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看到一篇哈佛事件的跟蹤，標題是“我們成了籌碼：哈佛國際生在川普政府撤銷入學資格后的恐懼與焦慮”。這些學生表示，他們正經(jīng)歷“徹頭徹尾的恐慌“，正努力地去接受一個現(xiàn)實：簽證吊銷，研究中斷，今夏離境，無法重回漂亮國腫么辦。” 乍一看，這些學生令人同情；但是仔細一看這些國際學生的地域分布，讓人不免浮想聯(lián)翩。從朝鮮到以色列，從委內(nèi)瑞拉到伊朗，哈佛變成了國際地緣政治真人秀的現(xiàn)場。

一、民主燈塔下的奇觀：哈佛成了“意識形態(tài)聯(lián)合國”

曾幾何時，哈佛是全球精英學子的圣地，是一段窮書生苦讀十年后涅槃重生的夢境。而如今，這座常春藤的老牌學府，越來越像聯(lián)合國下屬某種專項領(lǐng)導培訓小組的實驗基地。

來自五湖四海的“國際學生”，帶著迥異甚至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齊聚劍橋城，共享波士頓的自由空氣——這聽起來像《老人與海》中那句隱喻：“一個人并不是生來就要被打敗的。” 真實的意思，有些人生來就是要贏的。但別急，現(xiàn)實常比小說更荒謬。

那篇報道，映入眼簾的不是學術(shù)討論，不是科技突破，而是一張張國際學生的憂心忡忡的臉龐。他們似乎剛剛意識到：在這場地緣政治的撲克局中，他們不過是被推上牌桌的籌碼。但別誤會，他們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無辜的“誤傷者”，而是主動登船的“玩家”。

二、朝鮮同學的“自由夢想”

看到名單上赫然有“朝鮮學生”，筆者第一反應(yīng)是：哈佛招生辦是不是搞了一波政治正確到極致的行為藝術(shù)？一個閉關(guān)鎖國、痛恨美國、全國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居然能把人送進哈佛？

要么這孩子是北高麗外事精英的嫡系，要么是某種外交博弈的“人肉通道”。不管是哪種可能，難道“真理往往藏在敵人圖書館的深處。”

朝鮮的學生若真出于“改革試點”，這回也是要經(jīng)歷：身在哈佛，心歸平壤，進退兩難，無力回天。

三、伊朗革命衛(wèi)隊的下一代：體驗美帝腐朽是必修課？

如果說朝鮮學生只是讓人驚訝，那么來自伊朗的學生則令人警覺。這個對美國“日夜詛咒”的國家，高呼“美帝去死”，卻一邊悄悄把將軍子女送到波士頓感受“自由民主”的氣息。

在德黑蘭，西方被稱為“道德淪喪的墮落世界”；可一到波士頓，就成了“高質(zhì)量生活體驗營”。這些學生往往家庭背景非同一般，不是能源部高官的子女，就是革命衛(wèi)隊的親戚。

他們白天在肯尼迪政治學院上“全球治理”課程，晚上在Back Bay的小酒吧里品紅酒、談自由、看《紙牌屋》。一邊享受著“墮落”，一邊盤算著未來如何把這種制度徹底摧毀——這才是極致諷刺的精髓：打著敵人的燈，照自己的路。

四、委內(nèi)瑞拉與雨林神童：另類出口計劃

令人更為“感動世界”的是委內(nèi)瑞拉的學生。這是一個通貨膨脹率年年突破天際、街頭經(jīng)常斷電斷水、石油換食品的國家。可就是在這樣的廢墟中，居然有人能交得起哈佛每年近十萬美元的開銷？

這已經(jīng)不是“寒門出貴子”的范疇，而更像是“門外是火海，書包里是綠卡”。我想他們肯定是帶著“批判性學習”的姿態(tài)前來，動輒寫學術(shù)論文分析“美國的失敗”，但生活方式卻比波士頓土著還西化，這種犧牲自己做試驗品是一種精神。

“我們不是愛上美國，我們只是批判性地生活在美國。”這邏輯比變魔術(shù)還精彩。

這讓人想起明朝萬歷年間，朝鮮使團路過福建，發(fā)現(xiàn)百姓衣食豐足、四通八達，回國后卻照舊說：“大明國祚將終，萬民已苦。”

五、以色列學生的“又當又立”：精明中的過分精明

當然，真正把多元性玩得最爐火純青的，非某些以色列學生莫屬。原文是這樣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博士后學生告訴記者，她感覺猶太學生“被川普政府當作棋子”。政府指責哈佛制造了一個“對猶太學生不友好”的不安全環(huán)境，并施行“種族主義的多元、公平與包容政策”。

這位以色列學生說，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大學來打一場遠遠超出哈佛范疇的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真正的目的不是關(guān)心猶太學生的安全，而是打壓與其不一致的思想聲音。”

這讓我想起法國作家拉封丹的一則寓言：狐貍批評葡萄太酸，是因為夠不著。而在這里，以色列的“狐貍”早已吃到葡萄，嘴上還喊“太酸”，真是精于算計到了極致。

六、肯尼迪學院與“政治實習生”：你以為是學術(shù)，其實是籌碼

若你打開哈佛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學生名單，簡直可以對照一張地緣沖突地圖：烏克蘭、俄羅斯、巴勒斯坦、阿富汗、緬甸、敘利亞，哪兒有沖突，哪兒就有人來深造。

尤其是俄羅斯的國際學生，俄烏戰(zhàn)爭逾三年，盧布貶值，經(jīng)濟蕭條，國際封鎖，你們的學費是如何越過層層封鎖進入了漂亮國，難道又有寡頭特別通道？

這已經(jīng)不是“教育無國界”，而是“意識形態(tài)暫時停火”。這些學生中，有的是國家機器的未來，有的是國外基金會的“種子選手”，他們在哈佛學習談判術(shù)語、學術(shù)包裝、公關(guān)策略——為的是將來能以“學者”身份掩飾政客嘴臉。

正如拿破侖所說：“給我一所好大學，我就能制造一個帝國。”而哈佛早已不只是教育機構(gòu)，它是意識形態(tài)的酵母，是軟實力的容器，是某些國家的外交備用通道。

七、是誰被驅(qū)逐，誰又在扮演“被驅(qū)逐”？

在這場看似突如其來的驅(qū)逐風波中，真正受傷的是誰？是那些普通又認真的國際學生，是那些沒有權(quán)貴背景、靠自己努力進入哈佛的年輕人。他們本該是“全球人才流動”的受益者，卻成了“政治糾紛”的代價。

哈佛當然有權(quán)維護自由精神，但如果這種“自由”最終只服務(wù)于國際權(quán)貴精英網(wǎng)絡(luò)、政治利益和國際斗爭，那么它的“多元性”也不過是一張包裝紙，遮不住背后的功利。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言：“無知者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揭穿。”

而今的哈佛，正是被慢慢揭開的那張“精英教育”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