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華野正式整編為三野，麾下的七、八、九、十這四個兵團也同時成立，不過，在四個兵團的人事安排上，卻出現了與兄弟部隊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以當時的一野、二野、四野乃至華北野戰軍為例子，兵團司令往往都是自身系統內最強之將，像一野的王震、許光達，二野的陳錫聯、陳賡和楊勇，以及四野的蕭勁光、程子華、劉亞樓和鄧華，均是各自系統里，能力拔尖、業務過硬者。

包括華北野戰軍也是這種情況，華北野戰軍原有18 、19、 20三個兵團，兵團司令分別為徐向前（后換成周士第）、楊得志和楊成武，這三位不管是作戰能力還是指揮能力，更是人皆嘆服的強中手。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兵團司令理應選本系統最強的，但在三野，并不是這個樣子。

一、并不是說選定的四位不強

先看當時三野的四大兵團司令員都是誰。

第七兵團王建安，第八兵團陳士榘，第九兵團宋時輪，第十兵團葉飛，這便是三野成立時四大兵團的司令員。

這四人，在資歷上確實是最優人選。

如王建安，出身紅四方面軍，抗戰期間曾擔任過山東軍區副司令員，是名副其實的大軍區領導人。

1943年后，王建安又任魯中軍區司令，相比于之前大軍區領導人的地位，這個魯中軍區司令員算是降了。

到抗戰勝利，王建安又在華野八縱司令政委一肩挑，還曾擔任過山東兵團的副司令。

而八兵團的陳士榘，同樣資歷頗深，抗戰時期的343旅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軍區參謀長，以及華野參謀長和陳唐兵團司令，另外淮海戰役最后階段粟裕病倒，也是陳士榘代為指揮的。

再然后就是宋時輪，他是山野的首任參謀長，還帶出了10縱這支英雄部隊。

最后就是葉飛了，如果說誰的資歷最沒有爭議，那一定是葉飛，葉飛自新四軍成立，就是團長之職，后又擔任過蘇北一縱的縱隊司令兼政委，以及蘇中軍區司令兼新四軍第1師師長，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后，更是出任了華野1兵團副司令職務。

因此，按照資歷去看，這四位出任兵團司令確實恰如其分，相比之下，能和這四位在資歷上比拼的，也就是許世友、王必成以及陶勇了。

不過，在華野整編為三野之際，許世友將軍為病后剛調任山東軍區，因此他就無法再競爭三野兵團司令，這也是個不小的遺憾。

而王必成和陶勇，這兩位在競選兵團司令時，確實有點委屈。

論戰績，王必成和陶勇與其他幾位不遑多讓，并且他們與葉飛這三位，是粟裕麾下赫赫有名的“葉王陶”組合。

說起“葉王陶”組合，曾經還發生過一件很有趣的小事。

上個世紀90年代，有研究黨史的同志去找葉飛上將了解資料，聊了一會就問葉將軍，說當初新四軍時是不是有一位叫“葉王陶”的猛將，跟著粟裕將軍沒少打勝仗，怎么現在沒人提起了？

葉飛聽完，先是愣了一會，然后哈哈大笑，告訴來人，這“葉王陶”可不是一個人，而是葉飛自己，以及王必成和陶勇。

葉飛不必多說，單來說說王必成和陶勇。

若論資歷，這二位與王、陳、宋、葉四人相比，有遜色但差的不多，且還是粟裕愛將，因此是有機會競爭一下兵團司令的，但之所沒有入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三野在考慮干部任命時，本著顧全大局所遵循的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叫做干部要來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要遵循這個原則，原因與三野的前身，也就是華東野戰軍的來源息息相關，

二、考慮到各方面的人事安排

眾所周知，華野的來源，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板塊，即新四軍和山東軍區部隊，這兩大板塊，組成了后來的華東野戰軍。

而華野成立時，麾下的一、四、六縱這三個王牌縱隊，便主要是由原來的新四軍一師（與六師合并后的一師）組成的。

再看山東軍區部隊，當初山東軍區下轄有魯南、魯中、濱海、膠東和渤海這幾個軍區，因此，山東軍區部隊也是由這幾個軍區的部隊組成的。

華野成立后，原魯南軍區出了一個三縱，原魯中軍區則出了八縱，此外，膠東軍區出了九縱和十三縱，渤海軍區則出了十縱。

正是因為組成的成分較多，因此在考慮兵團司令人選時，就必須考慮到平衡。

葉飛出自新四軍一師，且資歷夠格，能力更是不錯，所以他作為一師的代表擔任兵團司令，是理所應當的結果。

而王必成（曾任新四軍一師二旅旅長）和陶勇（曾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3縱司令員），與葉飛一樣，同出于一個系統，在葉飛已經出任兵團司令的情況下，他們二位自然就無法再擔此職了。

