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永清

從太原向北行駛約80公里，便抵達了被譽為晉北鎖鑰的忻州。穿過那座屹立了兩千年的北城門樓，踏著歷史的石子路，南北大街兩旁林立著酒肆商鋪，旗幟隨風飄揚，似乎在訴說著悠久而古老的故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仿佛穿越回了明清時代。

轉入秀容巷，周圍頓時安靜下來。或許是讀書的地方，或許是人們對讀書的敬畏，又或許是一種獨特的氛圍。

遠遠望去，秀容書院依山傍水，錯落有致地坐落在繁茂的喬木和灌木之間，極具時代特色的建筑在其中若隱若現。隨著游客的走動，挑檐和屋脊時隱時現，顯得十分頑皮。最高處的廖天閣孤傲挺拔，直指蒼穹。夏日里，樹木郁郁蔥蔥，花香四溢，走在其中，可以欣賞到喬木的偉岸身姿；登上高處，可以近距離聞到槐花和棗花的芬芳。冬日時，書院被皚皚白雪覆蓋，顯得高雅而潔凈。偶爾，黑白相間的喜鵲在雪地上跳躍，留下梅花般的腳印，匆匆忙忙的樣子，忽然間，一簇灌木閃現，梅花便不見了蹤影。偶爾，陽光灑在雪地上，明亮而祥和。

忻州秀容書院始建于1772年，自滿清從白山黑水間崛起，對漢文化深感折服，便將學習和發展漢文化定為基本國策，在各地敕令修繕書院。在這樣的背景下，秀容書院得以修建，其他地方也有類似舉措，據資料顯示，忻州范圍內規模以上的書院就有7座以上。然而，秀容書院的保護最為完善。學者閆竹葉先生曾撰文盛贊道：“新興故郡，秀容古城。環二水而兆瑞；踞九原而昌明。設書院之巖巖，名追岳麓；移學官之赫赫，聲接魁星。雄姿遙佇，鳳闕珍藏四庫；天籟和鳴，文苑常授六經。忻州惟才，于斯為盛；三晉學府，魁尊秀容。”

秀容書院的興建離不開忻州人民所稱道的忻州知府魯璜。魯璜，黎川中田（今江西新城）人，字守原，號緯躔，時任忻州知州。上任后發現忻州“幅員遼闊、民戶殷繁、家有益藏、人事囊囊，謳吟弦誦之聲不絕于耳”。然而儒學生員名額有限，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而教化萬民是父母官的職責所在，但“獨書院至今缺”。于是魯璜萌生了創立一所書院的念頭。他首先召集城內紳士、名儒們在文廟的明倫堂共商此事。大家紛紛表示贊同，并愿意出資和出力。隨后，他又派人到鄉下募捐，得到了鄉紳的積極資助。很快，共征集到白銀四千余兩，解決了籌建書院的經費問題。院址經過多方協商，選定在已廢棄多年的城西南九龍崗，文昌祠西，并增建了院舍房屋。因忻州古有秀容之稱，故將書院命名為秀容書院。

我小時候曾來過這里，首先是一段之字型水泥路。攀爬上去，當時那里駐扎著一所軍營。門口有持槍的軍人肅立。大門兩旁是朱紅大字“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后來查閱資料，這里原來駐扎的是忻縣軍分區獨立營。獨立營在此駐扎期間，客觀上對文物的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據資料顯示，這塊風水寶地也以其博大的胸懷，迎接新時代，煥發新光彩。繼忻縣中學之后，又有忻縣農商職業技術學校、忻縣師范學校、忻縣地區聾啞學校、忻縣地區衛校、山西省戲曲學校忻縣分校、山西省電視大學忻州教學班、忻州市第三中學校、忻州市第一職業中學校先后在這里開展大規模教學活動，為社會主義祖國培養了大量各級各類建設人才。

書院的入口如今已遷至下方，飛檐翹角，四面通透，門楣上刻著“秀容書院”四個大字，筆觸圓潤而灑脫，既保留了古典韻味，又展現了書院的包容與開放。從舊門到新門的變遷中，新增了若干建筑，統稱為下院。有人曾質疑這是否改變了原有的風貌，但實際上，保護文物也需要與時俱進。新添的下院與上中院渾然一體，使得歷史感更加完整而古樸，更具代表性，同時也豐富了書院的內容。事實上，在上世紀末，由于空間限制，書院的部分功能不得不分散到附近的街巷。重新整合后，書院的文物意義更加真實。

