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K-Pop人氣女團，陷入了種族歧視爭議。

5月17日，女團KISS OF LIFE所屬公司S2娛樂宣布組合將退出北美韓娛盛典KCON LA 2025，表示是“與主辦方慎重商議后做出的決定”。然而，歐美粉圈并未買賬，甚至持續升級為近年來最嚴重的K-Pop抵制潮。

這緣于今年4月的一場危機事件。4月5日，組合成員Julie慶生時進行了一場主題為“老派嘻哈”（Old-School Hip-Hop）的直播。成員們身穿寬大T恤、佩戴金鏈，梳著玉米辮，并使用街頭語氣和“Gangsta”手勢模仿黑人rapper。但直播片段被截取后，在TikTok、X等平臺快速傳播，引發了大量歐美粉絲的不滿。批評聲音指向她們消費黑人文化，強化種族刻板印象，構成“文化挪用”。

那么，在頻繁借用他者文化的全球化進程中，K-Pop為何屢陷爭議？

本玩笑如何引爆“黑海”

從一夜掉粉20萬、歐美巡演退票、品牌合作叫停到最終宣布退出KCON LA，這次的抵制風波迅速升級為“黑海示威”（粉絲在演出中集體熄燈、保持沉默來表達抗議），被稱為“K-Pop史上最大規模的抵制事件”。

回溯來看，此次爭議發酵的關鍵，源于KISS OF LIFE成員們直播中的模仿與嬉笑被解讀為“戲謔”，而Julie和Belle本身為韓裔美籍身份，在歐美語境中被認為“理應理解文化敏感”。尤其是Julie過去曾因使用N-word而受批評，再次“踩雷”大大加重了網友的失望和憤怒。

盡管道歉聲明在輿論初期就迅速發出，卻全文避談“文化挪用”等關鍵字眼，僅表示“感到遺憾”“今后會更加注意”，也未正面回應為何使用相關造型、口音，被視為模糊敷衍、缺乏誠意，更難獲得原諒，反而成為激化風波的導火索之一。幾天后，成員們再次分別上傳手寫道歉信，但因依舊未提及爭議焦點，爭議并未因此平息。

與此同時，輿論在東西方之間呈現出明顯溫差。

歐美粉圈普遍認為，這一事件踩到了文化紅線，是對黑人文化的“消費性扮演”，Reddit上的“r/kpopthoughts”社區中，也有粉絲呼吁在KCON LA上實施“黑海示威”以示抗議。

而中文與韓語平臺上，不少聲音則表示“至于嗎”、“這有什么好大驚小怪”，甚至指責歐美粉絲“道德霸凌”、“太玻璃心”。

造成這種差異的背后，其實是不同地區文化背景與社會教育的巨大差異。

歐美社會對種族議題的討論長期處于主流位置，“文化挪用”作為政治性概念廣為流傳。而亞洲社會在沒有殖民者身份，同時文化傳統對種族與族群政治關注較弱的前提下，較少從權力結構出發理解文化交流，更多將其視為審美取材或靈感來源，不具備相同的歷史敏感度。

K-Pop也正是在這種語境錯位中，一再走向輿論風口。

K-Pop為何頻頻踩雷？

“文化挪用”并非指使用文化本身，而是指主流群體在脫離歷史背景與語境的情況下，將邊緣群體文化作為裝飾性素材使用，并從中獲利。這個過程中，原文化被遮蔽，文化主體失聲。

K-Pop的“踩雷”記錄早已不止一次。

2017年，女團MAMAMOO在一次演唱會VCR環節中，涂黑膚色、戴卷發假發模仿Bruno Mars形象。但黑臉這一符號，源于美國19世紀白人用化妝嘲笑黑人的種族歧視行為，極具攻擊性，自然引發輿論風波。后續，所屬公司RBW娛樂迅速刪除了該VCR片段，稱成員“無意冒犯”，不知黑臉的歷史含義，并承諾加強文化教育，成員Hwasa在后續直播中表示“學到了教訓”。

類似問題也曾發生在男子組合NORAZO的歌曲《Curry》中。這首歌最初發布于2010年，風格詼諧搞笑，但MV中使用了大量咖喱、印度舞蹈動作、夸張服飾等元素，被認為將印度文化簡化為刻板印象。

該事件還在2020年被重新點燃，當SEVENTEEN成員在自制節目《Going Seventeen》的模擬選秀環節中演唱該曲時，再次引發印度及南亞粉絲不滿。在社交媒體上，不少人批評《Curry》“把印度文化等同于咖喱”，部分韓國網友認為粉絲過于敏感，稱《Curry》是“童年回憶”，但南亞粉絲表示“讓我為自己的文化感到羞恥”。 最終，7月15日，NORAZO成員Jo Bin在在Instagram上發布長文道歉信，承認誤解并承諾將更重視文化表達的準確性。

此外，BLACKPINK、NCT U等知名組合也曾因MV布景中對印度教神祇迦尼薩雕像、伊斯蘭建筑等宗教元素的的隨意使用，被印度與穆斯林粉絲發起抵制。

此類爭議的共性，均在于對文化符號“取其形，不問根”的使用。在K-Pop視覺工業中，造型、道具、音樂風格被快速“拼貼”，成為藝人包裝的一部分，卻忽略了其背后作為族群身份、歷史創傷與宗教信仰的深層含義。