不僅是兵團司令職務，包括兵團政委，也是基于這個原則。

華野四大兵團政委，分別是譚啟龍（七兵團）、袁仲賢（八兵團）、郭化若（九兵團）以及韋國清（十兵團）。

這四人中，韋國清是原蘇北兵團司令員，因此當仁不讓的成為了新四軍二、四、七師的代表，出任兵團政委。

這么一來，新四軍這邊就基本考慮全面了，而山東軍區這邊，還有魯南和膠東需要考慮。

魯南的人選，按理說應該是原魯南軍區的兩位首長，即魯南軍區司令員張光中和政委王麓水，但這二位中，張光中將軍在三野整編時已經去了地方工作，王麓水則在解放戰爭初期便不幸犧牲，因此，曾任魯南軍區副司令員的郭化若便成為了魯南的代表，出任兵團政委。

而膠東這邊，代表自然應當是許世友將軍，但許將軍當時已經去了山東軍區，因此，曾是他副手的袁仲賢，就相對比較合適。

最后就是譚啟龍，其實當時有一位比譚啟龍更為合適出任兵團政委，那就是曾任蘇北兵團政委的陳丕顯，不過，陳丕顯與張光中一樣，重心也是在地方工作上，由于他不在野戰軍系統，自然便無法任兵團政委職務了。

而按照這個原則捋下來，王必成和陶勇未能入選兵團司令，也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

三、最委屈的猛將

最有資格但卻未入選三野四大兵團正職的，有許世友、王必成和陶勇這三位，而在三位中，最委屈的，既非許世友也不是王必成。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許世友將軍不委屈的原因倒不復雜，由于他在病后調任至山東軍區，因此也就只能與兵團正職遺憾錯過。

況且，許世友將軍后來又出任了南京軍區司令員，這也說明，當初中央對他是考慮更長遠的重用之意，所以在當時自然不會讓他束縛在一個兵團上。

而王必成這邊，除了出身系統因素外，還有一個原因。

王必成是粟裕麾下三大猛將之一，打起仗來沒的說，不然也不會有“葉王陶”的美譽，但如果細心的話就會發現，雖說他與葉飛、陶勇都長期跟隨粟裕征戰，但卻與葉、陶二人有一個小區別。

區別在哪里呢？就在“一肩挑”這三個字上。

早在抗戰時期，也就是葉飛擔任新新四軍第1師第1旅旅長時，他就是旅長政委一肩挑，到了華野成立后也是如此，他在擔任一縱司令員的同時，也擔任著縱隊政委。

而陶勇的情況也差不多，抗戰期間，他就是蘇浙軍區3縱的司令員兼政委，后來在華中野戰軍時，他則是8縱司令員兼政委。

能做到“一肩挑”的，實際上就是能力極強的證明，換句話說就是軍政皆優，比如彭老總，他在西野就長時間一身兼多職。

而王必成在這一點，比起葉、陶二位確實有些許遜色，因此，最委屈的自然也不是他，真正委屈的，正是陶勇。

論資歷，陶勇出身紅四，長征時轉入紅一，后又回到徐帥身邊工作，并且畢業于抗大，1939年時就已經是蘇皖支隊司令員。

而論戰績，在新四軍北上之后，除了宿北戰役未曾參加外，陶勇基本上是打了一個遍，由于指揮作戰英勇頑強，且經常身先士卒，被人贊為“拼命三郎”。

并且，他也是粟裕全心全意傳授用兵心得之人，甚至可以說，陶勇身上能看到不少粟裕的作風，尤其是直不藏私這方面，更是如粟裕將軍一般無二。

如此將才，在三野諸多將領之中，雖說不至于強人一頭，但名列前茅還是可以做到的。

只不過，兵團畢竟只有四個，干部人選也只能優中選優，再加上已經有葉飛將軍作為代表了，所以，陶勇便只能遺憾的不參與其中。

好在陶勇將軍擔任了兵團副司令，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投身于海軍建設之中，并出任了東海艦隊司令團和海軍副司令，也算是彌補了這一遺憾。