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旅游（Movie Induced Tourism）指依靠影視帶來的關注度和影響力產生觀眾旅游動機并帶動當地旅游產業。近幾年，影視劇對地方文旅效應的帶動效益明顯，“影視+文旅”的模式也在多個案例中被廣泛實踐和驗證。通過故事講述、場景設置以及拍攝方式，影視劇以強大的視聽藝術感染力激發出觀眾對拍攝取景地的實地體驗欲望，因此帶給地方相應的流量，完成文旅消費轉換。同時，相關部門也逐漸加大對文旅的扶持力度，助力“影視+文旅”成為強勁風口。2022年8月發布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中提出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動文化和旅游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融合發展，打造獨具魅力的中華文化旅游體驗。[1]2024年初，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就印發了《關于開展“跟著微短劇去旅行”創作計劃的通知》提出2024年創作播出100部“跟著微短劇去旅行”主題優秀微短劇。[2]縱觀當下，“影視+文旅”的熱潮已然來襲，將文旅元素融合在影視劇的形式廣泛發展，而影視文旅產業的融合也成為當下的時代話題。在視聽時代下，影視劇如何更好地帶動地方文旅發展？“影視+文旅”如何實現相互成就、相互賦能？我們需要從影視劇角度，探討影視劇帶動文旅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

一、影視與文旅的互文運作機制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的一種理論。它先被味莉亞·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3]也就是說，作者的再創造是在大文本的基礎上進行的，兩個文本或是兩個藝術種類之間具有某種連接，觀眾或讀者在觀看以及閱讀中產生一種閃回式的體驗，喚起某種關于記憶的情懷。

隨著文旅元素在影視劇中的占比增多，兩者的融合也越發自然，“影視+文旅”也成為高頻討論詞。影視業作為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文化產業，其文化和思想的傳達對大眾的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而文旅則是將文化和旅游融合，在旅游形式中進行文化輸出。影視和文旅兩者的內核都是文化，為“影視+文旅”的產業融合提供內容基礎。[4]同時，兩者具有一定的互文性。電視劇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影視+文旅”的互文運作機制能延長影視業產業鏈，對影視行業發展新格局的構建和新藍圖的探索具有積極意義。在運作機制中也能在為旅游地提供宣傳推廣作用，實現經濟持久化發展。

（一）影像與現實的相互映射

影視劇和地方現實互文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真實空間介入到影像中，構建出真實的、源于生活的畫面，以一種復現的方式渲染影視劇創作的真實底色。同時，在日常敘述以及充滿生活氣息的鏡頭中，增強影視劇的世俗性，觀眾更能沉浸于藝術編織的日常世界中。影視劇《去有風的地方》以云南大理的云苗村作為取景地，在這一遠離城市的鄉村空間中生活著一群可愛的人，過著樸實的田園生活。“彩云之南”的自然景觀和生活氣息賦予影像田園牧歌式風格，讓該劇具有治愈人心的效果。黃河路作為地理空間對上海形象傳播具有重要作用，也代表著上海一個時代的城市文化。《繁花》讓各色人物集中在黃河路上，呈現他們的奮斗與掙扎、希望與絕望，人物的命運起伏和整個時代變革聯系在一起，增強了該劇主題的豐富性。其次，影視劇也如鏡像般反映現實，促進觀眾對現實的了解。影視劇中的思想厚度、表達溫度以及思考銳度深層次呈現地方文旅，引起觀眾同頻共振，形成情感鏈接并引發線下實地體驗欲望。如《去有風的地方》將距離云南大理還有七八公里的小村莊展現在觀眾面前，通過影視劇我們了解到地方人文風貌和中華傳統文化，感知到具有民族性和歷史性的云南。《我的阿勒泰》展現了阿勒泰深厚的民族風情、民族文化底蘊，敘事中那些宏大意識在草原湖泊等自然景觀中體現。鏡頭聚焦在該地生活的鮮活的、當下的個體，讓該劇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大眾性，迸發出一種難以抗拒的活力，使阿勒泰的優美風光、有趣人文深入人心。影像的傳達促進當地的旅游經濟，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觀眾去到地方進行實景體驗和文旅消費之后，影視劇更加具有生命力，線下反哺線上的長尾效應更加顯著，真正實現影視和文旅的雙向奔赴。

此外，從深層邏輯分析，影視劇和現實的互文運作在本質上也是符號生產和占有問題。影視劇不僅讓觀眾具體感知到地方風貌，還會生產出符號意義，推進觀眾對地方的符號想象，刺激消費者產生需求。如《去有風的地方》和云南大理的互文實質是對自由符號的生產，具有逃離都市、放松身心的主題。《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互文實質是探索符號的生產，是對遠方世界的向往和探索。符號的生產讓觀眾意味自己需要某種產品，使其對符號進行追逐和占有，也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二）從觀眾到游客的轉變