韓國的偶像產業機制也放大了這一問題。

K-pop高度依賴“概念先行”，在緊湊的企劃周期中，文化素材往往被作為模塊資源進行快速組合，缺乏足夠的語境理解與文化研究，最終打包呈現為“看起來潮流”服務的符號，常常踩中他者文化的敏感紅線。

此外，雖然已成為全球化文化產品，但K-Pop的創作模式、內容審查機制與文化理解框架依然扎根于韓國本土，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尚未同步出海。如韓國評論家所說——“K-Pop已經進入全球化，但孕育K-Pop的社會尚未全球化。”

在韓國社會內部，主流文化對“文化挪用”概念的接受度也較低。許多人認為“我們不是殖民者”，因此在面對文化挪用批評時，難以共情他者所攜帶的歷史創傷，并傾向于將其視作對韓國或“K-品牌”整體的貶損與攻擊。這類態度常常轉化為民族主義情緒，也進一步壓縮了理性討論的空間。

當然，韓國文化評論界也存在不同聲音。

一方面，有學者呼吁應正視韓流在全球傳播中可能引發的文化壓迫或誤讀，例如韓國媒體《Idology》編輯長李東鎮就指出，“韓國文化工業輸出的快步調，與社會內部文化反思的遲滯之間，存在結構性張力。”另一方面也有聲音表示，現有的文化挪用框架本身深受“歐美中心主義”影響，某些審判標準并未真正考慮亞洲文化自身的復雜性與互動邏輯。

不同立場的共存也正說明，K-Pop引發的爭議不僅關乎藝人行為，更關乎整個文化產業與認知系統如何面向世界、面向多元。

摘下“K”，還是強化“K”？

眾所周知，在K-Pop的全球化路徑中，大量吸收了Hip-Hop、R&B、拉丁舞曲等具有鮮明族裔文化根源的流行風格，借此建立自身的“國際化”印象。但不能回避的是，這些元素在被引入K-Pop體系時，往往只保留了表層特征，例如節奏、造型、舞蹈元素和“態度感”，缺乏對歷史背景與社會語境的理解與交代。

以Hip-Hop為例，它本質上是一種植根于黑人社群抗爭經驗的文化形式，而在K-Pop中卻更多被當做“酷”、“街頭感”或“歐美范”的代名詞使用。類似的，拉丁音樂中的律動被提取用于打造性感氛圍，脫離了與地域、語言與族群身份的關聯，文化原型被扁平化為視覺標簽和舞臺效果。

而熱衷對異域文化的抽取與拼貼，雖然為K-Pop帶來風格上的多樣性，卻也使它難以跳脫文化拼貼所伴隨的殖民式觀看結構，陷入文化挪用的泥潭。

在更高層面的內容包裝與產業策略中，K-Pop近些年來也在有意模糊“韓國性”，比如通過引入外籍成員、合作國際制作團隊，將自己呈現為一個去地域化、跨文化邊界的全球流行產品形象。

這種“戰略性無國籍化”（statelessness）策略的出發點是商業上的普適性——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降低文化特異性所帶來的理解門檻，以期在更多文化環境中“被接受”。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文化包裝上的“去韓國化”過程。

但正如李東鎮所言，這種去本土化的包裝，并不意味著結構上的國際化。

盡管不斷吸收外部資源，但制作與主導權仍牢牢掌握在韓國本土產業體系內。敘事邏輯與價值框架高度韓國中心，形成一種看似去國籍，實則高度“K化”的文化結構。這也使得“K-Pop”在表面上實現了去國界傳播，實質上卻進一步加強了“K”作為全球流行文化符號的標簽權力。

大量吸收區域文化元素，統一納入“K風格”輸出的機制，也廣泛作用于亞洲內部。例如女團IVE在歌曲《HEYA》中大量使用中國傳統元素與文化圖騰，但這些元素表達淺顯、語境模糊，同樣引發了中國網友的強烈不滿。“東洋景觀”的建構，實際上是“K中心主義”的體現——它制造出一種由韓國主導的亞洲文化視覺景觀，卻缺乏明確來源說明，使得文化原貌被逐步邊緣化。

更微妙的是，K-Pop越來越在東亞流行文化中扮演“文化中轉站”的角色。比如糖葫蘆、麻辣燙等中國街頭飲食在通過韓流平臺傳播后，以“K-再定義”的方式被引入日本、東南亞，作為原文化產地的中國卻被繞開、削弱了。這種“韓流敘事”在強化“K”的話語權的同時，也模糊了原文化主體的能見度，形成了亞洲內部的文化挪用。

久而久之，這種模式把K-Pop推向一個矛盾的位置，既借力多元文化，又始終緊握“K”的主導權，則難免頻頻觸碰文化挪用的敏感線。

內容產業的“加速主義”更需要配合更有節制的文化倫理框架。被視為“全球化最成功案例”的K-Pop，在更密集地碰撞他者文化之后，需要的是理解“何為尊重”的能力。

文化借用未必是錯，但如果不能承認語境的存在，溝通的可能性就會被封死，無法跨越文化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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