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團長，首爾城頭插的是五星紅旗！”1951年1月4日清晨，韓國陸軍參謀部作戰室里，通信兵顫抖的匯報聲驚落了軍官手中的鉛筆。這個細節在韓國戰爭紀念館的檔案柜里躺了七十年，直到最近被媒體翻出來作為“韓軍英勇”的佐證。但若細究歷史經緯，這樣的敘事似乎刻意回避了更復雜的戰場真相。

1945年雅爾塔會議的分治方案，就像把一捆干柴擱在火爐邊。北緯38度線的劃定看似公平，實則完全忽視朝鮮半島的產業布局——北方的工業重鎮與南方的糧倉被迫割裂。更致命的是，美國軍政府在南方沿用日據時期的官僚系統，這相當于往剛結痂的傷口撒鹽。1948年李承晚率先宣布建國時，平壤方面甚至通過地下渠道傳來譏諷：“連漢城鐘路的報童都知道，南邊的政令出不了景福宮圍墻。”

當1950年6月25日硝煙驟起時，朝鮮人民軍的T-34坦克確實讓韓軍吃了苦頭。但韓國媒體至今不愿承認，最先突入首爾城區的其實是四野調撥給朝方的三個精銳師。這些從遼沈戰役血海中滾過來的老兵，穿著單薄的秋裝就敢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地里急行軍。釜山環形防御圈的戰報里反復出現“草鞋部隊”的稱謂，說的正是這些用腳板丈量朝鮮半島的中國軍人。

韓國國防研究院2019年解密的文件顯示，開戰前三個月韓軍陣亡率高達27%，但被俘記錄卻少得蹊蹺。有個戰例頗有意思：在春川阻擊戰中，某韓軍連隊全員戰至最后一人，陣地上的彈殼堆得能當掩體用。可翻開志愿軍38軍的作戰日志，當天記載的俘虜數量足有兩個排。這種數字游戲在停戰后的宣傳戰里屢見不鮮，就像韓國報紙總愛強調“我軍寧死不降”，卻對水原戰役中整建制逃亡的警備旅絕口不提。

不得不提的是，韓國人對“投降”的定義實在苛刻。按他們的標準，只有舉著白旗列隊走出戰壕才算投降，而戰場上失散被俘的統統歸入“失蹤人員”。這種統計魔術在1953年交換戰俘時鬧過笑話——韓方堅稱被俘官兵不足萬人，可板門店移交名單上赫然列著8343個韓軍名字，這還沒算上那些“被失蹤”的士兵。釜山戰俘營的炊事班長曾嘀咕：“每天要煮五十鍋飯才夠分，真不知哪來這么多‘失蹤人口’。”

韓國軍史專家金永浩在《被遺忘的冬季》里寫過個辛辣的對比：當美軍陸戰一師在長津湖裹著鴨絨睡袋時，志愿軍九兵團戰士正嚼著凍成冰坨的炒面。這種懸殊的后勤差距，反而襯托出韓軍某些說辭的荒誕。試想零下四十度的雪原上，饑寒交迫的士兵如何做到“無人投降”？倒是在鐵原阻擊戰期間，韓軍首都師有個排長帶著手下烤了志愿軍炊事班的地瓜，吃飽喝足后主動交槍——這種黑色幽默在戰場上司空見慣。

韓國電視臺去年重播的紀錄片里，反復使用“自由世界堡壘”的標簽。他們刻意忽略的是，1951年漢江大橋上的難民潮，有多少人是被南逃的軍政要員車隊擠落江中。首爾國立大學的口述史項目收錄過老裁縫崔大植的回憶：“中國兵進城時都在幫百姓修屋頂，反倒是‘國軍’撤退前搶走了我三匹綢緞。”這種民間記憶與官方敘事的割裂，恰似半島南北分界線的現實投影。

不可否認韓軍在局部戰場確有血性，比如白馬山戰役讓志愿軍38軍折損6700余人。但若把這種個案放大為整體形象，無異于管中窺豹。韓國戰爭紀念館的沙盤上，標注著137899個陣亡標識，卻對同樣數量的逃兵記錄諱莫如深。這種選擇性記憶，就像他們總強調“中國出動120萬大軍”，卻閉口不談蘇聯援助的米格戰機與喀秋莎火箭炮。

當我們在仁川港回望那場戰爭，最該記住的不是某方單方面的說辭，而是三八線上至今未拆的鐵絲網。韓國國防部2016年公布的修正數據顯示，戰爭期間約有23萬平民死于友軍炮火，這個數字比陣亡將士總數還多六成。或許正如退役將軍樸正勛在回憶錄里的感慨：“所謂英勇，不過是幸存者的特權；真正值得銘記的，是那些連名字都沒留下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