視聽媒介是當今文化表達的重要手段，影視劇以特殊的視聽形式和敘事方式，在劇情、美術、拍攝等元素中植入地方文化特色，讓地方風土人情得到更為具體、豐富的展示，提升了地方景觀和文化的能見度和被感知度。同時，影視劇和取景地形成互文，觀眾對取景地產生形象感知，認識到該地的民情風貌，產生尋求體驗的旅游沖動和消費熱情，從而實現文化空間的擴容，或者社會空間的再生產，也由此實現從觀眾到游客的轉變。王家衛導演的影視劇《繁花》成為現象級作品，不僅取得高收視率和討論度，“繁花熱”也從線上延展到線下。劇中的重要敘事空間“黃河路”成為網紅打卡第，上海特色美食“排骨年糕”也重新走紅，更是推出了“寶總泡飯”“繁花套餐”。《去有風的地方》讓鳳陽邑村的“有風小院”成為一個文旅品牌，整個村也在文旅項目帶動上增加了更多就業機會。

影視劇播出的熱度對線下文旅和地方經濟能夠產生巨大影響。數據顯示，《去有風的地方》開拍前，取景地游客日流量小于20人。兩年后劇集播出，當地日均旅游人數呈幾何級增長。時常呈現人山人海、一房難求的興旺景象。《我的阿勒泰》中北疆的草原、雪山和曠野等讓無數觀眾向往，也帶動阿勒泰旅游市場的火熱。在《我的阿勒泰》開播之后，阿勒泰旅游度假產品的預訂量環比前一個月同期增長超370%，帶動阿勒泰地區旅游人數同比增長80%+，旅游相關收入同比增長90%+。

二、影視劇賦能地方空間的三重方式

（一）突顯地方文化特色，感受地域魅力

講好中國故事是文藝作品創作的基本需求和責任，在時代變革中講述什么故事、塑造怎樣的人物、進行怎樣的價值表達都是創作者們需要考慮到的。影視劇作為藝術媒介對生活、時代以及社會進行了深刻的反映。文旅題材影視劇選取了不同的地方空間作為故事的敘述背景，強調地域人文地理特色，并在故事講述中深度挖掘、細膩展現各地獨具特色的自然景觀、歷史底蘊和生活方式，讓觀眾在觀看中沉浸式感受地方魅力，產生旅游興趣和向往之情。在影視劇《繁花》中導演塑造出多位出色的人物形象，拍攝出高級有質感的影像畫面。但整部劇中，所表現的核心點始終是成長中的上海城市。該劇從劇本、美術、人物塑造等環節都圍繞上海展開，拍上海景、說上海話，讓上海在劇中保持高出鏡狀態，體現出上海的時代精神，也喚起觀眾對上海的關注和消費熱情，成功帶動上海文旅發展。如串聯起整個故事的黃河路、外灘27號等地標，人物說的滬語方言等。此外，上海美食也滲透在《繁花》中各處的畫面和臺詞中，有6碟小菜的上海泡飯，上海本幫菜、排骨年糕等。本地美食不僅體現出上海的飲食特色，也暗示著人物關系，推動劇情發展。黃河路上繁華飯店和上海市井小店的飲食文化也融入到人物命運和此起彼伏的時代畫卷中。

另一方面，將文旅與影視劇相融，在影視劇中傳達地方性、民族性傳統文化、非遺技藝是推動地方文旅優質、長遠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影視劇《去有風的地方》在云南大理取景，這里也是少數民族白族的聚集地，該劇便將視線聚焦到當地非遺文化，帶領觀眾關注白族刺繡、白族扎染、劍川木雕等非遺文化和技藝。這些非遺文化的呈現和突顯也為當地后續的文旅產品開發提供元素，刺激大眾對非遺文化傳承的興趣。

（二）建構地方空間意義，帶動文化想象

影視媒介通過故事敘述和視聽技術對取景地方空間賦予多意性呈現和表達。觀眾在對拍攝地感興趣后主動去往地方并尋找影視劇中的場景。大眾對旅游目的地的選擇也從被動向主動轉變。而影視媒介在展現取景地空間時經由影視文本、美術置景等多方面的建構，具有現實與虛擬兩重屬性。同時，觀眾在看完影視劇中的空間后，對其進行文化想象、意義構想，產生第三重精神空間。因此，影視對地方空間不止是簡單再現，也是創作者和觀眾的編碼和解碼，在這過程中一起對空間創造性再建。

