喬德祿是青海人，是彭德懷親自為進藏先遣連選派的藏語翻譯。可是，藏語也有方言之分，青海藏語和阿里地區的藏語交流起來，本就有些磕磕絆絆，把很多政策方面的用語說明白就更難了。

“解放軍”用藏語怎么說，喬德祿搜腸刮肚也想不出，情急之下，干脆用上了與藏胞見面時的第一個詞“夏保”。

“解放軍就是藏家的夏保。”喬德祿這樣翻譯。

60年后，在甘肅張掖的家中，患有嚴重哮喘的喬德祿已經很難接受采訪，但還是斷斷續續地給記者講述了這段往事。現在，老人想起自己當時的“靈機一動”還不禁大笑，卻引發一陣嘶啞的嚴重氣喘。

這當真是一個貼切的翻譯。藏族人重情重義，最看重的就是朋友。眼前的這支軍隊，騎著戰馬而來，卻沒有帶來戰爭；手中有槍有炮，卻對藏胞親如家人；長途跋涉后衣衫襤褸、缺衣少食，卻對藏家秋毫無犯，還舍得拿出布匹、糧食、藥品來救濟貧苦。這樣的軍隊，當然是藏家的朋友。

找到第一戶藏胞之后，先遣連很快又找到了第二戶、第三戶……“夏保亞古都！（解放軍好！）”在藏北高原流傳開來。用“夏保”稱呼解放軍，此后在阿里地區沿用了很長時間。

先遣連出現在藏北高原的消息很快也傳到了阿里首府噶大克，隨后又傳到了拉薩。

當時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攝政達扎·阿旺松饒等人，在某些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正在西藏東部昌都一線調集藏軍主力，企圖以武力對抗解放西藏。

進藏先遣連就在這時候如神兵天降般出現在他們身后的藏北，登時讓西藏地方政府大驚失色。

五項協議

駝隊攀登昆侖山。

1950年10月7日，西南軍區主力部隊巧渡金沙江，兵鋒直指進藏門戶昌都。隨后，昌都戰役打響，人民解放軍第18軍用時12天攻克昌都，全殲藏軍主力。

昌都戰役實現了以戰促和的戰略構想，讓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發生分化，攝政達扎不體面地下臺，達賴喇嘛提前親政，并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權代表5人前往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談判。其中，首席代表是后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

昌都戰役之前，先遣連已經繼續向藏北高原腹地挺進，到達了一個叫扎麻芒堡的地方。缺乏補給、筋疲力盡的先遣連決定在此停留休整。

而在這個艱難尋找到的藏胞聚居地，先遣連卻發現，自己被藏胞們避之唯恐不及。藏胞們都躲得遠遠的，即便是送上糧食、磚茶、糖塊這樣深受歡迎的禮物，也沒有人敢收。

原來，阿里地方政府在西藏攝政的嚴令之下，在藏胞中四下散播反動謠言，強行阻止藏胞與先遣連產生任何接觸。直到昌都戰役之后，阿里地方政府的態度才有所轉變，開始和先遣連進行談判。

李子祥說，談判前，阿里地方政府提出按照藏族習慣比武，想了解先遣連的實力。

論比武，先遣連戰士個頂個有一身過硬的軍事素質，他們毫不犯怵，可是很多人卻不好意思上場，因為他們的軍容實在是太寒酸了。

在幾乎沒有后勤保障的近2000華里長途跋涉后，先遣連全連干部戰士的身上，再也找不出一身像樣的軍裝。跋山涉水，爬冰臥雪，早把他們的軍裝磨成襤褸，只能勉強遮體。最后，先遣連集中了還算完整的22身“好衣服”，給參加比武的戰士穿上。

比賽槍支射擊，先遣連的戰士大勝地方政府的藏兵。彭青云還上場給比武加了個“表演賽”，步槍立姿、跪姿、臥姿射擊，手槍左右開弓，雙槍齊射，一氣呵成，槍槍命中靶心，引得藏兵都拍手叫好。

最后比試射箭。一個藏族武士上前，箭無虛發。對這種原始的武器，先遣連卻沒幾個人能用得好。結果蒙古族戰士巴利祥接過了弓箭，拉滿弓卻不放箭，只聽他大吼一聲，生生把一張硬弓拉斷了。這下，藏兵們心服口服了。

此后，雙方開始了對等的談判。先遣連與阿里政府派出的全權代表才旦彭加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和平談判”，最后雙方達成《五項協議》，其中內容包括：嘎本政府（阿里地方政府，下同）承認人民解放軍進駐改則，并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進軍阿里；人民解放軍保證尊重藏族風俗、宗教信仰，實行民族平等，保護僧俗生命財產安全；人民解放軍保護藏民利益，不買藏民一粒糧、一斤鹽；人民解放軍保證尊重地方政府，不干涉其任何行政管理和內部事務；嘎本政府保證以兄弟態度對待人民解放軍進藏先頭部隊，協助開展群眾工作。

