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天書

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正是國內網絡鍵政圈“日耳曼贏學”剛興起之時。隨著白宮官方開始了一系列“在特朗普總統的帶領下我們每天都在贏”的大內宣操作后，本來還只處在鍵政圈小范圍的贏學一下獲得了大洋彼岸最高規格的“實踐背書”，迅速出圈，并且隨著國際時事的更新一路進化。比如，由于最近印巴空戰后莫迪帶領全國進行慶祝，讓網友們感慨日耳曼贏學比起巴拉特贏學還是小巫見大巫。

不過贏學范式解構碰到特朗普和莫老仙這樣的人物，容易產生一種過度耦合的效果。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各種贏贏贏和炒股撈錢的荒腔走板行為，已經讓很多人放棄了理性分析和推測。同時，不光在美國，中國網絡中也有些人開始說“拜登在時如何如何穩重老練冷戰風范”。然而這大概是被特朗普的表現刺激出的一種記憶誤差效應。

稍微回想一下就知道，拜登在任時是另一種亂象，當時美國已經出現政出多頭的情況，連一直獨掌于總統之手的外交權柄也被各路人馬分割。大家應該也還記得拜登執政末期有傳言我們這邊的外交人員經常接到從白宮打來的莫名其妙的電話。

更重要的是，如果拜登真的合格，那特朗普就不會以比第一次大得多的優勢二進宮。2024年底的美國別說跟2016年比，跟2020年比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與贏學范式下的特朗普相對的，是仍有一些人認為特朗普目前的混亂作為都是表象，是特朗普為了掩藏真實戰略目的的大棋。有這種想法也正常，畢竟特朗普下臺之后四年間不懈努力，不屈于民主黨打壓，將自己的基本盤重新整合，還讓共和黨事實上變成了特朗普黨，尤其在賓州槍擊事件之后，按中國人的歷史觀來理解，這么臥薪嘗膽一鳴驚人之后，應該已經變成一個成熟政治家了吧？然而現實就是特沒譜。只能說不要用中國的歷史思維去套當代歐美政治人物的行為邏輯。

本文認為特朗普既非贏學入腦的瘋子，也非故作高深的大旗黨。他能在公開宣稱普京追求和平的同時，又對歐洲領導人私下承認普京短期內對和談沒有興趣。換言之，他從未像媒體說得那樣被普京所欺騙。但同樣，他也沒有明確的戰略。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擺脫特朗普浮夸的欺詐，從美國的面臨的問題本身入手，去看待特朗普“百日新政”的部分起因和影響。畢竟，就算特朗普明天就下臺，但美國的問題，以及由問題激化出的可能走向還在那擺著，我們還是要同一個這樣的美國打交道。

MAGA聯盟的非理性目標

雖然MAGA群體是特朗普的絕對基本盤，但這個群體內部也存在著目的訴求的矛盾，或者說，存在著相當非理性的成分。我們可以用迪斯累利當年的困境來理解MAGA這個基本盤的內在問題。

迪斯累利是19世紀英國托利黨最重要的首相之一。1832年議會改革之后，當時傳統上以土地貴族和農民為選舉基礎的托利黨面臨長期敗選，迪斯累利通過進一步擴大普選權，將農村與城市中下層聯合在一起，共同對抗高度自由化且親商業的城市中上階層扭轉局勢。

這一聯盟成為了19世紀晚期托利黨的主導思想，并最終形成今日被稱為一國保守主義的主張。然而這一聯盟始終也存在一個關鍵的政治實踐困境，即如何平衡農村和城市中下層在貿易問題上截然相反的需求。對農村階層而言，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是保持國內農產品價格的良好手段；對城市中下層階層而言，在自己無法生產農產品的情況下，大量外國廉價的農產品才更能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今天的MAGA群體面臨著同樣的矛盾。特朗普將銹帶州的藍領工人、南方農村福音派信徒和小企業主糅合成"MAGA聯盟"，打破了共和黨自里根時代以來"減稅+自由貿易"的金科玉律。