真實地域文化與藝術再現表達反映出不同作者對城市的空間想象和文化追求。王家衛導演通過視聽語言藝術手段為事實染色，給予影視劇《繁花》獨特的印象和色調，細節真實性和敘事想象性也讓《繁花》游離于客觀存在與主觀再現之間，賦予上海城市隱形張力并形成一個巨大的想象空間。《繁花》并沒有使用紀實拍攝手法還原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上海地域生活，而且王家衛導演所展示的上海不太像人們記憶中的上海，反而更偏向于傳統中的香港影像，是導演對自己記憶中的上海的藝術再現。“將單個的空間，定位于關系領域中，并將空間的意義置放在這種關系中，這就是現代城市結構部署的一個獨特特征。”[5]該劇的主要取景地是上海黃河路，該地方是傳遞城市文化的物理空間，也承載著上海人的情感和記憶。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創造出獨特的生活體驗并形成群體身份認同，最終成為空間記憶媒介。王家衛在《繁花》中將上海黃河路這一地方空間進行編碼，觀眾在觀看中對黃河路進行解碼，通過自己的主觀認知和空間想象，賦予黃河路空間精神意義。觀眾通過影視劇《繁花》認識到黃河路，并通過作品視聽感受到城市的生活節奏和氛圍，體驗地方的文化底蘊。

（三）地方IP開發與打造，形成多元模式

當下IP（intellectual Property）影視劇在收視率、討論度上都接連突破新高，受到年輕人的追捧。“IP熱”也形成了新的市場競爭模式。一個優質的IP能提供多元化原創內容的開發可能性，而且可以延展到不同的產業領域。在一部優秀影視作品受到觀眾的歡迎和信賴時，所取景地方空間的文化內涵也會隨著作品影響力增強而樹立起長久性的文化品牌。

“空間是人造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是各種利益奮然角逐的產物。它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澆鑄而成。空間從來不能脫離社會生產和社會實踐過程而保有一個自主的地位，事實上，它是社會的產物。”[6]“影視+文旅”的融合增強了旅游地業態多樣化發展，形成多元盈利模式。隨著影視劇熱度的提升，地方旅游業意識到其潛在價值，建設地方IP品牌，賦予地方特色文化、歷史和意義，增加文旅附加值，推進具有特色調性的地方IP落地。

文旅在影視的拉動下，使優秀IP的文旅價值獲得廣泛認同，從線上種草到線下引流，產出高熱度出圈案例。影視劇《人世間》播出后，政府將劇中的一百余個主要取景地進行統籌分布，提取其文化內涵，打造旅游新地標，描繪出《人世間》影視文旅打卡地圖，構建起吉林影視文旅IP生態圈。陜西西安以影視劇《長安十二時辰》為切口，打造出“長安十二時辰”街區，推出“熱門劇集+沉浸式娛樂+主題餐飲+國潮產品”新消費綜合體，游客沉浸式跟隨主人公張小敬去守護長安。

三、影視劇帶動文旅發展的時代化路徑

文化認同是建構在群體對于某種思想、道德和價值觀上的精神歸屬意識。影視劇在影視技術基礎上對故事內核和其背后價值觀的傳播能夠賦能文化旅游。與之相對應的是，游客對文旅的文化認同也能帶動影視作品的創作、傳播和消費。

影視劇具有一定的時效性，旅游期望的生命周期曲線也會隨著劇從開播到播完的時間推移而顯著下降。因此，影視劇維持地方文旅長期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賦予其文化價值，使其具有長遠的吸引力。通過影視劇滿足大眾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差異化物質形態空間，喚起與大眾的共同文化記憶并引起文化認同，以期延伸觀眾的消費熱情，形成“影視+文旅”在多維度上的良性互動。

（一）挖掘時代議題緊跟國家戰略需求

影視文旅產業是影視、文化和旅游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的產物，在挖掘鄉村文化、擴寬鄉村行業邊界、帶動鄉村經濟及文旅事業的發展等方面對標著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影視文旅產業的開發實現鄉村產業多格局發展，為產業注入活力，使當地農民增收、創收有新的可能性。文旅題材影視劇創作可以結合時代環境和社會文化議題，讓其具有可看性的同時兼具社會意義，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主流價值觀。影視文化融入鄉村不僅能傳播鄉村傳統文化，也能將現代科技技術帶到鄉村，為當地帶來新的思想和觀念，傳統鄉村農耕文明、非遺文化等通過影視文旅產業迎來新生，不斷助力推行鄉村振興國家戰略。而觀眾對影視劇思想文化傳達的直觀感受也代表著對新時代新征程的思想認同。