穿過下院，向西行約百米，便來到了下院與上院的交匯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牌樓和“互”字形踏步，這里保留了秀容書院的原貌和原址，以及鑲嵌在踏步臺階上方的磚雕影壁。

牌樓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建筑形式，早在周朝便已存在。《詩經·陳風·衡門》中提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牌樓的材料多種多樣，其中以木結構最為常見。在古代，木材是人們親密的伙伴，因為當時的制作條件相對簡單。這里的牌樓也不例外，是木制的。牌樓上刻著“勤學為徑”四個大字，與“互”字形踏步相得益彰。

影壁，同樣是中國獨有的建筑元素。它也被稱為照壁、影墻或照墻，是古代寺廟、宮殿、官府衙門和深宅大院前的一種屏障建筑，正對大門以作屏障。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述了“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影壁的作用是作為建筑群的屏障，區分內外，并增添威嚴與肅靜的氛圍，同時具有裝飾意義。影壁通常將宮殿、王府或寺廟大門前圍成一個廣場或庭院，為人們提供回旋的空間。從風水學的角度來看，影壁似乎還能阻擋煞氣。影壁上的內容通常寄托著主人的美好愿望，這里的影壁上刻有忻州籍晚清舉人常葵濮撰寫的秀容書院校歌。校歌中唱到：“校舍崢嶸，雄建九龍崗，規模好堂皇；舟山遠列作屏障，馬水環縈翠帶長，山明水秀，人才輩出扶家邦；看，多是社會中堅，勤、慎、敏、愛日夜淬礪，為我神州爭榮光。”常先生以滿腔熱情和寬廣胸懷，謳歌秀容書院，激勵學子奮發向上。這里提及的物件，都是歷史悠久的古物。繼續前行，便來到了被稱作書院中院的地方。中院的主體是一座道觀，也稱為白鶴觀。這座道觀歷史悠久，唐朝時便已存在，至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現存的主要建筑白鶴大殿，是明代萬歷年間的遺存，高二十余米，面寬五間，進深三間，前檐副階，懸山脊頂，屋頂鑲嵌琉璃枋心。傳說每年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誕辰，道家的貞元節時，總有成群的白鶴飛來，在殿前殿后翔舞，三日后才離去。元好問在其著作中記載，他幼年時曾兩次參加廟會，目睹了白鶴來會的奇觀，他寫道：“九龍崗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有定期。”明代山西巡撫魏允貞也提到：“二月忻州放鶴群，翩翩清唳九天聞，不知騏驥何處來，猶帶蓬萊五色云。”

道教是中國本土宗教，主張修煉。為何書院中會有道觀的存在呢？實際上，這座道觀比書院更早建立，書院選址時本意是希望淡化道觀的存在。實際上，與道觀和諧共存，也算是一種圓滿。說起道觀，不得不多說幾句：道教的創始人老子，傳統學術界認為他姓李名耳。他騎牛出函谷關時著有《道德經》。老子所處的時代，姓氏尚未普及，因此姓李并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倒是老子的家鄉人常稱呼小孩為貍兒，所以不稱李耳或許更為恰當。《道德經》實際上宣揚的是辯證法，與神鬼之事無關。至于后來成為宗教派別，也算是機緣巧合。

從空中俯瞰整個書院，其布局宛如一個大寫的“明”字，上院部分構成了“日”字的全部，寓意著日月同輝。一條主軸貫穿南北，兩旁錯落有致地分布著廟宇宮觀、樓臺亭閣、四合院落。其規模之宏大，結構之精巧，歷史之悠久，無不令人贊嘆。

從中院通往上院，是一條之字形的臺階。這里同樣設有牌樓和兩幅磚雕影壁，分別描繪了“魚躍龍門”和“文房四寶”的圖案。對于書院而言，十年寒窗苦讀，就是為了能夠“魚躍龍門”，取得成功。

奮力攀登之后，便來到了所謂的上院。

首先映入眼簾的這座建筑，便是書院的核心——文昌宮。實際上，秀容書院并非一成不變，自建立之初，便是一個不斷擴建、更新的過程。文昌宮之所以被視為核心，是因為書院的規劃始終以文昌宮為中心。