總體上來說，MAGA聯盟，包括特朗普本人，一個核心宗旨是反對民主黨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但這一目標并非是一種理性邏輯的認知，鐵銹帶工人可能說不出新自由主義到底為何物，但他們能看到匹茲堡的鋼鐵廠與底特律的汽車生產線已經衰敗，他們會聽說在資本逐利本能的驅動下，這些生產線都已經轉移到中國。

這確實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但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該如何解決就是遠超他們世界觀之外的事了。所以彼得·納瓦羅等經濟民族主義者開出的猛藥，即通過高關稅迫使跨國資本無法自由流動，為美國制造業提供喘息空間，就會獲得他們的情緒性認同（美國很多人一開始搞不清關稅的成本到底是誰出）。

南方福音派們同理，他們可能也不知道新自由主義到底為何物，但他們能清晰的感受到新自由主義幾十年下來，美國本土階層和全球化階層的日益分離對立，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歧視和對傳統的破壞。現在只要有人站出來說有一種方法能打擊造成這一切的兇手，打擊那些城市體面人，就會獲得他們非理性的支持。

但現實是殘酷的。高昂的關稅正在對美國制造業工人產生破壞性影響。結構性衰退的美國制造業在導致工人普遍失業陷入貧窮的同時，也無法生產出大量的廉價日用品。北卡羅來納州的紡織工人或許保住了每小時28美元的工作，但他們購買的沃爾瑪商品卻因關稅成本上漲15%。美國工人反而陷入更糟糕的惡性循環，他們越貧窮就越依賴大量來自中國的廉價日用品，他們越依賴中國廉價日用品就越難以擺脫新自由主義下的結構性萎縮。

農民一側同樣糟糕，本來他們也是全球貿易的受益者，并不像制造業工人那樣是因產業轉移丟掉飯碗，但他們對關稅戰的支持正在讓他們丟掉大量訂單。

在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進程中，MAGA聯盟們感受到了無法忍受的生活痛苦，但痛苦的原因各不相同。他們只知道要揮拳打向幕后那個大BOSS，但又在揮出拳頭后，痛苦地發現打向的是自己。

這就是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在維護基本盤上，關稅大棒起初提供的是“贏學情緒價值”，但真正揮出之后就迅速受到反噬。在短期效果上，關稅看起來可以緩解財政危機，但即便特朗普本人也知道，僅僅依賴關稅壁壘所產生的收入是不可能填補美國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他對關稅收入的吹噓更多出自于政治宣傳的需要。

長期目標上，制造業回流是特朗普在2016年上臺以來所形成的兩黨新共識。即便下屆政府由民主黨執政，問題的基本面不會改變。美國不同陣營的態度差異在于他們對高關稅促進制造業回流的效果認知上。但舍此之外，又沒有人能說清還有什么好辦法能讓制造業回流。

就像我們昨天文中討論的“豐饒議程”，顯然民主黨精英們沒什么靠譜想法。所以最終還是擺脫不了關稅。90天的暫停并不意味事情的好轉或者特朗普的重大退讓，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的長期化將成為關稅戰爭的真正劇本。

“特朗普黨”的內部攤牌

在解釋完特朗普、MAGA群體甚至整個美國面對關稅問題的結構性困境后，還要從共和黨內部的權利斗爭來解釋在關稅問題上的具體表現。

今日的共和黨，或則說特朗普在2024年所構建的勝選聯盟中存在三個具有政治影響力的派系。第一個是如日中天的MAGA派系，經濟民族主義是其重構美國經濟的核心主張。作為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斯蒂夫·班農不僅主張對中國全面脫鉤，也主張與其他經濟體脫鉤，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國產品的本土制造占比。

他認為，這不僅將促進美國制造業回流，讓美國成為正常國家，也能避免由于供應鏈全球化所引發的潛在安全危機。班農甚至主張通過對跨國資本收取重稅的辦法控制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全球貿易流動。從更深層次看，MAGA派系試圖將國家視為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堡壘，不惜以焦土戰爭的方式摧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

