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在日本侵華日趨緊張的局勢之下，胡適在北京基督教兄弟會演講中稱：“中國歷史上那些成功議和的政治家仍被視為叛徒，秦檜與金人和談成功，給國家帶來了一百年的和平，但七百五十年來從未被原諒。”

這不是胡適第一次為秦檜喊冤了，早在1924年，他在《南宋初年的軍費》一文中已提出“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真冤枉也”的爭議觀點。

胡適這種論調在民國知識界并非孤例，錢玄同、周作人等也曾以“歷史研究”之名，試圖為秦檜“平反”。但翻開史書，秦檜的罪行鐵證如山：他構陷岳飛、簽訂《紹興和議》、推行特務統治、打壓主戰派，甚至被金國史料明確記載為“內應”。

胡適

為何一群標榜“理性”的民國知識分子，偏偏要替一個跪了八百年的奸臣翻案？這背后其實并不是簡單的歷史觀扭曲，而是一場披著學術外衣的投降主義預演。

我們中國人都清楚秦檜的惡行早已超越普通權臣范疇。

他提出的“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政策，本質是放棄中原領土，將北方難民送回金國統治區。宋高宗當場質問：“朕也是北人，該歸哪？”連偏安皇帝都無法忍受的賣國方案，卻被胡適稱為“務實”。

更諷刺的是，這位“和平締造者”在金國檔案中早有定論——1130年金國高層會議記錄顯示，秦檜被選中作為“內應”，任務是“促使南宋簽署和議，長期削弱其抵抗意志”。

秦檜掌權后，更是用行動證明自己無愧于金國“重托”。

他建立特務機構“皇城司”，在臨安布設密探，“小涉譏議即捕治”，連百姓串門都要提防告密。主戰派官員趙鼎被貶海南后絕食自盡，臨終前寫下“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用最后一口氣對抗秦檜的白色恐怖。

而岳飛之死更是秦檜“杰作”：他篡改前線戰報，扣押糧草，最終以“莫須有”罪名將這位收復襄陽、挺進朱仙鎮的名將縊死風波亭。金國將領得知岳飛死訊后舉杯相慶：“南朝無人矣！”

為秦檜翻案的聲音在南宋滅亡后基本微乎其微，但是在1930年代突然冒出很多相似言語。

胡適等人提出三大“依據”：一是稱秦檜“保全江南經濟”，二是強調他“結束戰爭苦難”，三是將其包裝成“現實主義者”。

這些論調刻意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1140年岳飛北伐時，金軍主力已在郾城潰敗，南宋完全具備收復中原的軍事實力。秦檜主導的《紹興和議》非但沒帶來和平，反而刺激金國在二十年后再度南侵。

九一八事變中的日軍

他們這些言論看似是歷史學術討論，實際上與當時的政治局勢緊密相連。

1930年代正值日本侵華加劇，胡適等人主張“中日親善”，在《獨立評論》發文稱“東北失地可仿宋金舊例暫交日本代管”。為秦檜翻案，實際上就是為對日妥協尋找歷史合法性，是一種投降主義。

這種投降主義“學術研究”很快得到呼應：周作人將岳飛貶為“軍閥”，錢玄同宣稱“主戰派誤國”，他們與后來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輿論造勢如出一轍。歷史學者黃仁宇曾尖銳指出：“當知識分子開始贊美跪著的人，往往預示著有人準備下跪。”

翻案派最擅長的伎倆是偷換概念。他們將“反戰”等同于“反侵略”，把“求和”美化為“止損”。但秦檜時代的南宋與民國有著本質區別：1138年南宋軍費占財政收入70%，百姓苦于重稅，主因正是秦檜為支付金國歲貢而橫征暴斂。所謂“和平換發展”完全是謊言——簽訂和議后，臨安城內“性產業、娛樂業興盛”，而邊境百姓“十戶九空”。這與胡適等人宣稱的“保全文化命脈”形成荒誕對照：當秦檜銷毀岳飛所有奏章、篡改史書時，南宋的文化脊梁早已折斷。

另一種常見話術是“歷史必然論”。翻案派宣稱“南宋注定打不過金國”，卻選擇性忽略1139年金國內亂、1140年岳飛北伐勢如破竹等關鍵轉折點。這種論調的本質，是用結果倒推過程，為失敗主義尋找借口。正如宋史專家鄧廣銘所言：“不是金國強到不可戰勝，而是秦檜們根本不想戰勝。”

這些民國大學者不是不知道秦檜沒有被冤枉，不是不知道歷史，而是為自己投降或者自己背后的人投降找理由，簡單來說就是，為奸臣翻案者，往往是在為自己鋪路。

影視劇滿江紅中秦檜形象

1935年周作人在《岳飛與秦檜》中寫道：“和議是不得已的救國之策”，此時距離他投靠日偽政權僅剩3年。錢玄同更直言“主戰者多愚忠”，他晚年就頻繁出入日軍控制的北平文化機構。胡適雖未公開投敵，卻與“低調俱樂部”成員過從甚密。這個由國民黨高層組成的秘密團體，主張“中國打不過日本，不如及早和談”。而且胡適的言論對當時抗戰的士氣有很大的打擊。

當秦檜的“務實”被包裝成“愛國”，妥協投降的邏輯便悄然合理化。汪精衛集團后來提出“曲線救國”時，其理論框架與胡適等人的“歷史研究”相似：先篡改歷史記憶，再瓦解抗爭意志，最終完成對侵略者的“合法性嫁接”。

秦檜跪像前香火不絕，是因為中國人懂得：有些罪不容翻案。1155年秦檜病逝時，臨安百姓恨不得“爭食其肉”，棺材要用鐵皮包裹防人掘墓。宋寧宗在岳飛平反詔書中寫道：“快敵人之陰謀，壞國家之長計”，這八個字同樣適用于所有翻案者。當胡適們把秦檜包裝成“理性務實”的典范時，他們真正推銷的，是一種閹割血性、消解抗爭的精神毒藥。

今天仍有人打著“還原歷史”旗號為秦檜開脫，其本質與1930年代的投降主義一脈相承。他們看不見楚州巷戰中“婦人女子挽賊俱溺于水”的血性，更不理解為何杭州百姓把油條叫作“油炸檜”。

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絕不容許用“學術多元”的名義篡改。秦檜可以病死在床榻上，但他的跪像必須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不是仇恨的延續，而是對底線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