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菲律賓國內的政治生態，以及其南海政策的調整，呈現出了極為顯著的聯動效應。從中國海警依規準許菲律賓對仁愛礁非法“坐灘”軍艦開展有節制的生活物資補給，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陡然釋放出跟杜特爾特家族和解的訊息，在這一系列事件背后，映射出繁雜的地緣政治較量以及國內權力架構的重新塑造。

根據央廣網報道，中國海警局宣布允許菲律賓派民船對仁愛礁非法"坐灘"軍艦實施生活物資運補，并全程依法監管。這一舉措，充分地體現了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之下，所展現出來的戰略定力，并且蘊含于其中的治理智慧。作為對菲律賓1999年“坐灘”仁愛礁這一非法行為的回應，中國在堅守主權原則的同時，采取了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務實措施；形成了“監管下運補”的常態化機制。

馬科斯（資料圖）

從執法實踐來看，中國海警建立了完整的監管體系：通過船舶身份核驗，以及航行軌跡追蹤，還有物資清單核查，以及卸載過程監督等規范化流程，不但保障了菲方人員基本生存需求，而且通過全程監管強化了對仁愛礁海域的實際控制權。這種“法理與事實同等看重”的治理模式，使得菲律賓在獲取必需物資之際，不得不同時認可中國的執法主導權，客觀上造就了“以規則化的方式來進行管控，以此替代直接的沖突”的治理范式。

值得關注的是，近期；菲律賓在南海的挑釁行為，明顯減弱了。除了仁愛礁之外，而且在黃巖島附近的活動已經降格成為“象征性巡邏”，派遣的多數是老舊的艦艇，而且逗留的時間也比較短暫。這種變化，反映出菲方對中國反制能力的重新評估，中國在南海島礁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執法能力的提升，已形成對區域局勢的有效掌控，迫使菲律賓放棄激進策略，而轉向有限度的試探。

5月19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通過社交媒體，發表播客講話，輕松愉快地公開表達了與前總統杜特爾特家族和解的意愿，而且強調“需要朋友而非敵人”。這一表態，與2022年兩大家族從競選聯盟，急劇走向政治對抗的態勢，形成鮮明對比，其實是菲律賓5月12日中期選舉后，權力格局變化的必然反應。

馬科斯（資料圖）

從權力博弈這個角度來分析，馬科斯的和解姿態，具有十分明確的策略性考量。參議院席位處于膠著的狀態，這就使得莎拉彈劾案很難達到三分之二的通過門檻，而且如果說強行去推動的話，或許會引發朝野之間的對立進一步激化。杜特爾特家族，在地方選舉里展現出了很厲害的表現；特別是在達沃市這類關鍵選區，它所具備的掌控力，給馬科斯造成了實際上的政治威懾。

菲律賓民眾對兩大家族惡斗的厭倦情緒在不斷上升，第三方政治力量開始崛起，這就進一步壓縮了馬科斯的執政空間。在此背景之下，和解表態，成為了一種能夠緩解國內政治壓力，爭取中間選民支持，與此同時防范2028年大選復仇聯盟形成的較為務實的選擇。

馬科斯（資料圖）

馬科斯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策略呈現出了收縮的態勢，這與它國內的政治生態逐漸發生的演變之間，存在著十分清晰的因果方面的關聯。此前試圖通過炒作南海議題來凝聚民粹支持的這種策略，因多次挑釁失敗，反倒暴露了執政能力的缺陷。而且每次南海對峙之后，在菲律賓國內，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呈現上升趨勢，他們覺得政府“制造了危機卻沒有能力去解決”。這種“民粹動員反噬”的效應使馬科斯不得不重新考量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國內政治方面的代價；而且說真的，這也讓他開始反思以往的外交策略在國內政治環境中的適應性。

中期選舉結果，印證了這一邏輯鏈條：杜特爾特家族的選舉強勢，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馬科斯南海政策的民意反彈。當菲律賓民眾發現政府在南海問題上既無法取得實際利益，又導致中菲關系緊張影響經貿合作時，自然將政治不滿轉化為選舉投票行為。這種“外交政策—國內政治”的傳導機理，促使馬科斯做出了策略性的調整：在南海事宜上，采取了較為審慎的態度；而且通過內部政事的調和，舒緩了其執政所面臨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