如今的文昌宮，保留了民國時期改造為新興學堂后的格局。校方利用原有的宮殿等建筑，將文昌宮劃分為三部分，從南至北依次為槐樹院、棗樹院、柏樹院。這三院在民國后期成為主要的教學場所，分別以槐、棗、柏命名，寓意深遠。槐樹院的“槐”與“懷”諧音，象征著讀書人應胸懷天下，關心國家大事。棗樹院的“棗”與“早”諧音，寓意讀書人應珍惜光陰，早日成才，報效國家。柏樹院的“柏”與“百”諧音，寓意教育是百年大計，培養人才需要長遠的規劃。

槐樹院又名戲臺院，因為院南有一座戲臺。戲臺面寬三間，進深三間，裝飾精美，木石雕刻生動。戲臺的上半部為清代木結構建筑，前半部分為卷棚歇山頂，后半部分為硬山頂。下半部為須彌座，方形蓮花座上雕刻有鹿鶴同松、犀牛望月等圖案，是明代遺物。戲臺西側，磚質浮雕有“勤、慎、敏、愛”四個魏碑大字，這正是秀容書院的校訓，至今仍為忻州一中的校訓。勤，意味著無論做什么事都要勤奮不懈；慎，意味著辦事要謹慎細致；敏，意味著要迅速、靈活地學習知識；愛，意味著對知識和事物應有真摯的情感。

站在高大的槐樹下，仰望天空中緩緩飄過的白云，耳畔似乎又回蕩起那悠揚的唱腔和緊鑼密鼓的伴奏，讓人沉醉于古老的歷史文化之中。戲臺原本是為祈福謝神而建，后來成為師生們閑暇時陶冶情操、放松娛樂的場所，如今則成為市民休閑娛樂的好去處。

槐樹院與棗樹院之間，有一座名為白特門的通道相連。白特是文昌帝君的坐騎，馬頭、牛蹄、驢尾，渾身雪白，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象征著平步青云直上云霄。白特門因此得名，寓意學子們能鵬程萬里，達到人生巔峰。棗樹院與柏樹院之間，也有一座名為儀鸞門的門廊相連。儀鸞門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懸山頂，脊獸式。鸞是傳說中的吉祥神鳥，開啟此門象征著神鳥朝賀，百事吉祥。有資料稱儀鸞門僅在鄉試會試或顯貴參拜文昌君時開啟，但這一說法尚需考證，因為這些建筑均為民國后期產物，那時似乎已采用近代教育形式。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儀鸞門大開之時，必有重要活動舉行。

書院東西兩側有若干廂房，原為辦公場所，現為碑廊。

文昌宮的北面，便是文昌殿所在。殿中供奉著文昌帝君。

在中國古代神話中，仙班中的神靈多由人間杰出人物轉化而來，文昌帝君亦是如此。唐朝時，浙江人張亞子遷至四川梓潼居住，成為一位教書先生。他不僅道德高尚、誠實守信，而且才華橫溢、品行端正。去世后，人們為了紀念他，塑像供奉，香火不斷，最終他成為了文昌神君，即學術和考試的守護神，也稱梓潼帝君。文昌帝君掌管大富大貴的吉星，文昌即意味著文運昌盛。無論是各種升學考試，還是官家的提拔晉升，都歸文昌帝君管理。

文昌帝君身旁，左右各立著兩位童子，天聾與地啞，分別掌管文人錄運薄冊和文昌大印六獸，氣勢磅礴。這象征著知識者往往沉默寡言，而能言善辯者卻未必通曉真理。

文昌宮始建于公元941年，其建筑格局為面寬五間，進深三間，前沿副階，懸山頂，帶有脊剎的吻獸。至今已有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從文昌祠向南走，便是山長院；向北行，則是六藝園。

山長院及其北側的建筑群，包括孔子廟，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老書院。

山長院由兩個相對獨立的四合院組成。下方的四合院與山長院北側的兩座獨立四合院，曾是學子們誦讀圣賢書的地方。拾級而上所見的四合院，則是書院領導辦公的場所。如今，山長院已改造為陳列室，最后一任山長米毓瑞先生的雕像陳列其中，先生目光如炬，凝視遠方，雕塑生動地傳達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山長”一詞起源于唐代，當時人們將隱居山林、講學的博學之士尊稱為山長，這一稱謂一直沿用至民國。在明清之前，山長可能由政府支付薪酬；明清之后，則由地方聘請，具有職業經理人的意味。