《五項協議》是用藏漢兩種文字寫在布上的，大概有兩三米長，內容非常詳細。可惜其原件在送往新疆途中丟失。

據阿里地委黨史辦考證，《五項協議》是人民解放軍進藏史上與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第一個協議，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署《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后，《五項協議》才告廢止。

但是，即便是簽了《五項協議》，阿里地方政府也沒有真正接納先遣連。不久后，他們又派兵暗中圍困了扎麻芒堡。

這時，先遣連也接到了王震的電報。為了在昌都戰役后順利展開和談，不刺激西藏地方政府，王震向先遣連下達命令：“停止向縱深發展，就地迅速轉入過冬備戰，自力更生，堅持到春季會師。”同時，他要求先遣連“不準增加藏胞一點負擔，哪怕是一針一線”。

對先遣連真正的考驗到來了。

生死扎麻芒堡

先遣連進軍西藏誓師大會。

10月下旬，昆侖山被大雪封閉，先遣連成了困守扎麻芒堡的一支孤軍。此后的7個月，是先遣連進藏后最為艱苦的一段日子。

沒有人向營地進攻或射擊，但是死亡陰影時刻籠罩著他們。

在先遣連及后續部隊完成進軍任務后所作的《進軍路線沿途調查材料》中，這樣描述了扎麻芒堡：一塊流沙中之綠洲盆地，四周靠山，每一個山頂英雄連都構筑有野戰工事，地形較為復雜，為軍事上良好之陣地，有泉水味不佳，柴草豐富，但較遠。氣候不好，每天下午刮大風，人們一舉一動都感到呼吸困難，時常有病員發生，其病癥大都為身上浮腫，醫治無效，日益嚴重。

先是浮腫、最后皮膚迸裂出黃色的液體而死亡。一個又一個先遣連戰士重復著這個痛苦的死亡過程。

喬德祿沉痛地說，在戰斗中犧牲并不是一件難事，但先遣連犧牲的戰士們，沒有一個人能夠痛快地死去。出現浮腫后的病號，先是不能進食，短則幾天，長則幾十天，浮腫會蔓延全身，臉上腫得眼睛都睜不開。

沒有人知道這就是高原病，更不知道治療的辦法。接連倒下的戰士，使這種病看上去更像是一種傳染病。

為了解決這個怪病，衛生員徐金全建議，患病的士兵全部隔離，并在天晴時到地窩子外曬太陽。這種簡易的“太陽療法”并沒有取得效果，不久后，徐金全也病死了。

地窩子，是先遣連長駐扎麻芒堡后修建的“營房”，其實就是在高原凍土上挖一個坑，頂上覆蓋著帳篷或者駱駝刺——一種高原灌木。地窩子雖然勉強可以遮蔽風雪，卻陰冷潮濕，更加重了病情。

出現浮腫的另一個原因是饑餓。

大雪封山之后，從新疆方向送來的后勤供應徹底斷絕了。此前的供應，因為損失了大量馬匹駱駝無法攜帶，大多存放在300公里外的兩水泉和多木兩個據點。平時就靠10峰駱駝不斷向扎麻芒堡轉運。

進入冬季的藏北高原，完全被冰雪覆蓋，最低氣溫能到零下四十攝氏度，連駱駝都無法生存下去。一次，李子祥帶著戰士王興才返回多木運糧，途中遇到暴風雪。在野外過了一夜之后，他的5個手指被凍掉，王興才也失去了兩個指頭。

運送糧食的駝隊日益萎縮，很快就不能保證每日所需。即便這樣，先遣連也從未向藏胞伸手張口。在解放軍進軍西藏前，毛澤東就提出了要求“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在他們與阿里地方政府簽訂的協議中，也明確寫明“保護藏民利益，不買藏民一粒糧、一斤鹽”。

戰士們只能用生命來信守自己的諾言。堅持活著，成為先遣連此時最基本的使命。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先遣連成立了一個打獵組。

蒙古族戰士巴利祥就犧牲在打獵途中。他和戰友鄂魯新一起去狩獵，一連走了幾天，終于打到了幾頭野牛。“戰利品”不能一次運回，鄂魯新就用駱駝先往回運一部分。幾天后，當鄂魯新返回時，卻看不見巴利祥，找了大半天，才在一處背風的山坡上找到他。原來，巴利祥又打了兩頭野牦牛，肉都運到山腳下。可能是實在太累，他找了一處背風向陽的地方，裹著生牛皮坐在地上，卻就此永遠睡去。當鄂魯新找到他時，牛皮已經凍在身上，扒也扒不下來。