第二個是里根時代以來的親商業共和黨人。他們深受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將自由貿易作為自己的信條。即將退休的前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是最標志性的人物。但為了適應黨內日益強硬的保護主義傾向和兩黨的對華新共識，這一愈發式微的派系往往會與民主黨建制派一道建立一種“新的自由貿易體系”。

這一體系在明面上支持自由貿易，但在實際運行上會通過特定規則建立大量隱性的關稅壁壘。拜登時代的“小院高墻”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都是這一可以邏輯的產物。親商業共和黨人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新貿易秩序，維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幻夢。

第三個是與特朗普結盟的馬斯克這些自由意志主義者派系。他們奉行哈耶克的最小政府主張，將自由貿易視為自發秩序的延伸，其理論基石在于“比較優勢”的客觀性與市場信號的不可篡改性。從表面看，自由意志主義者與MAGA南轅北轍，但正如筆者以前的文章所分析的那樣，在面臨自由主義霸權的共同威脅下，他們更多是策略性結盟。在關稅問題上，自由意志主義者難以與MAGA派系妥協。這是為何馬斯克會公開批評關稅政策的原因。

以特朗普第一任期為參照，MAGA派系顯然在第二任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不僅表現在以前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和烏克蘭特使基洛格等建制派色彩較為濃厚的人物在政府內部日益邊緣化，也表現在親商業共和黨人和自由意志主義者盡可能避免公開批評特朗普本人這一點上。除了麥康奈爾這樣即將退休的人物，黨內對特朗普已沒有公開批評的聲音。

但特朗普在關稅問題上的暫停，顯然說明親商業共和黨人與自由意志主義者在能夠共同合作的議題上依舊能夠對特朗普施加影響力，暫時抵抗MAGA派系激進的經濟民族主義議程。問題是，從現有趨勢看，MAGA派系的影響力顯然愈發強烈，對億萬富豪征稅將是考驗三者間實力變化的新指標。

當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砸向全球供應鏈時，共和黨內部的裂痕已從暗流涌動演變為公開攤牌。這場圍繞關稅政策的較量，不僅關乎經濟路線的選擇，更折射出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21世紀的分裂與重構。從馬斯克公開抨擊關稅損害特斯拉供應鏈，到班農高呼“關稅是經濟主權的最后堡壘”，共和黨內部的三股勢力——MAGA派系、傳統親商業共和黨人、自由意志主義者——正在上演一場關乎美國保守主義靈魂的角力。

特朗普的贏學方法論

基本盤和黨內兩個層面之后，就是對特朗普本人的分析。特朗普目前大搞贏學，究竟是王八拳亂打一通，還是有什么戰略大棋？他反復橫跳的操作除了讓美國喪失外交信譽外究竟有什么作用？至于說撈錢，這個其實沒太大討論價值，美國臺面上的政客，不管想干事的還是不想干事的都不耽誤明面撈錢，無非是誰更不體面。拿中國人對官員的道德要求代入美國政客屬于想太多。

我們可以分為三個層面討論。第一層次是整體框架，第二層次是大戰略，第三層次是具體戰術。

首先是整體框架，或者也可以稱之為預設的世界觀。從特朗普在20多年前作為改革黨候選人所寫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確實有一個關于改造美國的整體框架構想。或者退一步說，他和MAGA群體一樣，有一個不甚清晰的“打倒新自由主義BOSS，重回美國舊日榮光”的目標。

然后是大戰略。這點很直接的說，特朗普的戰略就是沒有戰略。他有目標，但他完全沒有規劃達成目標的各層級戰略，或者忽視了戰略構建的復雜性。這也是特朗普下大棋論市場越來越小的原因。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邊境墻政策就是典型表現。解決非法移民是特朗普的最終目的，建造邊境墻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戰略決策之一。問題是，邊境墻不僅成本不低，在阻止非法移民的效果上也不如人意。它的象征意義遠大于政策實踐意義。這也是特朗普經常受到嘲笑的原因。