在秀容書院中，孔子廟的準確稱呼應為宣圣廟。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孔子受到歷代君王的推崇，在中國的影響力極大。清雍正帝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因此許多廟宇被稱為大成殿。直至今日，我們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觀念仍源自儒家思想，所謂“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便是。孔廟右側直通魁星閣的臺階被稱為通天衢，寓意著讀書能夠改變命運，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文昌祠南側現稱作“六藝園”，六藝指的是書、數、禮、樂、御、射，強調讀書人不應只是死讀書，而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至少掌握六藝，才能被稱為真正的知識分子。

六藝院內現有傘亭、河圖洛書等人文景觀。

沿著通天衢拾級而上，迎面而來的是一棟屋檐高挑、雕梁畫棟的建筑——魁星閣，又名四角亭。它是一座清代建筑，建筑面積約17平方米，閣內供奉著魁星爺。

魁星原是古代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稱。后世將其神化，建奎星樓并塑神像以崇祀，視其為主文章興衰之神，科舉考試中則奉其為主中式之神，并將“奎星”改稱“魁星”。傳說魁星面目猙獰，金身青面，赤發環眼，頭頂有角，腳踏海中鰲魚之首，象征著“獨占鰲頭”。每逢考試，魁星便右手持大筆，左手捧斗四處巡視，斗中裝有眾考生的姓名，被魁星筆點中者即可金榜題名、獨占鰲頭。

魁星在現實中也有其原型；一種說法是鐘馗，鐘馗豹頭環眼，鐵面虬鬢，相貌丑陋但才華橫溢。因相貌怪異未獲狀元，憤而自殺，后被唐玄宗賜封為“鎮宅圣君”和“萬應之神”。鐘馗的形象和故事不僅在中國流傳，甚至傳入日本等國家，成為當地民間信仰的一部分。鐘馗也是文人們科考命運的守護神，因此自古以來文人皆拜請鐘馗，人們說：“拜請鐘馗，中榜得魁。鐘馗真神顯，送咱福祿壽禧安。”人們紛紛到鐘馗故里拜請，并在全國各地建魁星樓，供奉鐘馗像，以便就近祭拜。也有傳說包公是奎星下凡。

魁星樓往南是八角亭，又稱望萱閣，建于清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位于內城墻最南端，建筑面積約20平方米，高約8米，邊長約2米，采用木結構八角攢尖頂，青灰筒板瓦蓋頂，簡約輕盈、古樸秀麗、超凡脫俗，二百多年來，建筑依舊保持原貌。

當時的忻州知州邱鳴泰是江西人，因思念遠方的母親，公務之余常登上八角亭遠眺故鄉。舊時的萱堂，指的是母親的居所。忻州人民見這位清廉的父母官孝心可嘉，便將此亭稱為“望萱閣”，意為站在此處可望見母親。中國自古以來以孝道治理國家，這也符合人們心中的審美。邱先生及望萱閣成為了忻州人民敬仰和懷念的對象。“今跪地門三叩首，連天春草也凄凄。”

在魁星樓與八角亭之間，一段漢城墻蜿蜒伸展。向北望去，便是六角亭，古稱寥天閣，亦名凌云閣。它始建于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占地面積約33平方米，每邊長3.5米，高度約9米，是一座木結構的六角攢尖頂建筑，頂覆孔雀綠琉璃瓦。在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琉璃瓦頂建筑已十分稀少，特別是孔雀藍燒制技術的失傳，使得這座建筑顯得尤為珍貴。六角亭是忻州古城的最高點。站在亭上遠眺，忻州古城的美景一覽無余：云中河與牧馬河如同兩條白練，輕柔地向東延伸；南城樓、北城樓和東城門樓高聳入云，云霞繚繞，與曲折蜿蜒的城墻相映成趣，宛如銅墻鐵壁，守護著五十萬忻州人民。有詩贊曰：“春黃夏綠秋金色，冬雪銀裝暢廖闊！”

在魁星樓與六角亭之間，矗立著呂祖閣。閣內彩塑為八仙之一的呂洞賓。雖然呂洞賓在讀書上未能成才，但最終位列仙班，這是否暗示我們：只要腳踏實地，成為受人喜愛的人，做受人喜愛的事，便能修成正果。讀書并非唯一的成功之路。

忻州城素有“臥牛城”之稱，八角亭與六角亭被視為臥牛的兩個犄角。《三國演義》第二十八回“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中提到的古城，劉關張兄弟相會的場景，極有可能發生在此地。

夕陽西沉，帶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書院，書院帶來的震撼與影響久久難以忘懷。書院的存在對當下社會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我們的先輩在生產力低下的年代都將教育視為重要事務，我們更應致力于提升教育質量，以不負時代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