1951年1月，先遣連向獨立騎兵師發出了三封電報：現在這里作戰現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號多病馬多死馬多，我們沒辦法制止這個問題發生。

隨后電報稱：全連18名病危者，前幾天死亡了兩名，其中一名拉肚子，一名全身發腫皮質破裂而死。62匹馬完全不能使用。

第三封電報：新發生較重10名，放馬、放哨、打柴都靠10多個人擔負。馬有30匹，全不能騎。衣服95%以上完全是破爛的了，襪子完全沒有了。

不斷有戰士死去。李子祥回憶，最多的一天，先遣連共舉行了11次葬禮。有的戰士就死在埋葬戰友后回到營地的途中。

在扎麻芒堡，先遣連的犧牲者最初都埋在距離營地兩三里地遠的一個向陽坡地上。后來，由于無力將死者運送出這么遠的距離，他們就在地窩子旁邊埋葬死者。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發現大量減員，所有死者都是平墳下葬，不立墳包、墓碑。

1965年，阿里軍分區將先遣連烈士遺骸集中遷移到獅泉河烈士陵園。

他們永遠留在了高原。

人民功臣

在得知先遣連的困境后，遠在新疆的王震將軍就下達了“不惜代價，接通運輸線”的指示。王震在給西北軍區發電報請求上級支援的同時，還兩次為先遣連全體官兵請功，稱先遣連“歷盡我軍長征以來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難”。

1951年年初，救援隊伍帶著1700多頭毛驢、幾千峰駱駝和騾馬分三批先后進藏。第一批500頭毛驢組成的馱運隊沒有翻過界山就全部倒斃；第二批又是500頭毛驢，只有16頭翻過了界山達坂，但在失當古宿營時又被全部埋在了雪里。

1月11日，第三批由707頭毛驢和牦牛組成的馱運隊，滿載1.5萬斤給養、食鹽和年貨從于闐出發。25天后，當馱運隊到達界山達坂附近時，只剩下30多頭牦牛。進藏時每頭牦牛馱40公斤糧食，卻還不夠牦牛沿途的飼料，基本消耗光了。馱運隊決定除留下3頭牦牛外，其余全部殺掉，只留兩人繼續往前趕，其余人員返回于闐。

維吾爾族救援隊員塔里甫·伊明和肉孜·托科提拉著3頭牦牛艱難前進，途中又遇暴風雪，牦牛跑散了，塔里甫在追趕牦牛時犧牲。肉孜·托科提趕著剩下的兩頭牦牛，終于在正月初七那天到達兩水泉，為先遣連送來代價高昂的1.5公斤食鹽、7個馕餅和半馬褡子書信。

信件都是來自內地的慰問信。指導員李子祥一封封地讀給瀕死的戰士聽，給了他們最后的安慰。

1951年2月5日，春節。這一天清早，又有2名戰士死去。如果他們知道身后幾個小時后發生的事情，當會使得烈士的英魂獲得一絲安慰。

這一天的中午，先遣連的電臺收到了一份落款為“西北軍區黨委”的電報：你們是黨的忠誠戰士，軍區黨委決定授予你連“進藏英雄先遣連”稱號，并為全體同志記大功一次。

自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組建自己的軍隊以來，以一整個建制連隊每人記大功一次的，僅此一例。

一直到1951年5月，冰雪開始消融之時，隨著后續部隊的到達和馱運線的接通，先遣連才從死亡威脅中掙脫出來。可他們的總指揮和黨代表李狄三，卻在這樣的時刻轟然倒下，成了先遣連犧牲在扎麻芒堡的最后一人。藏北高原上，總共留下了63位先遣連烈士的忠骨。

李狄三是先遣連最早患高原病的幾個人之一。可這位先遣連的直接領導、1938年入黨的老革命，卻從未流露半點氣餒或絕望的情緒。

李狄三烈士犧牲在《十七條協議》簽訂后的第5天。在他生命彌留之際，神智已經恍惚，部隊首長俯下身子，貼著他的耳邊說：“李狄三同志，你已經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已經在北京簽訂了。”

李狄三的通訊員曾自修生活在甘肅張掖。他曾著文回憶，在李狄三病危的時候，黨支部一度決議要他使用僅有的幾支盤尼西林。然而，李狄三卻在病榻上說，懇請大家不要形成決議，以免讓我臨死還背上個不執行決議的名聲。

后續部隊到達扎麻芒堡時，浮腫已經使李狄三幾乎睜不開眼睛了。后來整理他的遺物時，曾自修看到李狄三在日記上寫道：連隊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沒有做好……