雖然沒有戰略，但為了維持基本盤，為了“打倒新自由主義BOSS”的目標，特朗普確實有一套戰術。我們可以稱之為“混沌控制”，或者說，試圖把所有人拉進渾水里，通過制造高度的不確定性破壞游戲規則，讓大家都失去戰略，再創造出議價空間與權力重構機會。

這種模式具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是元敘事的消解。當建制派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論證自由貿易必要性時，特朗普用“美國優先”直接否定規則本身的合法性。這種對元敘事的拒斥，打破了傳統外交的話語閉環，迫使對手在全新的語義場域中重新定位。

第二是符號系統的重構。以關稅為例，關稅在特朗普語境中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工具，而是被賦予多重象征意義。對鋼鐵征收25%關稅，既是對“鐵銹帶”選民的政治承諾，也是對軍工復合體的利益輸送，更是對全球化精英的價值宣戰。這種符號的多重性使得反對者難以構建統一的批判框架。

第三則是永恒的臨時性。國家治理被壓縮為即時性的事件流。這種“永遠處于beta測試狀態”的執政模式，消解了政策制定的延續性與可問責性。對TikTok的禁令與解禁循環，正是通過持續制造政策懸置狀態，既滿足國內民粹訴求，又避免與中國科技戰的全面升級。

這種“混沌戰術”迫使市場和外交對手不得不脫離自己的舒適圈，無法使用自己所熟悉的話語規則，陪著特朗普一起被拋入到不確定性中，從而改變再平衡的基本參數。在拋入高度不確定性之后，對結果本身的預期也會陷入高度不確定性中。這種操作可能帶來一些積極結果。

芬太尼關稅是最具戲劇性的表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通過將阿片危機與中國化工企業強行關聯，特朗普成功將公共衛生議題貿易武器化，最終將芬太尼問題增加對華談判的籌碼。在地緣政治領域，這表現得更為明顯。比如特朗普意識到已經沒有足夠的民眾支持來為俄烏戰爭續命，所以他徹底顛覆了拜登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邏輯。又比如在中東問題上，他也能跳過以色列的要求，試圖與伊朗或者遜尼派國家合作，比如與敘利亞總統會面就是最新表現。

但是，特朗普的毀滅后再平衡也意味著自己喪失對結果的完全控制權。他無法保證自己每一次破壞后再平衡都能產生自己想要的結果。這才是特朗普高呼贏贏贏的結構性原因。他需要以高度的政治情緒動員彌補結果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可能負面影響。

特朗普采用這種方法固然有個人的性格偏好，更重要的是，美國現在的問題是常規政治博弈策略的不可持續性，幾十年來實質性失敗的移民管理系統是最直接表現。經濟問題同樣如此，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和“以規則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也都沒有實現真正的脫鉤和制造業回流。或者更本質的說，現有的大戰略模型是以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作為基礎，學者和政客無法設想脫離這一秩序的戰略應該如何構建。

新自由主義幾十年來贏了又贏，現在特朗普也好，紅脖子也好，想要徹底破壞新自由主義該怎么辦？左派的全球主義再分配方案猶如空中樓閣，唯一的辦法只剩下與新自由主義同歸于盡，大家最后一起輸。至于未來則交由不確定性決定。

站在歷史的分水嶺回望，特朗普的贏學既是舊秩序的掘墓人，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混沌失序時代的大國行為樣本。它暴露出傳統治理體系在應對復雜性危機時的無能，也警示著民粹主義解決方案的可能缺陷。特朗普以戰術替代戰略的做法恰恰為美國國際關系學界討論大戰略是否存在這一問題提供了具體經驗。

當新自由主義全球神話日益瓦解，當啟蒙的確定性被不確定性的現實擊碎，特朗普式的“贏學”或許正在書寫21世紀權力政治的新語法。而美國最終又會走向怎樣的道路？時間終將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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