《去有風的地方》便是聚焦鄉村振興議題，在溫暖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中以小切口對美麗鄉村圖景進行真實再現，在個體與時代的共同發展中，喚醒人與鄉土的情感勾連，成為鄉村振興時代議題的鮮活注腳。該劇以都市女孩許紅豆來到大理云苗村排解憂郁心情為敘事主線，在弱化敘事沖突，呈現閑適田園鄉村生活中給予觀眾精神治愈。此外，該劇還通過一個個具有生活氣息的普通人物故事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議題基礎上探討了留守兒童、非遺傳承等主流話題，在煙火氣氛圍中將故事娓娓道來，觀眾小人物的人生命運，傳遞善良人性和幸福感生活，極具時代性、思想性和藝術性。

（二）利用集體記憶理論打造城市文化

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與情感的載體，影視劇對空間的塑造增強了地方的獨特性，也將屬于人物個體的回憶上升為一個群體共享的集體記憶。影視劇中的特定取景空間構筑成城市的集體記憶，通過人物在空間中的經歷喚起觀眾對這一區域的印象和記憶，甚至是歸屬感，個人與他者的記憶重合喚起更多人的共鳴，更是在被社會客觀化后形成一種公共符號被特定群體共享。

從內容層面看，影視劇的題材、敘事以及人物可以從歷史邏輯和文化內涵出發，深入挖掘和探討集體記憶。對時代往事的喚醒成為現代人的一種重要溝通方式，影視作品通過書寫往事引起觀眾的身份認同，并借由文化記憶帶來符號式消費熱潮。集體記憶中暗含著城市差異性的文化符號和精神符號，具有自身的獨特內核。通過集體記憶打造城市文化原創IP能快速建立起人們對城市的差異化認知，感受到這座城市的特別之初，并吸引前來旅游拉動當地經濟增長。王家衛導演通過拍攝《繁花》展現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風云際會背景下的上海都市往事，呈現那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時代下無數個體的追夢之路。《繁花》的播出也激活了觀眾對于上世紀老上海的深層次心靈感知，通過阿寶、汪小姐以及黃河路上各色人物故事形成時代縮影，也和觀眾建立起了一座跨越時空的橋梁，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并達成共識和共情，構筑了群體對上海的集體記憶，這也有助于滬上文化的進一步傳播。

（三）建立情感連接滿足多種精神需求

影視劇在敘事情節和環境氛圍的渲染下獲得觀眾精神上的關聯性和認同感，受眾與影視媒介建立情感連接，觀眾從中獲取到精神棲息地，得到愉悅和能量，更是對生活增添了憧憬和期望，之后將這種情感投射到現實空間中激發觀眾產生旅游行為。觀眾通過影視劇對地方文化特色的反映，對此感到精神認同，在這一認同基礎上擴大想象空間，拓展時空渠道，最終滿足觀眾對文化旅游的多種精神需求。

《我的阿勒泰》非常符合網生代年輕人對新疆本地生活的想象，讓人以當下的眼光來感受新疆，感受新疆的寧靜、美好和孤獨，和人的精神世界相連接，對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具有治愈的效果。都市空間的部分年輕人處于一種精神困境中，急需精神慰藉。《去有風的地方》抓住這一問題，在主人公許紅豆逃離都市揭開心結感悟生命意義的人物故事中表現云南大理的自然風光，洱海的風、古城的景、古鎮的路匯聚成的愜意田園生活以烏托邦小鎮的形式帶到大眾視野中，成為緩解社會個體壓力的精神解藥，并將大理空間賦予遠方、美好、詩意等意義，讓觀眾從繁雜現代生活和人際關系中短暫脫離。鄉土自然風光和緩慢的生活狀態和深居城市的都市生活節奏產生一定的審美距離，這一距離引發觀眾對當地的無限遐想，將想象中的美好風光都投射到云苗村中，形成影視劇與受眾想象的二次創作，也賦予了影視劇新的生命力，創作者和觀眾共同為這一地方建構出了一個美好烏托邦，讓觀眾在自然之中尋求人生、探尋自我。

四、結語

影視劇是大眾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兼具著多重社會功能和人文價值。在現代化社會影視劇創作中，需要考慮受眾的多樣化需求，這要求創作者要打破傳統的、單一的慣性思維，激發影視劇創作的無限可能性，和其它領域實現多元融合。“影視+”背后的無限可能是中國電視劇高質量、精品化發展的良好印證，也是影視劇滿足人們群眾精神文明生活的重要方式。影視與文旅的結合打造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影視作品，這一融合不僅能提升影視產業和文旅產業的發展，實現1+1>2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也能在跨界融合中傳播當地文旅特色，推動地區間的文化交流和合作，讓中國文化資源煥發光彩。

【本文系成都市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成都市交通+旅游大數據應用技術研究基地2023年度重點項目《文旅融合視域下“影視+旅游”產業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231004）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

陸薇：四川傳媒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影視藝術、網絡視聽

邱子沫：四川傳媒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影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