李狄三日記的最后一頁寫于1951年5月7日，那是他的遺囑：兩本行軍日記交給上級，幾本書、笛子、一件皮大衣和茶缸分別送給幾個戰友，衣服交給炊事班的同志，“因為他們的衣服爛得厲害”。一支鋼筆——南泥灣開荒時王震旅長發給的獎品——希望轉交給他的兒子，還有一條藏族頭人送的狐貍尾巴，“請轉給我的母親”。

最后的老兵

1951年6月6日，先遣連及后續部隊自扎麻芒堡再次出發。部隊首先向位于改則南的普蘭進發，然后向西轉進，前往他們最終的目的地——噶大克。

進軍阿里嘎本政府所在地噶大克的任務原本沒有派給先遣連，而是連隊向師黨委發電報請求。此后，除病號繼續留守扎麻芒堡外，先遣連其余45人分成兩個梯隊進發。

8月3日，先遣連到達噶大克。戰士曾自修回憶說，他們行進至一個坡頂時，終于看到噶大克。那時已經是下午，遠遠望去小城只有十幾座石頭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環顧左右，看見那些疲憊的戰友衣衫襤褸，面有饑色，并沒有人掉下一滴眼淚。

當天下午，先遣連在赤門色專員的住地舉行了莊嚴的升國旗儀式。至此，經過一年零三天的艱苦進軍，先遣連圓滿完成了“挺進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務。

歷史卻在之后不久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阿里解放后，先遣連就留在普蘭，擔負起達馬山口至蘭批雅山口一線的邊防任務。這期間，部隊的電臺發生故障，與上級失去了聯系。

就在上級單位急切地聯絡這支部隊時，西方媒體轉發了一條來自印度的消息：“中共軍隊駐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壓迫，近日多次派員與某國駐軍接觸，有請求受降之意”。

時值全國開展“三反運動”。已經“失蹤”很長時間的先遣連，被后方不知就里的人們和這條消息聯系了起來。一時間，豐碑蒙塵，英雄蒙冤。

《阿里軍分區戰史》這樣記載：在阿里開展“三反”運動的工作組抱著“抓典型”、“打老虎”的報功心態，隨意將“三反運動”擴大化，捏造先遣連內部有叛國分子，無端炮制先遣連連長曹海林等人為“叛國集團”。

先遣連被解除了武裝。據說，當時工作組準備將曹海林等人“就地正法”，但在新疆軍區王震、左齊、郭鵬等將軍的再三交涉下，才決定將“叛國集團”押回新疆處理。

彭青云得知這一消息時，已離開先遣連兩個多月了。當時，他以進疆部隊和進藏部隊雙重代表的身份，準備進京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已經到了四川境內。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連隊會“叛國”，一度想返回阿里，最后是在西藏和西南軍區幾位領導的勸說下，才如期到京。在北京期間，彭青云對上級“用腦袋擔保”：先遣連不會叛國！

曹海林一行被押送到新疆皮山桑株達坂下的路口時，時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原二軍軍長郭鵬親自前來迎接。先遣連參謀周奎琪在日記中寫道：當我們的隊伍離軍長還有幾十米時，軍長就大步迎了過來。隊伍停下來了，誰也不說話……郭鵬親自為曹海林松綁，負責押送的人試圖阻止，郭鵬一巴掌甩在那人臉上，怒罵一聲“混蛋！”

經過一年之久的審查、甄別，這起涉及60多人的“叛國集團”冤案才被平反。之后，戰士們有的復員回到原籍，有的被遣送到兵團農場勞動，只有少數人留在了部隊。

先遣連在西藏乃至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次史詩般的遠征。

連長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蘇的生產建設兵團生活。此后在政治運動中遭遇多次沖擊，甚至被捕入獄。一位作家曾就此采訪過他，他說：“當娘的有時不也會錯怪自己的兒子嗎？”老人于上世紀90年代去世。

指導員李子祥，在先遣連解散后復員，回到山西聞喜老家，曾當過村干部，如今生活在一家養老院里。他的一個孫子現在在阿里服役。

副連長彭青云，繼續在阿里部隊服役，曾駐守普蘭。此后，他在北疆的一個兵站度過了十幾年光陰，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軍區領導偶然得知這位曾叱咤風云的特級戰斗英雄，才得以調動。

通訊員曾自修和翻譯喬德祿都生活在甘肅張掖。兩人都在部隊繼續服役了一段時間，上世紀60年代轉業到甘肅的一個農場。即便是鄰居，也只當他們是兩個老態龍鐘的平凡老人。

曾經的苦難，曾經的榮耀，已成記憶。完成了那次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壯舉后，先遣連戰士們的個人命運隨著歷史的波濤，起伏洶涌，終歸于平凡。

本文采寫得到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退休干部陳永泰大力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11.7.26 17、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